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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之后，中国在海外投资组合及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投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金融危机之初，创立资产为2 000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公开宣称战略目标是长期和普遍的，并非关注于利用市场波动而获取暴利。[13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该公司没有私人股东，也就没有人会强制公司去实现季度或年度利润。从理论上讲，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一家位于香港的私有企业，由中国政府官员担任董事会成员。就像许多其他的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被批评者视为重商主义者——关注政治目标甚于经济目标。[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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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基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行为体。至2010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估计资产为3 470亿美元）与中国投资公司（资产2 890亿美元）分别位列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第四位与第五位。据说，它们的总资产超过了所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份公司的资产总和。[133]它们的广泛资产包括各种金融工具，比如，国库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债券。正如之前提到的，它们活跃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欧洲政府债券。它们也对个股和房地产进行投资。这些活动也揭示出了中国不断增加的监管职能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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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随着金融危机露出真容，美国最大的银行、投资公司和金融服务企业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因为它们明显缺乏资产且深深卷入了美国的次级贷款市场。由此导致的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已威胁到整个美国银行体系的存续。随着银行业的失败变得凸显，股票价值暴跌，而信贷评级机构也降低了评级。主要投资者从大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撤出了资金。虽然美国政府力图支撑其银行业，但事实证明是无效的。受损较少的银行收购了一些大企业，比如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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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震中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企业之一（美国第二大金融服务企业）。它的机构遍布全球36个国家，拥有超过600家办事处，雇用了6万多名员工。2007年冬，这家银行损失了巨额的现金。据说，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3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银行被美国贝哲房屋公司（Beazer Homes USA）所累，而贝哲房屋公司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当摩根士丹利的投资者纷纷逃离，其资产价值急剧下降时，中国投资公司占有摩根士丹利的相当一部分市场地位。作为一个被动的投资者，它购买了摩根士丹利56亿美元面值的到期强制转股债券，2010年可转换为摩根士丹利股份的9.9%。类似这样的安排，还出现在2010年早些时候，即中国以30亿美元投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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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对黑石集团的这笔投资的同一天，摩根士丹利宣布，为了缓冲金融危机的打击，其第四季度的亏损高于预期，达到了36.1亿美元。中国官员对记者说，中国投资公司“确信摩根士丹利有长期的增长潜力，尤其是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以及在新兴市场拥有新的商业发展机会”[135]。后来，当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的股价继续下挫时，中国投资公司的领导层在中国国内遭到了严厉的抨击。黑石集团的股价在2010年减半，这使中国投资集团的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被动投资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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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投资公司投资的动机是“抄底”——在危机时期，股票便宜的时候买进——那么这种购买战略显然是失败的。由于这两起不良投资所产生的巨大损失，中国投资公司在2010年年报上的交易损失为2.1%。[136]更糟糕的是，对黑石集团的投资，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还引起了美国众多评论人士的不满。[137]鉴于摩根士丹利的财政状况不佳，中国投资公司于2009年3月作出回应，宣布追加投资12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4 470万股普通股，从而将其股权持有率提升至9.86%。中国投资公司对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总额达到了68亿美元，仅次于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后者以超过90亿美元购买了可转换的股份。[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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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落后于其主要对手高盛（Goldman Sachs），在连续经历了6个令人失望的季度后，直至2010年第2季度它终于盈利19.6亿美元。[139]一年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依然低于2007年12月的50%，2007年12月19日每股49.89美元，2011年7月1日的每股22.73美元。[140]如果中国投资公司的目标是直接从摩根士丹利的不幸中获利，那么这个算盘打错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中国投资公司认识到，支持一家美国重要金融机构的重要意义。假如在雷曼兄弟公司崩溃之后，摩根士丹利的破产接踵而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而中国的经济利益蒙受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最后的借款人”，在支撑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堡垒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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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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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稳定的关键在于监管式管理。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对黄金的价值为每盎司35美元。自1945年以来，美元已经在实际上被视为全球性储备货币。一般而言，黄金、石油和能源市场都以美元计价，而大宗交易（例如兼并和收购）通常也用美元支付。即便是在2010年，美元仍占官方外汇储备的61.5%，而10年前这个比例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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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持有欧元或欧元等价物的比例已由17.9%升至26%。[141]因此，虽然美元依然无处不在，但是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却在下降。1980年，1美元兑换226日元，2000年，1美元只能兑换107日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夕，1美元仅能兑换103日元。2011年，美元对日元的价值已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低点，即1美元兑换76日元。直到2013年初，有关“货币战争”的议论纷纷。[142]2001年夏至2011年，欧元对美元升值了超过65%。但是，欧元也经历了与美元类似的长期贬值。[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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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因素导致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贬值。这些因素包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减小，美国对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下降，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发展轨迹则与中国形成对比，美国经常账户、贸易和预算赤字，“量化宽松”计划下发行美元，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等。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胡锦涛）曾经建议，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使人民币作为一种取代美元的替代方案，成为一种全球性储备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144]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即重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被长期搁置的建议：以一种国际货币储备的全球性体系来替代以美元计价的体系，该体系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扩大了的特别提款权。[145]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提议源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脆弱性的认知，换言之，人民币过于依赖以美元为基础的投资，而人民币又无力行使美元的职能。[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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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过渡并减持美元储备，中国已采取渐进式的举措力图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提升人民币的价值。2011年初，中国银行准予其美国客户以人民币交易的期权，这一信号说明人民币已在金融中心被推广使用。一年之前，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为其客户提供了有限的外汇期权。[147]实际结果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由2009年的60万人民币增至2010年下半年的600亿人民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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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汇率政策曾遭到全面、持续的批评。那些对人民币估值过低的批评之言值得考虑。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很多风险源于亚洲和美国之间不对称的储蓄、消费模式，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浮动汇率则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149]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曾与美国脱钩。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低水平的钉住汇率。尽管这样限制了人民币的向上升值，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汇率，但是这一政策使中国的生产商可以基于稳定的汇率来规划生产和出口，不必考虑不可预测的波动，这些波动原本会伤害它们的竞争力。低水平的钉住汇率有助于中国获得近三十年来最想实现的两个目标：出口创汇和引进外资，以及通常伴随着创汇和引资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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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少的分析家认识到，中国已经对外国批评人士作出了回应，例如，实现了人民币的渐进性增值，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史蒂夫·莱文（Steve LeVine）。莱文描绘了中国如何在2009年展开与其他国家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向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人民币，用于对华贸易——换言之，这些贸易不必再以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同时，中国的双边贸易已经开始用人民币计价，而且中国的债券已授权外国银行以人民币计价。据莱文的报告，有的中国官员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可以来得更早。莱文指出，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正在呈现渐进式的转变——由持有长期的美国国债，转为持有短期的债券——这符合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战略，它预示着中国会为了持有自由兑换的人民币，而出售美元资产。[150]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会导致美元价值的急剧下降，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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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发展态势，美国的决策者一直在关注增量货币问题，认为增量货币的转变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之一，却不关注造成美国赤字的一系列国内根源。历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共鸣的。以毒品问题为例，历届政府均将其归咎于贩毒集团与外国的毒品供应商，却不强调美国国内对毒品的需求。决策者和批评家一再敦促中国重估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至少在原则上，美国的这一政策是想让中国的商品变得更贵，从而减少美国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时，让美国的商品变得更便宜，以便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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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0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超过了21%，其间人民币曾与美元脱钩，以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但是，这样的升值并未平息美国的批评之声。[151]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间接回应了美国的批评：中国会继续促使人民币更加灵活，以便更好地反映市场力量，并实现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其后，中国中央银行在2011年上半年，引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创下了一系列的新高。在此后的1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5.59%。[152]至2013年1月14日，当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创纪录，达到6.212 4。事实上，中国中央银行推行的是人民币的有序升值，这样既能引起外国的关注，不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也能让中国的制造商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调整。在过去80年里最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通过投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表现出对美元和欧元的支持。实际结果是，在这场危机中和危机后，全球汇率都非常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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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对美元和欧元的有力支持，对发展中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援助和投资，以及通过注资及时地支持了美国的银行，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创了纪录，加之稳定汇率和人民币的渐进式可兑换，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领导人不仅了解中国的经济利益，也意识到中国的干预有助于扩大市场准入，获取原材料和食品，还能增加其政治影响。但是，中国的这些政策却被指责拥有霸权野心，这是因为有人担忧中国的投资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其实，中国既不想像1945年之后的美国人那样去重新设计全球体系，也并未表现出中国有较大的兴趣去这么做，尽管它的政策杠杆正在增强。中国人的行为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体系，并未过分地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要求任何回报。中国人正在推行的战略，与德国、日本非常相似，即认识到保留现有体系对各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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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有一些反现实的情境值得考虑。试想一下，假如中国没有动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公司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或数十亿欧元的欧洲政府债券，全球经济将会如何？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市场信心帮助各国摆脱困境，各国政府是否会无力偿还债务？如果中国投资公司没有介入并支持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是否会破产呢？可以说，美国的银行系统会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信贷市场会对消费者和银行冻结，美国政府需要发行更多的美元。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率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蔓延。或者，想象一下，汇率自由浮动的人民币会大幅度升值，而美元和欧元则会暴跌，全球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并加剧全球性失衡。中国政府的监管行为虽未挽救全球资本主义，却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保持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轮廓，并避免重蹈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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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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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安全政策上，几乎看不到能印证现实主义者设想的具有威胁的迹象。中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偏向于自由主义者的期望，不过中国的政策动因却并非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中国的这两套政策，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目标，以及理性地适应其所面临的特殊环境。中国的这些政策归因于其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理解。用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话来说：“中国的政策规划者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中国的‘新安全观’（New Security Concept），1997年在一次东盟会议上提出，2002年被加以提炼。这一理念可以弥合中美之间的差异。楚树龙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即2004年4月胡锦涛公开承诺的‘四不’，读起来像一个多极化的宣言——不当霸权、不搞权力政治、不搞同盟和不进行军备竞赛。这像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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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不难实现，因为它们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选择。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另外一回事。影响力取决于发展，而中国领导人至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好发展问题。在发展问题上，最难办的问题是，在国内保持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率的同时，在外交方面避免在国外的多边论坛上出现冲突。中国的影响力还取决于，他国如何看待中国的目标并加以适应。我们的观点是，中国的现行政策和长期目标并未构成德意志帝国和苏联那样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区影响力，而非霸权；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中国的目标是兼容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的。然而，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在于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对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尊重，避免因稀缺资源而导致的竞争升级。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其影响力，并借助影响力获取资源，就可以通过谈判对所有这些领域加以改进，而不是靠言辞上的肆意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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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eter Hays Gries,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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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rew Bingham Kennedy, “China’s Perceptions of US Intentions toward Taiwan,” Asian Survey 47, no.2 (2007)
:26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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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 M.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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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ull Text of Jiang Zemin’s ‘Report’ at 16th Party Congress,” Section 9,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ur External Work,”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8 November 2002,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211/18/eng20021118_106985.shtml (accessed 4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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