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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注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因而主张鼓励中国接受当前基于规则的机制体系，而这一体系是由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构的。尽管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方式不同，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全球体系的演进路径与历史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构想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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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权力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在修辞上承认，法律、规范和规则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可是，在他们的分析中，诸如文化、合法性或信誉等概念却极少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把这些概念归诸全球政治动态中不足称道的范畴。例如，对他们而言，议程设置纯粹是最强大者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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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与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即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动力。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基于其本土文化及可用资源，并将物质权力、社会权力中的元素以不同形式组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有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义自身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最为适宜的方式。我们主张，传统的“权力”观念是指望不上的。根据物质和社会权力的不同配置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大国的目标，尤其是在一个大国间常规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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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见解，我们关注中国、欧洲和美国在界定和追求其各自利益时存在明显差异的方式。在20世纪，欧洲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因此欧洲已集体舍弃了成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意愿。欧洲偏向于运用其丰沛的社会权力和有限的军事能力，集中于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议程设置。在这本书中，我们展示了欧洲在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与人权）所做努力的范畴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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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其合法性却逐渐被削弱。此后，美国开始寻求一种赞助战略（strategy of sponsorship），该战略时常与较为传统的战略（例如通过领导获取霸权）并行。在这一新颖的构想中，我们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选择用其军事能力去支持由公民社会团体发起，并由全球或区域性组织法典化的多边倡议。美国的这些举措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障碍：它们挑战了有史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军事化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缺乏耐心，且不愿遵循他国的领导。美国的官方政策，及其使用军事力量支持其他倡议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这些承包商有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行事，有时则独自行动。不过，美国的决策者愈发意识到，赞助战略带来的回报是引人瞩目的，例如，降低成本、更容易实施退出战略，而且美国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中抽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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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们的描述，中国的立场与欧洲或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的战略能够有效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资源，这符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的作用，及其明确界定的“和平发展”的文化取向。令人关注的是，中国通过投资来维持全球贸易的现行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贸易、援助和金融在构建中国有限的社会权力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运用它们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在国际机制与全球市场中增强中国作为“良好公民”的公信力。故此，我们展示了2008年的大衰退时期，中国在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中国提出的诸多倡议支持了我们的观点。首先，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例证；其次，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基础设施建设，借此联通亚欧大陆，从而增进全球贸易；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发挥的作用称为“监管”（custo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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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美国的评论家会离谱地把中国的经济举措当作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这种观点还是有影响力的，它不甘于接受的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比过去还要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这会对美国的主导权构成挑战。因此，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其重要人物都把中国近期的倡议视为排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增进全球发展的互惠互利的机遇。上述这种忧虑可以解释美国决策者为何热衷于在亚洲推行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并排斥中国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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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我们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探究一种构想，建议新兴的全球体系应当包容这些物质、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亚洲和美国，有关权力分配的转移的广泛争论并未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动态。再者，如果假定美国、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处于零和的态势，无法得到充分的调和，那么就会有引发动荡的危险。我们认识到，在彼此适应时，除了国家目标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产生难以应对的阻碍。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理解、尊重并洞悉彼此的文化，以求避免可能引发冲突的“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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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充斥着世界的种种误解，我们无法将其归咎于某一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这些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根本问题在于自己用来描述问题的传统视角，或许我们能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冲突模式，并由此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互利政策。我们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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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在这篇前言的结尾处感谢两位同仁，感谢他们为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而付出的努力。首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他确保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合作进程连贯流畅。更重要的是，陈锴作为我们与中方出版社的协调人，以及本书中译本的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凭借自身努力、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研究之外的大量时间，帮助我们将思想呈献给中国的读者。我们由衷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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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内德·勒博英国伦敦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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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赖克美国新泽西州南奥兰治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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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英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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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领导人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美国领导人既想促进民主与经济发展，又反对左翼的政党和政府。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与等级制度相关联的秩序，并保持美国在1945年享有的超常地位——当时美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时候，美国的决策者要在这些目标之间加以权衡，例如，他们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一贯支持右翼对其民主派对手实施独裁统治。在更多的情况下，决策者拒绝权衡利弊，而是确信美国可以同时追寻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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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迎合了决策者的这种错觉，并由此形成了“霸权”这一概念。从形式上看，等级制度表现为美国的霸权，看似有利于民主与发展，并得到苏联集团之外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欢迎。美国人认为，苏联反对美国霸权就如同对抗全球秩序，因而被视为一种具有侵略意图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中立国家也表示焦虑不安，其中以印度最直言不讳。可是，美国对此置之不理，认为这些中立国家或是遭人误导，或是受到苏联的蒙蔽。国际关系学者（除了个别例外），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而是以发展迅速的国家安全机构为名，为那些巩固美国外交政策的假说充当代言人、“理疗师”（therapists）与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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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七十年之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仍旧在理论和实践上捍卫着“霸权”。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霸权只不过是局部的、短暂的，而美国为了维持秩序所作的努力（诸如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恰恰是导致国际体系中秩序混乱的主要源头之一。尽管已有充足的反证，他们依然自欺欺人，宁愿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领导，而美国的政策也总是能带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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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要挑战这种传统的观念，并确信透过我们的视角，能更合理、更具建设性地审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我们认识到了美国主导权的局限，尝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增进美国的利益，并体现出美国的价值观。作为学者，我们不仅研究那些与霸权有关的实证主义主张，还致力于探究霸权的概念基础。后者将物质能力等同于权力，并将权力等同于影响力，这是含糊、不一致且错误的。美国无疑是强大的，却只是间或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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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具有多重的灵感源头。譬如，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这样的学者和朋友，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摩根索和斯特兰奇认为国际关系应具有变革性，并主张理论家应挑战那些传统观念，而不是随大流，即理论家应体现出那些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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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写这本书的多年之前，我们便已结缘。这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西蒙还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而内德则任该校的教授。我们致力于不同的学科，一位专注于政治经济，而另一位研究安全问题。直到我们在匹兹堡大学成为同事，彼此依然继续从事着各自的研究。最终，我们的研究议程衔接在了一处，这缘于我们的诸多美国同行依然关注于霸权，对此，我们虽感惊讶，却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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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克雷尔街（Rue Cler），伴着佳酿的桑塞尔葡萄酒，数十个牡蛎下肚之后，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我们的妻子——阿里亚纳（Ariane）与卡萝尔（Carol），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尽管西蒙的儿女们（杰米、梅利莎和阿曼达）常会让人分心，不过内德的三个儿女及女婿提供了有益的反馈（他们均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学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对我们合写的书给予了专业的兴趣、支持与指引，查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将本书付梓出版。我们祝愿查克在新的工作中顺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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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赖克感谢卡里·格宾斯（Karie Gubbins）与M.J.克龙费尔德（M.J.Kronfeld）提供的研究资助，感谢安·马丁（Ann Martin）的支持与友情。在追踪中国的数据方面，马国南（Guonan Ma）、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的助益颇多，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此外，西蒙要感谢罗格斯大学的研究生院与全球事务部给予的财政资助，并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他曾在该校做过访问学者。西蒙还要特别感谢亚当·格雷卡（Adam Gray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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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本书，西蒙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过演讲。此外，他还在多个大学机构及会议中展示过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维也纳外交学院、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美国空军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以及国际研究学会在爱丁堡和圣迭戈举办的会议等等。西蒙还要感谢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of），尤其是布鲁斯·延特森（Bruce Jentleson），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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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要将这本书献给巴拉德（Ballard）一家：彼得（Peter），凡尘中的一位天使，他的爱心与奉献精神令人致以深深的敬意；鲁思（Ruth），感谢她的爱、幽默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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