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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却无视这类讨论，对于极权主义压制或改变人的天性的企图，他显得毫无兴趣。他论证说，同专制暴政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放任主义的状态，也应当反对，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它们必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提供了一种强迫因素，这同样是对自我完成的否定。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本主义自由派在对一个小国的人民进行压迫，这些人民正力图表明自己天生的强烈要求。当然，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时也无比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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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最初有着坚定的决心，要确保民主社会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而这一决心的改变，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美国军队撤出以后，正如那些支持美国干预的人一直预言的，社会的工程师们就进来了，其后就真诚地开始了那些难以言述的暴行。美国军队撤出的直接后果，是在1975年的柬埔寨产生了这个充满惊人罪行的世纪里的最大的罪行之一。一群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接受过教育，如今控制着一支可怕的军队，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残酷无情的社会工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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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这种暴行的反应是颇有教益的，这是一种复杂的歪曲，其中包含许多以晦涩的笔墨所做的捏造。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作详尽的考察，但是实质却非常简单：照乔姆斯基的定义——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形而上的事实——美国是印度支那的恶棍，因此根本不能承认柬埔寨发生过大屠杀，直至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表明美国要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些大屠杀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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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乔姆斯基和他的同伙的反应就经过了4个阶段：（1）从来没有过大屠杀，这是西方宣传机关的捏造；（2）也许有过小规模的杀人，但是“柬埔寨的痛苦被玩世不恭的西方人道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不顾一切、急于克服越南综合征”；（3）杀人比最初想象的规模更大，这是美国的战争罪行使农民变得野蛮的结果；（4）乔姆斯基最终被迫引用“少数几个权威的柬埔寨学者之一”的话，这些学者巧妙地改变了材料排列的次序，以证明最恶劣的大屠杀不是发生在1975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中期，所以发生是由于“传统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反对越南人的原因”，这时的统治政权成为“极端沙文主义的贫苦农民的民粹主义的工具”。它“最终”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批准。中央情报局就从出于宣传的目的对大屠杀进行夸张，进而实际上犯了屠杀罪。简而言之，波尔布特的罪行正是美国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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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主要注意力从越南转向尼加拉瓜，但他已经完全不准备同那些富有理性的人们进行严肃的争论了，他在重复着罗素和萨特的悲剧模式。又是一位似乎曾高踞于同伴之上的知识分子，沉重而缓慢地进入极端主义的荒原，正如老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时那样，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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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大约是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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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读者自己会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20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提防知识分子的委员会、讨论会和联盟，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他们对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断不要看得很认真，因为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和没有信仰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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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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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是我同3位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集体成果，我翻译本书的2、10、11、12篇，她们所做的工作是（以拼音为序）孟冰纯译6、8、9篇，施敏译1、5、7篇，赵育春译3、4篇。她们的译文均由我校阅定稿，译责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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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牵涉到大量背景材料，而且范围极广，这就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查对各种资料，但错漏恐怕还是难免，请读者诸君指正。原著有几百条尾注用于注明资料出处，这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为了节省篇幅而予删除；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另外加了一些脚注，其中取自原著的均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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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杨莉馨正在美国访学，她帮我查找到国外对本书的一些评论，我在此一并向她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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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 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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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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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远，也可译为“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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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愤怒的青年，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一批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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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里克（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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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瑟·凯斯特勒（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共产党员，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代表作为《中午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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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话语，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为特点的宣传语言。（出自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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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伊拉斯谟和约翰·科利特（1467-1519），英国神学家，伦敦圣保罗学校创建人，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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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圣托马斯·贝克特（1118-1170），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枢密大臣，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反对亨利二世控制教会事务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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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即《俄狄浦斯王》或《肿腿的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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