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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的霸权是短暂的，充其量是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特征之一。当时，全世界刚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成本最高且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美国经济则相对处于超卓的地位。与此同时，相对较少的国家接受美国的霸权，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的来源。诚然，西欧和日本的迅速恢复，以及其后环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贷款和市场。但是，这一成功却使美国的霸权显得多余。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早在1963年便走到了尽头，时至20世纪70年代无疑已成为历史。[5]美国人总是说服自己相信，美国的霸权依然充满了生机和善意。例如，美国的决策者、智库分析员和学者都曾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并将美国的霸权描述为符合西方的共同利益。随着冷战的终结与苏联解体，借用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美国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国家”[6]。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连任总统的辩论之前，也会说出与之类似的话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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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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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其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而美国的霸权在此期间则遭到了侵蚀。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战后的世界所经历的运动和发展，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崛起，美国能行使的控制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美国曾试图维持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并力图阻止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由此不仅令美国的形象暗淡无光，而且宣扬了美国的无能。美元的下跌又加速了这一颓势。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执着于霸权，未能有效地加以调整以适应现实。美国的愿望不切实际且适得其反。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自我形象和目标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感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尽管美国拥有超凡的军事、经济力量，可是它却愈发难以令其他国家就范。能够证明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伊拉克问题为例，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宣称，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意愿的联盟”。但是，实际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遭到其部分最亲密盟友的反对，而且支持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家也变少了。在贸易领域，美国寻求与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个关键性的共识，即如何应对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却同样遭到了亚洲与欧洲国家的断然拒绝。我们会在本书中加以说明，美国是如何试图塑造与经营全球化这一当代首要的经济发展，并以失败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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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童话人物爱丽丝（Alice）(1)的话，我们的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奇怪”。尽管美国的霸权已逝去了一段时间，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依旧相信美国的霸权还存在。他们时不时地担忧，美国的霸权即将逝去。在冷战后，人所共知的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宣称，期待已久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2)与克劳萨默志趣相投的现实主义者预测，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的霸权依然不会受到直接的挑战。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担忧美国会面临的直接威胁。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运营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简称Stratfor），出版了一份同名的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通讯，该通讯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广泛阅读。据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与日本开战。[8]在现实主义者之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其中，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美国有必要减少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的承诺，不过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其他国家萌生出对昔日美国霸权的眷恋。相比之下，有的现实主义者显得更为乐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主张，美国可以巧妙地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并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9]对于多数现实主义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将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意料中的挑战。有人认为，这样的权力转移几乎无疑会导致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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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主义者相同，自由主义者的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采用理性主义的路径，却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他们都将国家视为主要的行为体，其研究计划关注美国的霸权；在分析路径上，他们都将霸权的不同职能融为一体。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分歧在于美国霸权的形式与存续时间，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加以探讨。不过，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美国霸权的预期是乐观的，即美国霸权能通过某种形式存续下去。与现实主义者相似，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切的是，假如全球体系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将会变得动荡，并会爆发更多的战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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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将霸权框定为一个权力问题。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假定，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构成了权力，而权力则会转化为影响力。这些范畴之间的关联，更多地表现为间接、难以处理的形式。我们认为，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还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实质，譬如国家如何发展与运用其能力。也许，解释这个政治真理的最好的图解，就是美国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核武器库案例。两国的这些核武器及其投放系统价值不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用。因为，设计这些核武器的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将其投入全面战争——这将等同于美苏相互进行自杀性攻击，也可能波及到全球范围。为了遏制对方，这些核武器便成为了美苏冲突的理由。[12]对苏联而言，核武器库与常规部队是其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王牌。在经济停滞的情境下，过度的军事开支通常被诠释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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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核武器以往起到过实施威胁的作用，那么核武器现在则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实施可信的威胁。常规部队的使用也愈发受到限制。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人们愈发不愿受制于别国。越南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谁更能忍受痛苦”的竞争，而卷入其中的外国则注定会落败。军事力量依托的机制是有能力向对方施加痛苦。只要较弱的一方能够承受痛苦，那么这种施加痛苦的能力就会被较弱的一方抵消掉。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开辟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美国历届政府反复利用其更为强大的实力，单方面违背与墨西哥的协议，导致了墨西哥的反抗。因此，美国需要与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因为新的协议能让美国从墨西哥那里少获得一些权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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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权力直接转换成影响力，就得依靠“软硬兼施”的战略。这样的战略，即便成功也会消耗美国的资源，而且其能奏效也仅限于必需的贿赂与威胁仍然可行且有效之时。通常情况下，“软硬兼施”是失败的战略。英美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当赤裸裸的权力被单纯地运用于政治时，它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与当前盛行的规范、实践格格不入。这侵蚀而非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参照多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是反常的现象。假如有一种路径，能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解出来，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影响力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那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不会被视为反常现象了。这种转变，必然会将影响力的研究植根于共享的话语。这是基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其书中的“比希莫斯”（Behemoth）(3)这一巨兽的解读，即“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与信仰，强者的权力便会失去根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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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影响力取决于劝说。影响力可以劝说别人，令其确信，做你要做的事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劝说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令人满意的实践。当劝说发挥效力时，有助于构建共同的身份认同，使未来的合作与劝说更有希望。这样的影响力也得益于物质能力，但是，它不属于物质能力的职能之一。影响力不仅受制于共同的目标，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政治才能。影响力还取决于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与目标国之间的共同话语、倡导基于先例的政策、有意愿让他人一同塑造和实施倡议等。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军事能力，这是一种用于获取影响力的原材料。至于“影响力”，我们的界定是：一种劝说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劝说他人不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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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霸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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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权力时，会忽视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式。即便如此，霸权依然有助于洞悉国际体系的这些变化。本节要解析霸权这一概念。我们要界定人们试想中的霸权通过哪些方式稳定全球秩序，继而分解霸权的这些职能，尝试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霸权的这些职能。我们确信，这么做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显得尤为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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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首要责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塑造全球性机构或特定联盟的政策议程的能力。[15]它需要知识以及熟练运用适当的话语。[16]此外，还要知晓其他行为体如何界定自身的利益，了解它们把什么界定为问题，以及它们认为怎样的回应才是恰当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权力（material power），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劝说，而非胁迫。建构主义者认为，要想最为有效地践行劝说，就要通过议程设置与呼吁共享规范来塑造政策辩论。权力的确很重要，但是，对权力的理解应当根植于制度与规范的结构。规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能力。在这个许多重要议程均为多边议程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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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管理。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这一职能主要是监管性质的（custodial）。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一术语的含义，探究谁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这一职能被发挥得多好。首要的是，监管需要借助市场信号（市场参与者之间有意或无意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不同领域的政府间谈判来进行风险管理。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创立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监管的意图在于，稳定和巩固全球经济体系的职能。[17]这一构想已成为金德尔伯格之后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因为他们试图证明，延续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全球性的需求。不过，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忽视了这样一个证据：美国愿意违背，或是愈发无法行使霸权的这些职能。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忽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监管者的执行力正在降低这一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霸权国的理解却延展至涵盖其他额外的职能，诸如提供自由、多边的贸易规则，赞助国际机构，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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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能是执行全球性的倡议，我们称之为“赞助”。赞助最终取决于能力，而能力可能是基于军事、经济或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可以反映出，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眼中，建立国际制度、维护国际机制、执行全球法规或规范的基本要点是什么。然而，我们认为，对于有效的“赞助”而言，物质资源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赞助要变得有效，就需要对话、谈判，并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机制作为平台。首先，赞助需要商定目标与进程，才能赋予倡议以合法性，并实现责任的分工。“赞助”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界定的“领导”。赞助既非单边主义，也不等同于传统的多边论坛或联盟中的“同侪之首”。其实，赞助需要一种聆听的能力，而后通过选择性的意愿，运用各种能力来实现一致认同且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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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霸权的这三种职能，需要因情势而定的影响力，而不是草率地使用权力。这三种职能的应用，已日益扩散到各个国家之间，而不再集中于一个霸权国。霸权的这些职能是由多个国家行使的，有时国家还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才能行使这些职能。全球治理的施行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构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西欧国家为了扩展其规范的影响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推动议程并使其超越传统的范畴。这些议程包括：环境与人权的倡议，安全问题与公司规章制度等。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承担起监管的作用。尽管中国在扮演发挥监管作用的角色中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新重商主义，或者崛起中的军事大国。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获得两党支持的赞助战略，与之并行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领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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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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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断言，国际关系理论就其目标而言，应具有变革性，不能局限于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或是便于决策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内行事。国际关系理论应启发决策者，令其意识到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并为其描绘运用权力和影响力来实现积极变化的方式。我们合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重构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并详尽阐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同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同且复杂的角色，并论述了这种分化现象中一些最为重要的启示。我们研究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及其在如此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或者可能在近十年中面对的关键问题，继而对美国应当扮演的角色加以考量。我们力求为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实践研究作出相关的理论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我们所强调的影响力的来源与实践，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看来，影响力更有助于洞悉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关键的国家如何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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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挑战是应对中国在权力方面的明显崛起。这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有可能因此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但是，美中两国均有强大的力量，并将对方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必须加以约束。它们的“卡桑德拉式”（Cassandra-like）(4)的警告因“极难对付的形象”而加强，所谓“极难对付的形象”源于两国分析对方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常用的概念基础与最坏情况分析。[19]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一项对报纸、期刊、学位论文、商业出版物的文章、书评、书籍和电子书检索的研究，共检索到192 532项相关的参考文献。另一项更为精确的检索中，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为检索项，获得69 141项检索结果，仅2011年就有3 201项之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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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上述这些理念是不恰当的，并提出新的理念加以替代。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诸多论述，我们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已承担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倘若中美两国能拥有更好的概念性的参考框架，那么两国关系就可能以一种明智、成功的方式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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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与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时常援引的框架是不恰当的。有一种传统观点，强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或者强调美国通过原始的权力手段来利用其市场准入的杠杆。我们反对这样的传统观点。[21]与之相反，我们主张，假如参照之前界定的霸权的三个职能（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便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每种职能的成败取决于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这三个领域中，影响力是微妙且依情境而定的。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的目的是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更多地关注相互可接受的目标，而非能力。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性词汇，借此考量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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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概念在对外关系中究竟有多么的重要。直至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问世，世人才意识到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这使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博弈。换言之，任何一国财富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其他国家在财富上的减损。[22]当政治精英们了解到，分工能够增加财富的总量，机械能和规模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就变得引人瞩目，并被视为另一种产生财富的手段。尽管分工带来的贸易、投资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能够阻止战争，但是，它或多或少地终止了当时为了强化物质优势而发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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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领域，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依靠的是威慑，它更确信威慑是应对咄咄逼人的对手的一种适当的战略。国际关系学者发展了威慑理论，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凭据。虽然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不恰当地套用了理性主义的框架，即假定领导人在行动之前，会认真地计算成本。领导人的偏好会被改变，而且其偏好显见于外部的行为体。此外，他们还假设，影响领导人偏好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威慑所试图阻止的行为的预期成本。上述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成立的。冷战前、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的领导人，均会在国外、国内问题的合力影响下挑战其对手。当这种挑战被视为必要之举时，领导人便坚信自己会成功，继而误读、敷衍搪塞或完全拒绝接受相反的论据。当领导人被对手威胁时，他们经常会重构问题，其目的在于，不向对手屈服，同时表现出，它们不向对手屈服的决心比任何受到威胁的利益更为重要。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中，威慑战略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武器集结、前沿部署，以及好战的言辞。在这一战略的意料之外，挑起了一些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此类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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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性框架，决定了我们所界定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适合的回应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书旨在提出一种更精致的框架来考量这个世界。该框架专注于影响力，而非权力。我们的框架较为简约，但其实质则具有普遍性，其应用必须取决于情境。该框架符合修昔底德与摩根索的理论传统，即试图从某个问题切入，再帮助学者与决策者解决问题，并将一般性的见解与具体的情境知识结合起来。大体而言，我们将自己的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与中国、欧洲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全球各区域内及区域间为了经营愈发密切的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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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二章，我们阐发了对影响力的构想。考量了物质能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这两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与重要区别。我们强调权力和影响力的其他来源，它们不依赖，或者说，至少不是直接依赖于物质能力。本书强调价值观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路径是属于建构主义的。但是，我们并未忽略物质能力、战略思想或战略实施。本书仔细区分了我们的构想的普遍适用性及其与情境相关的应用。本书要说明的是，如何将我们的构想用于理解全球化、金融危机以及保护平民，并使之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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