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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0 显然，这样一种人，即使有精力，也是不可能领导改革运动走向文明的，当然不可能。懒散、嫌麻烦、自我厌倦，这些使康纳利在1949年扼杀了《地平线》：“我们关上了对着贝德福广场的长窗户，电话拿走了，家具收藏起来，过期的杂志送进地下室，档案在尘土中腐烂。只有来稿还是源源不断地继续送来，就好像一个已经自杀了的人的牛奶。”康纳利最终同可怜的吉恩离婚，同一位知识分子的姘妇、美貌的芭芭拉·谢克尔顿结婚。但是这场婚姻（1950-1954）并不成功，两人都警惕地注视着对方，两人也都继承着托尔斯泰和索尼娅以及布卢姆斯伯里许多居民的传统，相互竞争着写日记，准备将来出版。这场婚姻破裂以后，康纳利向埃德蒙·威尔逊激烈地埋怨过谢克尔顿的日记，其中写到她同他的关系，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作为小说出现，而威尔逊记下他的话并说：“她把他的一部日记没收来藏了起来，其中他记下了他同她的关系，但是他知道藏在哪里，于是趁她不在，就破门而入，把日记拿回去了。”显然没有过这种事，因为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一本日记。但谢克尔顿的日记最终在1987年出版了，康纳利担心其中的内容是有理由的，它提供了一个怠惰的知识分子仰面而卧时的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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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2 比如，1950年10月8日，谢克尔顿写道：“（西里尔）又陷到床里去了，像一只死鹅，还穿着睡衣……他更深地陷进枕头，闭上眼睛，带着一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表情……1个小时后我进了卧室，西里尔还在躺着，闭着眼睛。”10月10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在盥洗室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时我在洗衣服。后来我进了卧室，发现他赤身站在那里，以一种失望的神情凝视着空中……我回到卧室，发现他继续向空中盯着看……我写了一封信回到卧室，他还在那里，背对房间，倚着窗框。”一年以后，1951年11月7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不愿下去吃饭，他躺在床上，嘴吮着被单的一角……他躺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折叠着的被单一头从他嘴里拖下来，像是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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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4 然而，这位文明的价值观的拥护者生下的是宽容的蛋，伊拉斯谟以同样的方式生下宗教改革[196]的蛋。不过孵蛋却是别人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因素，康纳利确实没有预见到，如果他预见到了，他会感到后悔的：这就是对暴力的崇拜。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暴力对某些知识分子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同希望得到激进的、绝对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我们怎么能解释托尔斯泰、罗素以及其他许多名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对暴力的兴趣呢？萨特也是，他迷恋暴力，在如同昏暗云层般的委婉词句的后面，暴力沾湿了他的手。正如他所说的：“年轻的时候，面对警察，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证明警察就是一种暴力，而且要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反对暴力。”后来，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的“直接行动”（即暴力），萨特说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党徒[197]）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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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6 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常常采用赞美“行动者”即实行暴力者的形式。墨索里尼在知识分子中间的追随者的数字令人吃惊，他们并不全都是意大利人。希特勒在攀登权力宝座的时候，他在校园里始终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对学生的竞选呼吁一般超出他在全体居民中的表演，他在教师和大学教授们中间的表演总是非常出色，许多知识分子被吸引进入纳粹党的较高层次，更多的人参加了冲锋队令人憎恶的暴行。比如在希特勒东欧“最后决战”的先锋部队4个机动杀伤营中，军官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就高得异乎寻常。比如指挥其中D营的奥托·奥兰道夫就从3所大学获得过学位，其中一个是法学博士。同样的，斯大林在他的时代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众多的赞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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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8 知识分子对暴力的鼓励或容忍，有时是一种典型的思维不严密的结果。奥登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诗歌《西班牙》发表于1937年3月，其中有一行是臭名昭著的：“有意识地接受这种犯罪：必要的杀人。”奥威尔总体上喜欢这首诗，但批评了这一行，因为只有对那些“杀人至多只是个字眼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奥登为这行诗辩护说：“如果有正义的战争这种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正义，杀人就是必要的了。”但是他又把“必要”一词去掉了。金斯利·马丁在第一次大战中曾在公谊会救护队服役，他退出了任何形式的实际暴力，有时在理论上又乱说一通，为暴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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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0 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对暴力事实并没有感到厌恶。诺曼·梅勒（1923-2007）的例子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在许多方面，他是我们正在考察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出身上流社会，是一个女性当家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宠爱他的女性小圈子的中心，其中有他的母亲范妮和她的许多姐妹。母亲的娘家谢奈德尔也很富有，她管理着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后来梅勒本人的姐妹也加入这个圈子。这男孩是模范的布鲁克林儿童，安静、得体，在班级里总是第一名，16岁进入哈佛大学。他的进步得到家中女性们热情的赞扬，“家里所有的女人都把诺曼看成猫咪”，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比阿特丽斯·西尔弗曼的评价，她还写道：“范妮不愿意她的小天才结婚。”“天才”是范妮嘴里提到梅勒时常用的一个词，有次梅勒出现在法庭中，她告诉记者：“我的孩子是个天才。”梅勒的几个妻子，或迟或早，都很不乐意地认识到有一个范妮总管。第三个妻子吉恩·坎贝尔夫人抱怨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同他母亲一道吃饭。”第四个妻子是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演员，她自称贝弗莉·本特利，她因为捏造反范妮的言论而受到严厉指责（甚至受到身体的攻击）。然而，这些妻子本身也是以成人代替了梅勒儿童时代的女性小圈子，因为梅勒同她们离婚以后，除了其中的一个，她们仍然全都同他保持着关系。他辩解说：“当你同一个女人离婚以后，那时友谊就开始了，因为其中无价值的性关系不再存在。”他总共有过6个妻子，同她们生下了8个孩子，第六个妻子诺里斯·丘奇和梅勒的长女同岁。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第四个妻子抱怨说：“我怀孕的时候，他弄到一个航空乘务员，我们的孩子带回家3天，他就开始干那种事。”他从一个女人转到另一个女人，使人强烈地想到罗素，而那种后宫般的气氛，又使人想起萨特。虽然梅勒出身的家庭具有女性当家的背景，但他具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是因为他妻子期望有个职业，梅勒就把她当作“处于发育阶段的妇女解放分子”而打发了。他抱怨第三个妻子说：“吉恩夫人放弃了1000万美元而嫁给了我，但她却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顿早餐。”至于他同第四个妻子关系的结束，是因为她同别人有私情。他的女人之一曾抱怨说：诺曼不愿意同有职业的妇女发生任何关系。1971年，V.S.普里契特[198]在评论梅勒的一本书时说，梅勒有这么多的妻子（到那时还只有4位），这一事实表明，他“显然对妇女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她们具有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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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2 梅勒和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第二个特点是自我宣传的天才，他的著名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的出色的推销，是由他的出版商拉因哈特所做的高度专业性的工作，是战后最费苦心、确实也是最成功的推销活动之一。活动一旦开始，梅勒就把他自己的公共关系——这在其后的30年中，都是一种奇迹，对一切人也都是一种警告——包括他的作品、众多妻子、离婚、他的观点、吵架以及政治活动，巧妙地编织成一件无缝的天衣，作为自己的广告。他是第一个有效地运用电视推销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值得回忆的、有时又是可怕的场景。他早就领会了电视对动作的胃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同仅仅是讲话正好相反，这样，他就沿着海明威已经在引导的方向，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物。设计出所有这些自我推销是为了什么呢？虚荣和利己主义。当然，也不能过于强调像托尔斯泰、罗素、萨特这些人的许多行为，用他们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就能准确地解释，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是非常理性化的。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世俗的目的：挣钱。梅勒大男子主义的爱好被证明是很费钱的，1979年他被第四个妻子带到法庭，他在申辩中说，他不可能每周付给她1000美元，他说他每周付给第二任妻子400美元，第五个妻子400美元，第六个妻子600美元。他有50万美元的债务，欠他的经纪人18.5万美元，没有付的税款80500美元，以至国内税务局对他的房产保留了10万美元的扣押权。他为自己做的这些广告显然是打算用来吸引读者的，做得非常漂亮。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他的长篇论文《性的囚徒》对女权主义进行了攻击，并作为他婚姻上的越轨行为的结果进行了详尽讨论，此文发表在1971年3月的《哈泼斯》上，这期杂志在书报摊上卖掉的份数，超过了它120年历史上的任何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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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4 然而，梅勒的自我推销也有个严肃的目的：推动一种思想，这成为统治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主题——人类需要抛弃某些限制自己发挥力量的约束；迄今为止，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把这种约束同文明等同起来——比如诗人叶芝就明确地把文明界定为“自我抑制的试验”。梅勒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有些时候，人身暴力对某些人也许并不是必要的或正义的吧？他通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到达这一立场。年轻的时候，他是个标准的共产党的同路人，194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为华莱士[199]写过18篇演说稿，但在1949年沃尔多夫代表大会上他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此后，他的政治观点，虽然有时只是反映出左翼自由派的看法，但变得更富有个性和独创性，特别是他的小说创作和新闻报道，引导着他去考察黑人的地位和美国西部地区生活中黑人文化的形式。欧文·豪的杂志《异议》在1957年夏季一期上发表了他的论文《白种黑人》，这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甚至是战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文中，他对年轻、自信、坚持自我权利的那些黑人的“嬉皮士[200]意识”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化的形式，他进行了解释，并为之辩护，这又促使了激进的白人采取这种“嬉皮士”态度。梅勒论证说，黑人文化有许多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应当去作仔细的考察，如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对生活的力量感，特别是暴力以至革命的作用。梅勒写道，想一想两个年轻人把一个糖果店主拷打致死的实际例子吧，其中就没有有价值的方面吗？“我所杀的不仅是一个50岁的弱者，也杀死了一种制度，我侵犯了私有财产，也同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把一种危险的因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既然狂热向内转，对于创造活动是一种危险，当暴力被使用、被具体化和得到发泄的时候，这本身不也是创造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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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6 这是第一次对个人暴力——作为同社会的“制度化的暴力”所对立的东西——做出认真的考察，并力图赋予其合法性的精心作品，它在某些地区引起了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豪后来自己承认他最好是删去关于糖果店主被杀的段落。这时，诺曼·波德霍雷茨[201]攻击它是“我所见到过的道德上最令人讨厌的观点之一”，它表明“嬉皮士主义思想会通向哪里”。但是大批的年轻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引导和理性化的说明。《白种黑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的证明文献，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属于文明行为的举止和态度，从理论上赋予正当性，也给西里尔·康纳利在10年前所提倡的宽容化的程序加上了重要的、也是有害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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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8 梅勒依据他的中心思想，通过他自己公开的和私下的行动，来强化和宣传它，使它具有了更大的影响。1960年7月23日，他因为在普洛温斯城的一家警察局吵闹而受审，被判犯有酗酒罪，但还不是“妨碍治安”罪。11月14日，他再次被控在百老汇一家俱乐部中有妨碍治安的行为。5天以后，他在纽约家中举行盛大招待会，宣布竞选纽约市长。到了半夜，当各种各样的客人，如贾森·爱泼斯坦和乔治·普利姆顿离开宴会的时候，他在寓所外面的街道上强忍着醉意，同他们打了起来。到凌晨4点30分，他从外面回来了，眼睛被打青，嘴唇肿着，衬衫上沾着血迹。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莫洛丝是一位有西班牙血统的秘鲁画家，有一次规劝他，他就拿出一把有2英寸半刀刃的铅笔刀刺进她的腹部和背部，一个伤口有3英寸深，她侥幸没有死。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是复杂的法律程序，阿黛尔拒绝签署诉状，诉讼1年后结束，梅勒被延期宣判和缓刑。他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内疚的色彩。在同麦克·华莱士的一次会见中，他说：“对于少年罪犯来说，小刀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是他的宝剑、是他的男子汉气概。”他还补充道，在中央公园应当有年度团伙比武。1961年2月6日，他在“犹太青年联盟诗歌中心”朗读他的诗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只要你用起一把刀/就留下了某种爱”；中心主任以“猥亵言论”为由赶紧打铃落幕。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梅勒总结说：“10年的愤怒使我这么做，做了以后我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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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0 梅勒还故意做出公开的努力，以推进反文化。一个被《白种黑人》所鼓励的青年国际党徒杰里·鲁宾策划了1965年3月2日在柏克莱举办的反越战集会。梅勒是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他说，林顿·约翰逊总统所说的“伟大社会”正在“从玩杂耍到拉大便”。他劝告2万名学生说，不要只是批评总统，而是要侮辱他，把他的相片倒过来贴在墙上。听众中有一位阿比·霍夫曼很快就成为反文化的高级宣教士，他说，梅勒表明了“不是把目标对准决议，而是对准做出决议的核心人物，这就能更有效地调节你的抗议情绪”。两年以后，即1967年10月21日，在五角大楼前的大游行中，梅勒扮演了一个显眼的角色，他用下流话来取悦和刺激无数的听众，他对他们说：“我们要去试一试，把它戳在政府的屁股上，正好是五角大楼的括约肌上。”他因此被逮捕，判刑入狱30天（缓期25天执行）。被释放后，他告诉新闻记者说：“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你们看，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焚烧在越南的基督徒的血和肉。”—他为自己的引喻辩护说，虽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同一位基督徒结婚了。这就是他的编号第四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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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2 实际上梅勒把嬉皮士的语言，即马路上的声音带进了政治，他在腐蚀政治家的神圣性，其中伴随着大量的做作。1968年5月，学生骚动的高峰期，一位作家在《乡村之声》上撰文分析梅勒的呼吁时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研究研究梅勒呢？这个梅勒，在运动发生之前他就宣传革命了，这个梅勒，他称L.B.J [202]是怪物，而计算尺般的自由主义者还在为他写作讲演稿。这个梅勒，他变成了黑人、变成了钱罐、变成了古巴、变成了暴力、变成了存在主义……而在C.赖特·米尔斯的眼睛里，新左派仍然是一阵闪光。”当梅勒确实在压低政治话语的调子时，并不清楚他是否在提高其内容。他对文学生活的影响与此类似，他和同行作家的争斗可以同易卜生、托尔斯泰、萨特、海明威相比，甚至超过他们，他私下里或公开地同威廉·斯蒂伦、詹姆斯·琼斯、考尔德·威林汉姆、詹姆斯·鲍德温、戈尔·维达尔[203]以及其他人争吵过。他也同海明威一样，有时争吵就变成暴力的形式。据说1956年他在斯蒂伦住房外面的花坛上打过架。他的敌手是本奈特·塞夫，梅勒对他说：“你不是个出版家，你是个牙医。”1971年，在一次狄克·凯维特的电视节目上，梅勒同戈尔·维达尔打耳光、撞头。在1977年的一次聚会上，有这样的记录：梅勒对维达尔说：“你看起来像个肮脏的犹太老头。”维达尔回答说“你看起来才像个肮脏的犹太老头”。梅勒把一杯饮料泼到维达尔的脸上，维达尔就咬梅勒的指头。在那次打耳光之后的一次电视辩论中，有《纽约客》驻巴黎记者、雍容华贵而又无辜的珍妮特·弗莱纳参加，辩论发展成为关于鸡奸的维达尔——梅勒式的怒气冲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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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4 弗莱纳：“哎呀，看在上帝的分上！”（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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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6 梅勒：“我知道你生活在法国多年，但是相信我，珍妮特，用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一个女人之中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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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8 弗莱纳：“那我就听着。”（更多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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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0 凯维特：“关于这个妙不可言的评论……我们就结束这个节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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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2 梅勒把宽容同暴力的交织概括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特征，他从他丑角式的行为中奇迹般地逃脱出来。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或容易恢复了。知识分子猛然离开旧式的乌托邦理论而转向新的、让人眼花缭乱而又越来越野蛮的享乐主义时，确实有一些可悲的伤亡者。1946年6月，当西里尔·康纳利发表他的宣言的时候，肯尼斯·皮科克·泰南刚在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过完第一年，他已成为当地知识分子社会中的领袖。4个月以后，新学期开始了，我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曾敬畏地目睹着他来到麦格德林的宿舍。我惊奇地注视着这个高个、漂亮而又女人气的青年，他淡黄色的鬈发，比尔兹莱[204]那样的颧骨，时髦地有点结巴，梅红色的外套，淡紫色的领巾，红宝石的图章戒指。我推着我唯一的学生用的普通皮箱，他的东西以及工读学生似乎把他的房子塞满了，他以一种平静而傲慢的威严指挥着这些工读生。他的一句话特别使我难忘：“伙计，那只箱子小心些，里面装的是贵重的衬衫。”并不是我一个人被这种精致的浮雕宝石般的表演所打动。1946年，泰南和我属于很少的几个直接来自中学的大学生，而大部分学生参加过战争，有些人已经得到了较高的军衔，并目睹过、也许是参加过骇人听闻的屠杀场面，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样的事。来自步兵卫队的粗壮的少校打仗打得沉默寡言，在柏林爆炸大火中杀死成千上万人的轰炸机驾驶员只是瞪眼看着，击沉过俾斯麦号的海军少校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泰南统治着他创造的舞台，他选择了最佳时间，气宇轩昂地走了过去，后面跟着他的那些辛辛苦苦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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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4 在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背后，有一个更奇怪的故事（虽然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它也许直接来自报纸专栏，但同麦格德林的毕业生、英雄人物奥斯卡·王尔德或康普顿·麦肯齐确实没有关系，而是来自阿诺德·本涅特[205]。泰南生平的全部事实都被他的第二任妻子卡萨琳仔细收集起来，发表在一部细致而悲伤的传记中，成为这类传记的典范。泰南在伯明翰出生（1927）和长大，进入本地著名的文法学校，在那里他十分活跃，扮演过《哈姆莱特》中的主角，获得半额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他认为自己是罗丝·泰南和一位布商彼得·泰南备受宠爱的独生子。他父亲每两个星期给他20英镑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事实上，泰南是个私生子，他父亲是本涅特所说的一张“纸牌”，过着双重生活，一个星期里有一半时间他是伯明翰的彼得·泰南，另一半时间里他身着燕尾服，戴大礼帽，套着灰鞋套，穿着手织丝衬衫，他是治安官彼得·皮科克爵士，一位成功的创业者，6次当选为沃林顿市长，他有一位皮科克夫人，还有许多小皮科克也安排得妥妥当当。直到1948年，泰南在牛津大学的生活结束时，这一骗局才被揭露。这时彼得爵士死了，在沃林顿的那个合法家庭突然义愤填膺地赶来，宣称具有处理遗体的权利，泰南眼泪汪汪的母亲被禁止参加葬礼。牛津的大学生突然发现自己是私生子，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麦格德林学院的另一个学生，被认为是男爵的爱德华·胡尔顿就是如此，他不得不把自己门牌上的“爵士”去掉——泰南对这件事的反应是，立即编造出一个故事：他的父亲是劳合·乔治[206]的财政顾问。不过这一发现还是给他造成很大伤害。他用“皮科克”作为他全名的中间部分。此外，他母亲由此产生的对儿子的犯罪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一开始她就过分地护卫和溺爱他；而他对待自己的母亲也总像是对待某种高级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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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6 泰南总是习惯于指挥周围的人，他具有大师的风格。有段时期，牛津严格执行布料的定量分配，他却穿得像个王子。除了梅红色的珍贵的衬衫外，他还有一件用红色丝线缝起来的斗篷。他的另外一套衣服是深绿色的，据说是用弹子球台的料子缝制的。他的绿色鞋子是小山羊皮做的，他用化妆品—“嘴的四周恰是一个小小的深红色的湖”。这样他就恢复了牛津在审美上的奢靡名声。在他整个一生中，总是轻易就成为城里被谈论最多的人物。他写作和演出戏剧，在大学生俱乐部里滔滔不绝地讲演，为杂志写作并做编辑，举办轰动一时的招待会，伦敦娱乐界的名流前来参加[207]。他有一个由年轻妇女和被人尊敬的绅士所组成的宫廷。他的模拟画像被嫉妒的纨绔子弟焚烧，他似乎把当时新出的畅销书《旧地重游》中的事件带给了生活，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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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8 此外，同所有那些在牛津引起一时轰动的人物相比，他实际上有所不同：他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成功，他写作戏剧和评论，他同亚利克·基尼斯[208]一道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伦敦最厚颜无耻的文字新闻记者，他的格言是“写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要纯粹的歪门邪道”。他把激励的标语钉在他的书桌上：“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他始终遵循着这些规定。这也很快给他带来了他所垂涎的一个职务—《标准晚报》的戏剧评论家，他可以卖弄一番了。过了一阵，他又在当时英国最好的报纸《观察家》弄到了一个更有影响的剧评家的位置，读者正如在麦格德林学院宿舍里的学生一样，瞪眼看着这个令人惊讶的非凡人物。他似乎懂得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使用着诸如贪得无厌、散兵游勇、兴奋异常之类的字眼。他成了伦敦戏剧界的强人，戏剧界人士面对着他，或是敬畏，或是恐惧，或是仇恨。他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炒热，制造出一个“愤怒的青年”的说法。他把英国介绍给布莱希特。尤其是他发起了一个强大的运动，给剧场提供补贴，这使布莱希特式的戏剧产生了影响。当英国的国家剧院建成以后，1963-1973年，他是第一位文学主管，并使其作品成为世界性的、不变的保留剧目，从而确定了这家剧场的地位。在他的统治期内，那里演出了79部戏剧，其中大部分出自他的意见，有一半作品风行一时，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他在美国也已经是著名人物，这要归功于1958-1960年间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些一流的评论。在国家剧院他确立了全球性的声誉。甚至20世纪60年代有段时期，他很可能比世界戏剧界任何其他人都更具影响力，而且正如我在本书里已经说过的，戏剧比任何其他艺术，最终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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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0 泰南也不是没有严肃的目的，同康纳利一样，他也同样是含糊地把享乐主义和宽容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愤怒的青年”的《宣言》（1957）中，他提出了一个经过认真考虑的目标说明，坚持认为，艺术不能不“公开表明见解，必须承担自己的义务”，但同样的，社会主义应当意味着“走向愉快的进步”，是“快乐的国际宣言”（当时是“快乐”被绑架之前的时代）。梅勒在这一年写作和出版了《白种黑人》，也部分地具有同样的目标，要打破舞台上和出版中的禁忌。在英国，对于铲除陈旧的，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审查制度，没有人发挥的作用有泰南那么大。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被一些更传统的政治态度所强化，虽然这些态度也有其宽容的方面。1960年，在使用了各种策略之后，他成功地把一个有4个字母的词[209]用进了《观察家》。第二年他在海德公园组织了一场支持卡斯特罗的示威，一些漂亮姑娘出场得分，助了他一臂之力。1965年11月13日，在BBC的深夜电视讽刺节目中，他用了“性交”一词，完成了他故意设计的自我宣传的杰作，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为这个国家中最声名狼藉的人物。1969年6月17日，他在普通舞台上表演了编排好的裸体，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哦，加尔各答！》。这部戏剧后来演遍全世界，总票房超过3.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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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2 然而泰南在消灭审查制度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他在1980年的最终死亡是由肺气肿引起的，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个虚弱的肺，而又经常吸烟，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法挽回地毁灭了自己的道德生命，他所做的只能称之为在性祭坛上的自我杀戮。他很早就开始了对性的迷恋，后来他声称11岁时开始手淫，并常常夸耀其中的乐趣。在生命走向结束的时候，他老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同性恋手淫”的正在消亡的类型。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尽力收集色情作品，在战争时期的伯明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他中学时代演出《哈姆莱特》时，他劝诱詹姆斯·阿盖特——他后来成为一位最重要的评论家，也是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为节目写一个通知。阿盖特写了，并邀请这个年轻人去他伦敦的寓所，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说：“你是同性恋吗？我的孩子。”“我恐怕不是。”“哎，我想，那样做也不关别人的事。”泰南说出了真相。他有时喜欢穿上妇女的服装，也并不特别去纠正一般人所认为的他是个同性恋者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他更容易接近妇女。不过他从来没有过同性恋的经验，正如他所说的，“甚至轻轻的触摸也没有过”。但是，他对施虐——受虐狂很感兴趣，阿盖特发现了这一点，把自己广泛收集色情作品的秘诀告诉了他，这使泰南的腐败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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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4 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货栈，过了一阵，他的各种各样的女房东，以及他的两任妻子凑巧都发现了它，都大吃一惊。奇怪的是，泰南从来不想费神去隐瞒他对性的兴趣，有时还公开宣布。有一次在牛津大学生俱乐部的辩论中他宣称：“我的主题是——在天色微明的时候，只要一条皮鞭。”他在牛津同一大批青年妇女有关系，他通常要求她们把内裤送给他，他就把这些内裤同他用来装饰墙壁的鞭子并排挂在一道。他喜欢风骚的犹太姑娘，特别是那些有个严厉的父亲，并常受到肉体惩罚的犹太姑娘。他对她们当中的一位说过：“严责”一词使“惩罚具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好情趣”，他补充说：“打屁股一词很有力量，具有恰如其分的中学女生的特色……性交就意味着打屁股，美就意味着屁股，并且总是意味着欲望。”他从来不指望他的两个妻子中谁肯做这种事，他把这些同享受犯罪感联系起来，是有罪的、邪恶的。但是他一旦成为戏剧界的强人以后，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无戏可演的女演员，她们得到他的某些帮助，就以同他配合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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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6 妇女对他的性虐待的不满还小一些，在这方面他只是采取了还算温和的形式，妇女们更加不满的是他的自大和专制。一位女子离开了他，因为她发现进饭店的时候，他总是阻拦她用镜子。另一位妇女说：“你一离开他，他心里就没有你了。”他对待妇女就如同对待他的物品。在许多方面，他具有愉快的天性，富有感受力和理解力，但他希望女人围绕着男人转，就如卫星围绕着行星转。他的第一任妻子艾兰·邓蒂有自己的雄心，她最终写了一部第一流的小说[210]，这引起了一次次激烈的、而不是舞台上的那种争吵，伴随着叫喊、摔东西，还骂出“我杀死你，你这个杂种”之类。对于婚姻方面的争吵，梅勒可不是个蹩脚的法官，他大大捧了泰南夫妇一番：“他们相互开火，你只要坐在那里喝彩，好像在看一场职业拳击比赛。”泰南保留着一种不合理的权力：他自己并不诚实，却期待配偶对他忠诚。有一次，他从他当时的情妇那里回到伦敦的寓所，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同一个裸体的男子正在厨房里。泰南认出他是一位诗人，也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制作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从卧室里抓起他的衣服投进了电梯井，平常他并没有这么勇敢。同第一任妻子离婚以后，他勾引凯思琳·盖茨离开丈夫与他同居，她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那位丈夫打破了泰南家的前门，泰南哆哆嗦嗦地躲在沙发后面。那位丈夫后来在汉姆普斯提德靠近凯思琳母亲家的地方抓到了他，在他躲进房子得到安全之前，发生了一场混战，泰南金色的头发——现在是灰色的了——被扯下了好些。第二任妻子继续说道：“肯[211]和我在我母亲家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偷偷溜进黑夜，在离路不远的地方，肯发誓说我们被人跟踪了，我们就爬进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那位丈夫就是泰南原先瞧不起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泰南不愿意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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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8 泰南的第二次婚姻同第一次一样破裂了，因为他坚持自己有绝对的性自由，却要求妻子忠诚。他同一位失业的女演员长期私通，并同她演出一套精心编造的施虐——受虐狂的幻想剧。他装扮成妇女，那个女演员扮成男人，有时还有一个妓女加入进来。他告诉凯思琳，他打算把这一套一个星期继续做两次，“虽然一切常识和理性，以及别人的好意和友谊都反对我这么做……但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情、我的需要……这完全是喜剧，也有点下流，但它如同传染病在袭击我，我除了发抖以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直到发作过去”。这已经够糟了，更糟糕的是，泰南决心把自己的专业放到一边，去做色情作家，而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早在1958年，他的约会簿上就有这样的字句：“写戏剧，写色情作品，写自传。”1964年，他同《花花公子》杂志有了关系，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要给这家杂志提供色情材料，但被拒绝了。泰南为《哦，加尔各答！》耀眼的成功所鼓舞，他似乎乐观地相信，他能把色情作品改造成为严肃的艺术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打算收罗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一部想入非非的手淫作品集，但是使他蒙受羞辱的是遭到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212]、贝克特和梅勒等人的断然拒绝。此后，他越来越陷入制作一部色情电影的计划，这件事旷日持久，但最终流产，原因只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筹集到资金。同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泰南并不贪婪，正好相反，他非常大方，甚至是不顾后果地大方，这是他和萨特相同的性格。他母亲死后，把已故的彼得爵士财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留给了他，他就尽可能快地把它花光。他漫不经心，在国家剧院的赢利极少，关于《哦，加尔各答！》，他签了一个愚蠢的合同，从这部戏剧极其成功的演出中他只得到25万美元。他一生最后的岁月中花了许多时间为一个计划筹集资金，他的比较聪明的朋友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是蔑视和失望。他对自己也有了怀疑，他在普鲁旺斯写信给凯思琳说：“我在这里弄出些色情作品，算什么呢？太丢人了。”在圣·特鲁培，他梦见一位裸体的姑娘，满身尘土和粪便，她的头发被剃光，头上钉着几十枚大头针。他写道：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害怕极了，旅馆庭院里的狗不知为什么突然叫了起来，据说人看不见的魔王经过时它们就这么叫”。泰南最后的岁月里，对性的迷恋和体质的虚弱构成了灾难性的对比。他的寡妻把这些讲述得非常动人，引得那些认识他、称赞他的人争相阅读，他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句：“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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