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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欧盟发布的绿皮书也切实地影响了全球组织的议程。截至2011年，更新版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以及《联合国关于企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都涵盖了这份原始文件中所主张的价值观与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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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融合的进程还体现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签署方的国籍上。该协议是关于企业如何最佳地管理全球化效应的最全面、最重要的宣言。它关注社会正义、环境的可持续性、公平的劳动实践以及企业的透明度。2012年，该协议列出了8 000多个参与者，它们来自该协议的135个成员。[55]有469个美国组织正式加入该协议，其中部分是美国最重要的企业，遍布制造业的每个部门——并非单纯的“清洁”产业。[56]亚洲也有显著的代表性：中国有270个参与者，日本有378个，韩国有219个。在“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其他几个国家里，巴西有465个，印度有280个，俄罗斯有57个。实际上，《联合国全球契约》反映出的价值观，最初就是由欧洲人全面地表达出来的——已成为一种被全球各国广泛接受的普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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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并无与之类似的全国性的政府框架。美国的各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曾试图提出环保倡议，奥巴马政府已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一些零碎议题，例如，新的环保技术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企业、商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在遵循欧洲的议程方面比政府更加积极。除了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将欧洲议程中的许多层面作为其转变企业实践的奠基石。例如，星巴克对于咖啡公平贸易的关注，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为代表的美国服装零售商要求其供应商践行公平的劳动实践，美国的石油公司则支持开发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的十年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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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散的、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中不受制约的市场的叙事，受到全球机制的支持，并在美国的引导下惠及每个人的利益。显然，这样的叙事，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产物。这种看似善意的观点，与另一种视角相矛盾，后者认为，对全球化的管理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实现，并由此减缓了——即便不总是引导——全球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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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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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和清除地雷是议程设置的另一个重要案例，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安全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已将地雷视为国防中的一种重要的军事工具。对地雷的禁令有悖于传统的防御战略与实践，最初遭到了多数武装力量的反对。禁雷的倡导者动员了其他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知名人士（比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戴安娜王妃在世时发挥了“明星倡导者”的作用。反对者仍然不接受禁雷协议和条约，其中包括一些大国，比如美国。尽管如此，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关键的案例中，这些反对者依然会受到反地雷机制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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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全球化的案例研究质疑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地雷的案例则向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同样有力的难解之题。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集体的和协调的努力，欧洲人实际上将地雷问题纳入了国际安全的议程。反过来看，美国事实上被一个由不及美国强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挫败。实际上，欧洲人及其同盟，战胜了直接来自美国的反对。美国反对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和获取地雷。美国还试图建立另一个全球论坛来探讨它更喜欢的议题，却无果而终。从美国的冷漠或被动反应来看，禁雷在美国眼中并不是一个安全问题。美国领导人曾对禁雷的结果怀有浓厚的兴趣，试图设置一个不同的议程，却在与欧洲争夺领导权时落败，并开始拒绝支持禁雷的结果。不过，美国最终反转了自己的许多做法，转而成为禁雷协议最大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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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根除地雷倡议始于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的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对1980年的《常规武器公约二号议定书》（Protocol II of the Convention on Conventional Weapons）产生了影响。该议定书包含了一项针对地雷、诡雷（booby trap）和类似装置的范围广泛的协议，该协议包含了禁止性和限制性的条款。[57]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有关禁雷的诸多事件，见证了欧美双方所作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是相互抵消的，比如当欧洲人努力推出一项禁雷条约时，美国人则力图加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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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禁雷运动的先锋是那些支持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根除地雷倡议的非政府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欧洲非政府组织是国际助残组织（Handicap International，法国）、国际医疗组织（Medico International，德国）与地雷顾问团（Mines Advisory Group，英国）。[58]1992年，这些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共同创建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同年，欧盟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五年内暂停出口反步兵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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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加拿大设置了禁雷的议程。1993年，国际助残组织说服了法国的密特朗政府，法国宣布自愿放弃出口地雷。[59]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其他非政府组织吸引了欧洲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关注。1994年，加拿大政府于七国集团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提交了反对地雷的倡议。[60]同年，瑞典政府响应一个名为“瑞典儿童救助会”（Swedish Save the Children，又称Rädda Barnen）的非政府组织的倡议，宣称“一项国际性的对反步兵地雷的全面禁令，是解决使用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唯一方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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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比利时成为首个禁止生产、使用、交易或贮存地雷的国家，其后是挪威与瑞士。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加入了禁雷的行列。比如，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拉莫斯（Ferdinand Ramos）坚决地支持禁雷，当时菲律宾的暴乱分子正在用地雷打击政府军。[62]此时，禁雷是一项以禁雷条约为目标的高调宣传的运动，全球的公众舆论也给予了善意的回应。[63]时任加拿大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法律顾问的伊莎贝尔·达乌（Isabelle Daoust）后来评述道：由于得到了全球的普遍支持，禁雷协议有时被称为“人民的条约”。[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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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瑞典成立了“瑞典排爆排雷中心”（Swedish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and Demining Center），随后该中心帮助阿富汗、巴尔干半岛国家、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和斯里兰卡移除地雷。一个名为“人民反雷”（Menschen gegen Minen）的德国非政府组织，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进行了类似的排雷行动。该组织建立了“人民反雷”网络，这是一个互联网论坛，供扫雷专家、救援人员和研究人员交换信息。1997年，英国军方建立了地雷信息与培训中心（Mine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旨在促进有关扫雷的信息流动，并对军事和民间组织进行扫雷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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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使禁雷运动变得自信且更加一致。1996年，联合国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审查会议回应了法国的要求，通过了地雷协议的修正案。它修正了1980年《常规武器公约二号议定书》，使其适用于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更严格地控制反步兵地雷的使用和转让。[65]国际反地雷运动认为，这一协议还不够充分，只是令其成员更确信，全面的禁雷是必要的。[66]1997年初，戴安娜王妃访问了安哥拉和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莫桑比克，其后表示对全面禁雷的声援，这对国际反地雷运动的努力给予了有力的宣传。[67]禁雷的倡导者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能把禁雷从一个军事效用问题，重构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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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盟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加入了禁雷运动。1997年，支持禁雷的政党分别在英国和法国执政，而西班牙与意大利也表示支持禁雷。[68]同年5月，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推动其他欧盟成员国支持禁雷。[69]相继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荷兰、爱尔兰和卢森堡都公开声援禁雷，这使欧洲人在推动禁雷方面的共识在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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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对全球组织产生了吸引力。1997年10月联合国地雷行动处（United Nations Mine Action Service）的创立是一个分水岭，该机构成为联合国反地雷行动的重点。[71]它负责协调联合国内部的排雷行动，并在人道主义危机与维和行动的现场为排雷行动提供协助。1997年，全球的禁雷运动结出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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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的邀请，许多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和50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齐聚渥太华，“渥太华进程”（Ottawa Process）也因此而得名。阿克斯沃西的目标是，借助“速轨”（fast-track）外交行动来禁止地雷。奥地利提交了原始草案与修改草案，为禁雷的讨论奠定了基础。[72]就在签署禁止转移和生产反步兵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前夕，欧盟采取了具有约束力的联合行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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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雷运动的这一阶段，加拿大的干预无疑是很重要的。“渥太华进程”中的一位分析家提出了“反事实”的推断：“如果加拿大没有发起新的外交倡议，恐怕禁雷运动要花数月时间，也可能是数年时间，禁雷活动家才能把这个问题放入全球议程。”[74]不过，欧洲的作用依然凸显，即便不是决定性的。除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之外，禁雷运动的所有会议都是在德国、比利时和挪威举行的。从1997年12月至1999年，共计122个国家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在此期间该公约是供开放性签署的。在满足40个国家批准或正式加入的必要数目后，该公约于2009年3月1日生效。[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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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的规定是全面的、不妥协的。地雷被广泛界定为包含所谓的“灵巧”（自失效）地雷以及“迟钝”（不会自失效）地雷。在不超过四年的时间里，各国需要销毁其管辖区或控制区内贮存的所有反步兵地雷。此外，在十年之内，每个缔约国必须清除其控制区内的所有地雷。[76]引人注目的是，该公约的关键条款均使用通用、连贯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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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及其盟友在美国的不断反对下达成了禁雷协议。从比尔·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就试图控制禁雷谈判，却以失败告终。美国的要求与欧洲国家及其盟友支持的机制内达成的协议条款无法调和，美国转而另择一个谈判场合，希望谈判能让美国获得预期的结果。美国的努力却被自身的固执己见所妨碍，它希望能获得全面豁免，以便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部署自毁型地雷。对于批评者来说，美国对普遍性条约寻求特权豁免的实例又增加了一个，而美国的这一要求是不可谈判的。与之类似的是，美国曾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赋予美国军事人员免于起诉的完全豁免权。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美国既是《渥太华公约》最大的反对者，又是其最大的倡导者。虽然美国继续在朝鲜半岛使用地雷，但同时美国又从事着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耗资最多的扫雷计划——美国在物质上有效地支持《渥太华公约》，同时又拒绝批准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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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已经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协议，在限制地雷的形式和规模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支持了多个扫雷计划和受害者援助计划。[77]在美国的越战老兵的施压下，克林顿政府明确地承担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宣布，暂停出口地雷，并创建了一个人道主义扫雷计划。[78]许多国家的扫雷援助均来自美国，其中包括阿富汗、柬埔寨、科威特、伊拉克北部、索马里、莫桑比克和萨尔瓦多。克林顿总统曾试图在1994年联合国大会之前争取到禁雷问题的主动权，并呼吁以一切形式消除地雷。时至1996年，克林顿宣布，他将寻求对地雷的全球性禁令，但同时仍要求联合国给予美国豁免权。[79]随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然而，欧洲国家及其盟友，以及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要求，无条件的全球禁雷应被机制化。没有国家可以例外，也不得与少数地雷的大宗生产商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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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其意在提出一个不同的谈论机制，即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80]美国试图将地雷的主要生产商、出口商和地雷使用者吸引到另一个论坛，从而令“渥太华进程”脱轨。如克林顿所说，裁军谈判会议要在美国的领导下，以渐进的方式谋求对地雷的禁令。[81]虽然美国赞赏“渥太华进程”的努力，但却不愿为了禁雷而令美国的武装部队因此承受不可接受的风险。[82]不过，克林顿的提议及其对美国领导禁雷的主张，都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反而令非地雷生产国和那些吵着抗议的非政府组织愈发地感到不耐烦，就连地雷的主要生产国对裁军谈判会议也不感兴趣。[83]因此，尽管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渥太华公约》还是占得了先机并得以签订。[84]在禁雷问题上，欧洲人与加拿大人的地位，因得到了其他中等国家的支持而提高，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夺取了美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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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裁军谈判会议是失败的。尽管美国公开反对普遍禁止地雷，但它仍然有效地继续赞助自己反对的《渥太华公约》。[85]这一进程包括：美国与《渥太华公约》的主要倡导者协作设立了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扫雷中心（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itarian Demining）；此外，美国还向“排雷和援助受害者国际信托基金”（International Trust Fund for Demining and Victims Assistance）提供关键的配套资金支持，这使其他国家的禁雷资金产生的影响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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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排雷方面的投入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美国对全球禁雷计划的援助，由不足2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将近5亿美元。[86]此外，1999—2010年，美国国内的排雷行动援助预算增长幅度超过了150%，达到了1.296亿美元（参见表3.1），占全球排雷支出的四分之一。[87]总体而言，1993—2010年，美国在排雷方面承诺投入的资金超过了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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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美国人道主义排雷行动预算，1999—2010年（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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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捐 款 1999 81.3 2000 100.6 2001 81.8 2002 76.9 2003 93.0 2004 109.3 2005 95.9 2006 94.5 2007 69.8 2008 85.0 2009 118.7 2010 129.6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Humanitarian Mine Action Budget,” 30 November 2009, http://www.state.gov/t/pm/wra/c12023.htm (accessed 24 Ju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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