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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美国，为数过多的学术、政府和大众化文章与报告纷纷指责中国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对宏观经济失衡的完全忽视，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扩大中国的经济权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是被描绘为一种掠夺性的手段，即加强对外贸易，同时为国内采购亟须的原材料。[58]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被描述为，在各种领域中发挥投资的政治杠杆作用，包括正式承认中国渴求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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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中国的行为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中国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泰勒·弗拉维尔（Taylor Fravel）认为，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反，“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与维持现状相符，并非修正主义的意图”[60]。如果中国保持着这样的取向，那么我们认为，中国正在兼顾市场和外交，在更广阔的空间承担着监管的角色（尽管还是低度发展的），并在扩大其影响力的同时，避免发生冲突。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中国购买欧洲政府债券，以防止希腊拖欠债务。[61]这仅仅是中国努力支撑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实例，而目前其他任何国家在这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要探讨中国作出的这些努力，例如解决全球失衡、稳定货币、加强贸易和金融的自由规则，并通过发展援助和公共债务融资充当“最后借款人”。这些职能属于全球经济管理的范畴，也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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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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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本经济教科书说的那样，稳定和繁荣取决于能否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维持一种相对的宏观经济平衡。为了让全球经济体系顺利运转，资本的流动必须促进全球贸易与金融。健康发展的全球经济，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一体化（至少要在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实现金融一体化）、相对公平的经常账户余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平衡），以及与全球兼容的公共和私人储蓄和投资比率。[62]如果不可能实现合理的平衡，势必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补偿或纠正失衡以保持资金的流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资大量资金以重建欧洲的工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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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元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而美国的经常账户平衡为零或略有盈余。20世纪80年代，美元的这种地位被显著地侵蚀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达到了顶点，高达6%。[63]美国的关键性转变预示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总体而言，1970年至1990年间，平均全球失衡增长了1%。在1990年与2007年之间，平均全球失衡加快了增长幅度，达到平均每年11%。[64]更令人不安的是，账户失衡问题集中出现在特定区域。1994年之后，失衡开始在美国和东亚变得更为明显，其后是欧元区。在美国和东亚地区，平均区域失衡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2.6%，在欧元区增长了1.7%，在世界其他地区只增长了大约1.1%。正因为中美欧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差异的存在，政策讨论总是关注这几个有最大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的国家——即中国和美国。[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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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这些失衡是美国刻意而为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试图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体之间促成更大规模的金融一体化。其后，美国又试图将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纳入金融一体化。每当美国的公共和私人净储蓄下滑时，美国就会倡导金融一体化。[66]于是，美国的政策促使其政府和消费者愈发依赖外国资本为其开支提供资金。美国民众及其政府的超支——体现为低个人储蓄率与政府赤字的增加——成为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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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个人债务的增长是明确的：美国的净储蓄率于1975年达到峰值14.6%，20世纪80年代平均约为9%，世纪之交下降至零。2005年，它更是低至-0.5%。[68]在2005年之前，美国自1933年大萧条的鼎盛时期开始，都没有负储蓄率的记录。随着储蓄的骤然减少，债务却增加了。2005年，全美国的家庭负债（包括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总额达11.4万亿美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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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债务的增长，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随之增长。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的年度赤字规模逐年增大。从2002年的1 862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增至2011年的超过15 000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70]由此，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激增至2011年6月的144 300亿美元。[71]喜剧演员兼社会评论家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并指出，每个美国人都背负了44 500美元的公共债务，大致相同于每个希腊人所背负的公共债务，而希腊正处于预算违约的阵痛之中。[72]据美国国债钟（National Debt Clock）(4)的计算，平均每位美国居民背负的公共债务是46 166.89美元。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每人负债近52 500美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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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指标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指标。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从1969年开始，美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就开始出现逆差，只有1973年与1975年例外。美国贸易逆差的恶化程度堪比预算赤字。在世纪之交，贸易逆差激增，至金融危机前夕的2006年达到顶峰（参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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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国际收支平衡（2000—2012年）（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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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国际收支平衡 2000 -376 749.0 2001 -361 771.0 2002 -417 432.0 2003 -490 984.0 2004 -605 357.0 2005 -708 624.0 2006 -753 288.0 2007 -696 728.0 2008 -698 338.0 2009 -379 154.0 2010 -492 737.0 2011 -559 880.0 2012 -540 362.0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U.S.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9 June 2011,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gands.txt (accessed 28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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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所占比重最大，自1985年以来，每年都在增长，其中只有两年例外。2001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再度加速（参见表4.2），直至成为一个在美国决策者与政治家之间颇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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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00—2012年）（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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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贸易平衡 2000 -83 833.0 2001 -83 096.1 2002 -103 064.9 2003 -124 068.2 2004 -162 254.3 2005 -202 278.1 2006 -234 101.3 2007 -258 506.0 2008 -268 039.8 2009 -226 877.2 2010 -273 063.2 2011 -495 422.5 2012 -315 053.5 资料来源：US Census, “Trade Goods with China,” http://www.cen 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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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与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美国与中国之间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比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旨在吸引外国资金和降低储蓄率的自由主义政策。最糟糕的是，大幅减税政策没有对信贷市场加以监管，而个人信贷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根据乔舒亚·艾森曼（Joshua Aizenman）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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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美国的资本延长了美国的低储蓄时期，夸大了美国房地产升值的持续时间，并深化了全球危机，尤其是在2007年扩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弱点。美国的金融扭曲表现为，借贷标准日益松弛，例如，零首付（甚至负数的首付）的抵押贷款泛滥。抵押贷款的捆绑和证券化的兴起降低了抵押贷款供应商的“共担风险”（skin in the game），抵押贷款发起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即由提供持久的金融中介的风险评估者，变成一种收取佣金的业务。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利润取决于发起的抵押贷款量，而不是抵押贷款的质量（即这些抵押贷款的成功服务）。这些情况加剧了美国低质量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与受制于脆弱性的程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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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决策者一再将中国描绘成迅速增长的赤字的根源，却没有检讨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他们将中国视为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者”，得益于被抬高的固定汇率，甚至认为，中国的一部分竞争力是靠“窃取”知识产权而获得的。相比美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绝非昙花一现。1990年，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总和）的2%。2000年，这一比重为4%，增加了1倍。时至2010年，已达到10%。[75]2008年经济大衰退预示着全球失衡背景下的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即西方经济的收缩与中国经济的增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最终缩减了消费热潮。2009年，全球实际贸易额下降了12.2%，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由于需求的紧缩，全球贸易失衡降低了26%。[76]美中之间的再平衡应运而生，首先是减少美国的需求。其次，增加中国的进口，这是为了回应中国国内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的上涨。[77]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积极地推动经济再平衡，尽管用世界银行官员的话来说，这一进程明显地对中国蓬勃的出口市场构成威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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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再平衡的进程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辅助，即中国将焦点转向了提高私人与企业的消费率。美国数十年以来的个人债务模式，与亚洲处于历史新高的个人储蓄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洲的高储蓄率要归因于数个强化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推动了所谓的“预防性储蓄”：购房的高成本、缺少协助病患和老人的社会保障、低生育率，以及高成本的教育。为了适应中国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储蓄模式开始发生改变，即额外的现金被用于个人消费。以往，受到“延迟满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5)的美德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消费率很低。[79]中国的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50.6%下降至2007年的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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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马国南与王毅的说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只是许多西方评论人士所说的家庭高储蓄率，而是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的合力。[80]中国的个人储蓄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81]在2008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超过了53%，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居民储蓄率，其中像德国这样被称为节俭储蓄的国家，居民储蓄率仅为26%，尚不到中国的一半。[82]据估计，中国企业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低于40%。与之相比，亚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比例是55%。如果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平均比例相比，中国企业的消费水平则显得更低了。[83]中国的私人和企业资金是很充裕的。[84]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将这样的“全球储蓄过剩”确定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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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2011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宣布，提高中国过低的消费率是党的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86]在人口与结构性障碍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消费模式绝非易事。通过贷款、资助和投资来回笼企业和政府的钱，这样更容易办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让中国的消费者花更多的钱，似乎要比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最后借款人”还要困难。宋立刚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正在引起各方关注：将中国国内数百万的农民工合法地城市化。历史上，这些来自农村的移民未经授权就无法获取社会福利资源，因为受制于非法的身份。给予他们合法的居留权，将使预防性储蓄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此举将会导致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大为增长。反过来，这还会提升这些移民的消费水平。[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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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3年3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中国的一项经济调查显示，近期中国政府已经因解决这些问题而获益。该调查指出，中国的社会支出大幅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6%升至超过8%。“2008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在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及其他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支出年均增长超过24%。”此外，“至2011年的4年里，家庭承担的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从40%下降至35%，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则上升到97%以上。至于农村的养老金，至2011年，中国60%的县已有实施方案……至2013年，农村养老方面的支出将增加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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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原则，旨在提高家庭消费和社会支出，并明显降低医疗保健的成本（医疗保健是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此外，国务院还宣布，政府会根据国民的实际居住地颁发居住证，以便城市移民能获得社会服务。这一点与宋立刚的建议是一致的。[89]鉴于中国城市移民的消费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城市移民的庞大数量“代表其在扩大消费方面的巨大潜力”[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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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改革与对进口的更大关注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再平衡已取得了进展：对外而言，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已大幅度下降，由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降至3%；在国内，近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大于投资的拉动效应”[91]。因此，这些总数和政策改革凸显了一种与2007年后政府的措辞相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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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视为问题的另一个来源的中国企业，已开始通过购买外国资产，来减少其庞大的现金储备。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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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可以了解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2004—2008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平均每年增长了16.5%。尽管欧盟对中国的进口在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而陡然减少，但中国依然获得了1 28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并成为欧洲最大的制造品供应商。[92]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充斥着美元和欧元，预计超过了3万亿美元。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回笼其迅速增长的资金，这样才能为全球体系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在资金流动方面，中国的努力都集中于购买美国与欧洲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主权债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持有26.1%的美国联邦债务——为11 450亿美元。[93]与5年前相比，中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的增幅超过了300%。同期，日本增持了以美元计价的美国联邦债务，从6 700亿美元增加至8 823亿美元，不过其在日本持有的债务总额中的比例由32.9%下降至19.9%，这归因于中国大规模地购买美国的联邦债务。[94]至2011年，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占外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的46%。如果算上通过第三方进行的非官方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据说这种做法常见于中国——中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在外国持有的联邦债务中的比重超过了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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