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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在广泛地传播，黑人自由主义者甚至比白人遭到更多的仇恨，正如他们中间的一位所抱怨的：“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自由，吉米总是让你感到你身上还是有些汤姆叔叔的成分。”20世纪60年代初，波德霍雷茨要求鲍德温对马尔科姆·艾克斯[220]和他的黑人穆斯林所煽动的新的黑人暴力活动进行调查，并允诺把他的调查结果在《评论》上发表。鲍德温去调查了，但是他以大得多的价钱把文稿卖给了《纽约客》。此文又加上他对青年时代所经历的种族歧视的描述，在1963年以书的形式出现，名为《下一次是火》。此书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中连续41个星期居于前五名，并被推广到全世界。从一个方面来说，它是梅勒《白种黑人》逻辑上的继承者，或许可以说没有《白种黑人》就没有它。不过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下一次是火》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因为这是一份声明，其作者是以种族为基础所构想出来的黑人民族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位黑人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他们都是在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化的话语模式中操作。鲍德温这时赋予他的愤怒一种正式的文学表达形式，把它固定化，捍卫它和宣传它。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造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上的不对称，没有一位白人知识分子会想到要宣称所有的白人都仇恨黑人，更不用说去捍卫这种仇恨了。而鲍德温现在却坚持说，黑人仇恨白人，他的著作还要表明，黑人的仇恨是正当的。这样，对于黑人种族主义迅速传播的新形式——它正在夺取全世界黑人社会的领导权——他从理智上证明了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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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是否真的相信黑人种族主义以及把种族分隔开来的看来无法沟通的裂缝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容易被人怀疑的。年轻时的詹姆斯·鲍德温会强烈地否定它，这同他的实际经历有所矛盾——这就是年长时的鲍德温要重写他个人历史的原因。这样，鲍德温最后20年的生活就是以一种虚伪，特别是以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混乱为基础的。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远离任何斗争，但是他的作品被他自己点燃的火所烧毁，失去了影响。他赖以生存下去的，是《下一次是火》的精神，这种精神强化了弗兰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所作的疯狂攻击以及萨特那些花言巧语的主旨；暴力是那些被种族、阶级或环境规定成为道德罪恶的牺牲品的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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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这里我们涉及知识分子生活中最关键的问题：对暴力的态度。这是一道栅栏，多数世俗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不是和平主义者，在这里都迟疑不决，变得前后不一——确实是完全失去条理。他们在理论上，正如他们在逻辑上，必然会谴责暴力，因为暴力是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对立的；但是在实践上，他们不时发现自己是赞同暴力的——这可以称之为“必要屠杀综合征”—或者是赞成他们所同情的人使用暴力。其余的知识分子，当他们面对着他们希望维护的人在实施暴力的事实，就通过一通巧妙的论证，把道德责任推给了他们希望攻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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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巧的另一位著名的实践者是语言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他方面，他更多的是个旧式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新式的享乐主义者。他于1928年12月生于费城，在许多最重要的大学，诸如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成为经济方面的名家。也是在梅勒出版《白种黑人》的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了题为《句法结构》的巨著，对于一个从古代延续至今的争论，即我们如何得到知识，特别是如何获得如此之多的知识，这本著作做出了高度独创性的、在当时是决定性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说的：“人们同世界的接触是短暂的、个别的和有限的，然而他们怎么能够懂得那么多的东西？”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理论是人生来具有理念，如柏拉图在《梅诺》[221]中说：“人并不知道他有同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有关的真正的知识。”精神最重要的内容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虽然需要外部的刺激或经验作用于感觉，才能把这种知识带入意识。笛卡尔认为，这种直觉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更可靠，任何人生来都有它的残留部分，虽然只有那些最爱思考的人才意识到它的丰富的潜能。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大多采取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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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由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教导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它认为，肉体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而人心生来就是一张白纸，精神的一切特性都要通过经验获得。这些观点一般都有着高度完美的形式，通常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因其文化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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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句法的研究——句法是制约词和声音的排列以形成句子的原则——使他发现了所谓的“语言普遍律”。世界上语言的差异，比它们表面上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为一切语言都共享语言普遍律，它决定了句子的等级结构。他以及后来他的门徒所研究的一切语言都符合这一模式，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句法是直觉的，它固定不变的规则深入于人类的意识，它们必定是遗传学上的继承的结果，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而非习得的。乔姆斯基对他的语言学资料的解释也许并不正确，但迄今为止又似乎是唯一有道理的解释，这一解释也把他坚定地置于“笛卡尔阵营”或“大陆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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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知识分子中，不仅是在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使乔姆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人，就如罗素发表了关于数学原理的作品以后，以及萨特把存在主义通俗化以后所得到的那样。成为这种名人的诱惑使他们把从自己学科得到的名声作为资本，获得一个就公众问题宣传自己观点的舞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素和萨特都不能抵抗这种诱惑，乔姆斯基也是如此。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知识分子越来越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时暴力的日益升级所激怒，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知识分子为了得到种族的平等或殖民地的解放，越来越愿意接受使用暴力，甚至是通过信仰太平盛世的恐怖集团；而当他们发现西方的一个民主政府为了保护3个小国免受一个专制政权的占领而使用暴力时，就如此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知识分子提供的解释是，他们一方面反对“制度化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在证明个体的、私人的反抗暴力的正义性（同一理论还有许多变种），认为这样解释就够了。对于乔姆斯基，这些解释确实足够了，他成了并一直是知识分子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最重要的一位批评者，他从解释人类如何获得使用语言的能力，转而建议他们如何实施语言的地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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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从自己的学科——在那里他们被公认为大师——转向公众事务。在这里，可以说他们听取意见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更大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的转向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他们总是宣称他们的特殊知识使他们的观察更富价值。毫无疑问，罗素认为他在哲学上的技能对人类许多问题的建议都是值得注意的——乔姆斯基在他1971年的“罗素讲座”中表示赞同这种主张；萨特说，存在主义同“冷战”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答复；乔姆斯基则得出结论说，他关于语言普遍律的作品本身，就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不道德的主要证据。怎么得出这一结论呢？乔姆斯基论证说，这依赖于你接受哪一种知识理论，如果人心生来确实是一张白纸，那么人们现在同过去一样，如同是一块块黏土，可以把它塑造成我们喜欢的任何形状。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政权、公司经理、专家治国论者或“中央委员会”进行他所谓的“行为规范”的适合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男男女女具有一种天生的心理结构，对文化和社会的模式有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模式对于他们是“自然的”，那么国家的种种努力最终必然失败，但在失败的过程中，它们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并包含着可怕的残酷性。美国企图把它的意愿和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特定模式强加在印度支那人民的身上，就是这种残酷性的一种恶劣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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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需要特别的“刚愎自用”，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经历的人，都可悲地感到熟悉。乔姆斯基的论证，从天生的结构开始，如果它有根据的话，完全可以说，它构成了对任何一种社会工程的总辩驳。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工程确实已经成为明显的骗局和现代史上最大的祸害。在20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其他地方，它已经杀死了千百万无辜的人，但是这种社会工程，包括它的全部错误，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一直信奉的最后一件事。正好相反。社会工程是相信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他们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独自的理性的光芒重新塑造世界。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权利。卢梭是其先行者。极权主义是历史上有关社会工程的最长的一次试验，由于它缺少成功，确实证明了乔姆斯基的总辩驳。虽然所有社会工程的方案都由专制或极权的政府实施，但它们起初都是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种族隔离，就是在斯泰隆布希大学[222]的社会心理学系中，详细地设计出其现代形式。在非洲其他地方，类似的制度——比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223]、加纳的“良心运动”、塞内加尔的“非洲自豪”运动、“赞比亚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在本地大学的政治系或社会学系中炮制出来的。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虽然也许是轻率的，后来又是十分愚蠢地进行下去，但其最初的意图正是为了把那里的人民从社会工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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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却无视这类讨论，对于极权主义压制或改变人的天性的企图，他显得毫无兴趣。他论证说，同专制暴政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放任主义的状态，也应当反对，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它们必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提供了一种强迫因素，这同样是对自我完成的否定。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本主义自由派在对一个小国的人民进行压迫，这些人民正力图表明自己天生的强烈要求。当然，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时也无比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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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最初有着坚定的决心，要确保民主社会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而这一决心的改变，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美国军队撤出以后，正如那些支持美国干预的人一直预言的，社会的工程师们就进来了，其后就真诚地开始了那些难以言述的暴行。美国军队撤出的直接后果，是在1975年的柬埔寨产生了这个充满惊人罪行的世纪里的最大的罪行之一。一群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接受过教育，如今控制着一支可怕的军队，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残酷无情的社会工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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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这种暴行的反应是颇有教益的，这是一种复杂的歪曲，其中包含许多以晦涩的笔墨所做的捏造。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作详尽的考察，但是实质却非常简单：照乔姆斯基的定义——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形而上的事实——美国是印度支那的恶棍，因此根本不能承认柬埔寨发生过大屠杀，直至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表明美国要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些大屠杀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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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乔姆斯基和他的同伙的反应就经过了4个阶段：（1）从来没有过大屠杀，这是西方宣传机关的捏造；（2）也许有过小规模的杀人，但是“柬埔寨的痛苦被玩世不恭的西方人道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不顾一切、急于克服越南综合征”；（3）杀人比最初想象的规模更大，这是美国的战争罪行使农民变得野蛮的结果；（4）乔姆斯基最终被迫引用“少数几个权威的柬埔寨学者之一”的话，这些学者巧妙地改变了材料排列的次序，以证明最恶劣的大屠杀不是发生在1975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中期，所以发生是由于“传统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反对越南人的原因”，这时的统治政权成为“极端沙文主义的贫苦农民的民粹主义的工具”。它“最终”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批准。中央情报局就从出于宣传的目的对大屠杀进行夸张，进而实际上犯了屠杀罪。简而言之，波尔布特的罪行正是美国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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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主要注意力从越南转向尼加拉瓜，但他已经完全不准备同那些富有理性的人们进行严肃的争论了，他在重复着罗素和萨特的悲剧模式。又是一位似乎曾高踞于同伴之上的知识分子，沉重而缓慢地进入极端主义的荒原，正如老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时那样，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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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大约是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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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读者自己会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20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提防知识分子的委员会、讨论会和联盟，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他们对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断不要看得很认真，因为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和没有信仰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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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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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是我同3位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集体成果，我翻译本书的2、10、11、12篇，她们所做的工作是（以拼音为序）孟冰纯译6、8、9篇，施敏译1、5、7篇，赵育春译3、4篇。她们的译文均由我校阅定稿，译责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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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牵涉到大量背景材料，而且范围极广，这就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查对各种资料，但错漏恐怕还是难免，请读者诸君指正。原著有几百条尾注用于注明资料出处，这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为了节省篇幅而予删除；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另外加了一些脚注，其中取自原著的均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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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杨莉馨正在美国访学，她帮我查找到国外对本书的一些评论，我在此一并向她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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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 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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