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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85 作为第三个指标,美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增补性的证据。即自1969年以来美国就持续出现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相比,美国的贸易赤字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从世纪之交开始趋于增长,并于金融危机前夕的2006年达到顶点。美国的政策与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美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比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旨在吸引外国资金的自由主义政策,没有对信贷市场加以监管(使个人信贷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低储蓄率,这些因素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十年来,美国已经由国际经济的支柱转变为国际经济动荡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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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87 根据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其他重要的行为体认为,霸权具有合法性,而美国的领导和执行力有助于全球稳定及其国家利益。这些主张在国外的唯一支持者是保守派政治家和独裁领导人,后者是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直接受益者。在冷战结束后,对美国领导权的需求明显地减少了,如前所述,美国的军事、经济举措遭到的反对却相应地增加了。至于巴拉克·奥巴马的个人魅力,即便是在其就任后不久的顶峰时期,也没有转化为美国的多边领导,而他的努力后来也因遭到拒绝而陷入窘境。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形象已经历了一种转变,即由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变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如今,德国、加拿大和日本位居最受尊敬的国家的前列,其次为法国、英国、中国和印度。在部分民意调查中,就连朝鲜这样被排斥的国家的得分也超过了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反映出一个持久的主题:美国很少被理解成在为国际社会谋利益,无论如何这都会对美国领导权的合法性造成明显的侵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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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89 有序与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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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91 美国早就不是霸权国了,而其他国家并不渴求成为霸权国。与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期望相反,世界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混乱,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当前在全球肆虐的大多数动乱与是否存在一个霸权国无关,究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民族冲突、经济发展失衡、“盗贼政权”与神权政体、正义的不同愿景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国民众对于更好生活的渴望。即使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经济能力,也未必能阻止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诸多事件,比如伊朗核扩散、欧元危机、“阿拉伯之春”,或叙利亚内战。正如我们所知,“权力”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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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93 在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后,现实主义的预言家预计,即便不是表现为剧烈的方式,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会增加。为人所知的是,其中一位现实主义者敦促德国与日本发展核武器,以备威慑其大国对手。[15]现实证明,这些现实主义者的担忧是毫无依据的。冷战已经结束了20年,大国之间并未出现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危机。大国之间的关系依然相对稳定。现实主义者担心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导致权力转移的战争,即便两国时常在言辞上过激,但中美关系依然是相对平稳的。在国家间战争方面,冷战后的头二十年已证明,至少其后的二十年还是和平的。这样的连续性只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他们强调权力及其相对分布,认为两极格局之后,在冲突与威胁水平上会出现重大变化,其实他们误导了自己。正如我们曾经论证过的,权力很少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间进行互动的社会的实质。随着嵌入欧洲区域秩序的程度越来越高,欧洲曾经敌对的大国已发展了一种和平关系的模式,而其影响力也随之提升。这一成功导致了对维护和平作出的更大承诺,并强调一种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所说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区域,而战争已绝不可能。[16]相比之下,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朝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朝鲜则是一个局外者。我们有理由确信,现在中国愈发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甚至准备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宣布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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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95 霸权的概念既不准确,也不适用于后冷战的世界。鉴于我们已经阐明的原因,美国不能像怀旧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领导或管理安全、经济事务。美国合法性的减损及其放弃传统的经济管理责任,以及新的跨国力量的兴起,这些加速了与霸权相关的职能的分化。亚洲、欧洲的行为体网络与美国试图履行霸权的三种职能,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力和影响力,同时,它们也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在这方面,不同区域的国家已经针对自己适合扮演的角色,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欧洲的行为体日益专注于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倡导一系列的全球改革,借此扩大其规范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则侧重于监管职能,旨在维护由美国构建的体系,中国及其亚洲合作伙伴却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至于美国,仍保有其在安全体系中的作用。美国究竟是追求一种自我挫败的霸权战略,还是一种赞助战略,这取决于美国决策者的抉择。如果美国选择了赞助战略,那么这有助于重建其失去的合法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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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97 许多美国人和相当多的亚洲人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正转向一个基于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的多极世界。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术语去描述这场辩论,那么在分析和实证层面将都会出现用词不当。按照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转变,这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称,而且与其他历史时期有相同之处——例如,马匹对马匹,坦克对坦克,核武器对核武器。依据我们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转变,相比物质和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行为体具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力,并在不同领域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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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499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依靠现实主义在知识或分析上的简单性、普遍化或简约性。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属性,而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而已。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并且正在变得更加混乱,其中有许多会令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感到苦恼的事物。霸权虽不太适合冷战时期,但更不适合这样的世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美国已无用武之地。大多数的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意识到,美国可以提供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军事资源和技术专长,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后勤支持,解决核原料的走私等。事实上,美国对于打击海盗的贡献,对其自身利益而言,可谓令人震惊的成功。任何有关美国不再发挥作用的主张,恐怕还言之过早。不过,只有当美国追求和支持的政策体现了主要行为体之间更广泛的共识时,它才能有效地行使其影响力。对于那些他国提出的重要倡议,美国必须谨慎地提供选择性的支持,应当支持那些符合美国利益且有助于推动其政策的倡议。这是美国重建信誉并维护其所渴望的领导权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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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01 我们通过反事实的视角分析了“墨西哥与毒品”以及“朝鲜与核武器”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约束比威逼更富有成效。在墨西哥的案例中,美国在遵循其协商的任何有关毒品的条约时,应确保墨西哥的参与,以便减少跨境的毒品走私,原本还可以减少墨西哥联邦政府在控制力方面的损失,甚至避免近年来墨西哥面临的内战。在应对朝鲜问题时,美国原本可以更加成功,假如其愿意扮演一个克制的、居于次要位置且支持性的角色的话。美国原本应该鼓励中国率先制约朝鲜,以彰显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至2013年春,美国本可以避免将核扩散与火箭运载系统方面的冲突升级为美国与朝鲜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这使得今后让朝鲜退让的代价变得更高且可能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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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03 在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这三个领域,充斥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为了获取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与权谋。我们既不建议也未暗示,全球体系中存在着有意识的劳动分工。相反,国家之所选择履行不同的职能,主要是受到其国内文化对于“自利”的不同构想的驱动。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行为体会行使其控制力或影响力。至于行为体如何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它们的举措在有效性上各有不同,这不仅取决于其物质资源及其设立的优先选项,也取决于其在别的行为体眼中的合法性。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的结果,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基于物质能力的对权力的简单构想。行为体在主观上构建利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利益并不是被客观界定的。利益深植于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因素之中,同时利益也深植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约束所限定的界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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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05 对权力与影响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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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07 我们所观察的权力,很难加以精确地定义或估量。有鉴于此,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考量权力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同义反复。或者,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将权力还原成一个单一的要素。汉斯·摩根索尝试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界定,其中不仅涵盖了权力的物质基础,还包括国家特质、民心和领导素质。摩根索认为,权力具有相关性,且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以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或许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摩根索把权力定义为“建立并维持人对人的控制的任何事物”,这一定义几乎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17]不过,摩根索正确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影响力,并让我们了解到,应用权力的本质完全取决于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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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09 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联是间接的、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需要作出关键的抉择,来确定发展哪方面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能力。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是可塑的、易变的。如果要把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便成功,也会以惊人的比例耗费资源。只有当威胁存在、可信和有效时,权力才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影响力。同理适用于贿赂。埃及与以色列的案例说明了这个政治真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们是美国援助的主要接受者,然而美国对它们的援助并未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扩大了定居点,这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以色列还一直威胁要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拒绝了美国敦促其改革政权的要求,而美国对于穆巴拉克继任者的抉择也缺乏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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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11 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批判了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这个概念出于对权力及其使用(非强制性方式)的更广泛的理解。但是,软权力在概念上模糊,且在实证方面也存在问题。奈将“软权力”描述为一种影响力,因而将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奈假定,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文化的吸引力,却并未提供任何机制或者有说服力的案例。以美国为例,它的产品和文化既有可能在国外激起敌意,也有可能在国外大受欢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妇女依然坚持穿着传统服装,正是对奈的假定的一种反证。遗憾的是,软权力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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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13 影响力最有效的表现形式是劝说。劝说是指,通过各种尝试令别人确信,做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劝说奏效时,其他行为体往往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劝说必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其倡导的政策必须涵括大家可以接受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谋求让其他政治单位接受其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劝说这些政治单位的代表,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的,正在讨论的倡议不会超出普遍认同的目标。物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建立和维护联盟时,明智的选择目标和政治技能,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劝说和建立同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以往在合作和领导方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信任与再次合作的倾向,这能够大大地促成劝说。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共享的身份(即便不是共同的身份),这使未来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与劝说。通常,物质能力对执行共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同盟则取决于政治和道德的权力。根据不同倡议的性质,还可能要倚重制度、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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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15 劝说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合法性是一种长期的、低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价值观被内化时,遵循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一个行为体接受一项规则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项规则就是具有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规则在层级上优于行为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规则会影响行为体对其利益的界定。如果一个组织被视为合法的规则制定者,那么它就对其成员拥有权威。当权力在一个合法的关系与机制框架内被实施时,权力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在行使其“权威”时,权力与合法性的概念被合并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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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17 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存在着一种学术传统,即学者们已意识到,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了。为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并与被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成目的,需要向他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使用那些符合双方共享的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让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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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19 因此,政治要尽可能多地塑造语言与信仰,因为政治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正如卡尔·马克思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权力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便是创造并维持特定的话语。[19]马克思和葛兰西认为,这取决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同时也会体现为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尽管现实主义者绝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坚持物质能力的核心作用。本书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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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21 拥有权力者的确在推广并维持与其利益相称的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现实主义得以发展和传播,这是因为美国需要将其对霸权的追求合理化。新自由主义的例子也与美国有关。新自由主义使贪婪合理化,比如,它主张对富人减税,同时削减对穷人的服务。在国内行之有效的话语,也会对其海外影响力起到反作用。例如,本章开头引用的约翰·麦凯恩的言辞便是一个例子。麦凯恩的言辞是妄想。“反恐战争”,乃至以国家安全和当地民主为名,对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合理化解释在美国大行其道,却最终被全球大部分国家视为两面派的行径。尽管“9·11”事件使美国获得的尊重和同情达到了一个顶点,但是小布什政府的行为与言辞却加速了对美国的尊重和同情的急剧减少。奥巴马政府曾大受外国民众的青睐,却因使用无人机和拒绝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国内政治成本买单,而这是以消耗奥巴马政府的声望为代价的。这些现象显示出围绕着合法使用军事力量的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话语,就像影响力,源自思想与能力的复杂互动,任何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政策都必须将话语和影响力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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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23 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即如果一国权力的运用有悖于主导的规范和实践,权力未必会产生影响力,而且该国的影响力也会受到严重的侵蚀。对美国而言,它已陷入了显而易见的悖论之中。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难以将其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反之亦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引领了在经济、环境、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过去经常遭到美国的反对。作为一个比美国小得多的经济体,中国已经熟练地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来服务其利益,并培植其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依照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这些结果都属于异常现象。不过,如果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便不会将这种现象视为反常。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者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我们的案例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影响力而非权力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转变,并未忽略物质能力,而是将权力的社会和物质层面联系起来,并将影响力的研究根植于共享话语之上,因为正是共享话语使影响力成为可能。它将回归并依赖于托马斯·霍布斯对其书中的巨兽“比希莫斯”的理解,正如本书开篇所引述的,“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和信仰,强者的权力便失去了根基”[20]。欧洲和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含蓄地承认了现代霸权与古希腊式霸权之间的区别,并渴求成为后者。在当今多国共存的世界,欧洲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与此同时,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推行了双轨制政策——霸权战略与赞助战略。前者由鲜血和财富铸就,而后者则相对廉价:霸权战略会耗尽美国的合法性,而赞助张略则会加强其合法性;前者是领导权的障碍,而后者则有助于重获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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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25 我们对美国的最乐观的预计是,它处在一个从霸权战略转向赞助战略的渐进转轨的进程中。我们相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全球的领导者,而美国即便不增加,也必须依靠其军事能力。他们仍然遵循着霸权的传统观念以及单极世界霸权的信念。假如美国继续转向赞助战略,那么美国的学者与决策者都会意识到,在这个弥散着权力与影响力的世界上,那种霸权是一个不可能的、适得其反的目标。欧洲人获取影响力的方式是,依靠其在规范或社会权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中国人尽力将物质的经济权力与双边外交结合在一起。赞助战略日益为规范的权力与物质的军事、技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第三种构想,并且更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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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27 从根本上说,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经济中的权力下放,优于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有的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护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民主与多元化的承诺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就使得这些学者和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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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29 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他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理性,而霸权已成为他们研究的核心。我们已经证明,霸权在实证上是缺乏论据支持的,霸权的概念是基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超然重要性的错误理解。正是霸权促使美国的行为方式与其利益,乃至世界共同体的利益背道而驰。身为国际关系学者,与霸权概念脱离关系是义不容辞的。霸权概念曾经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而我们必须和它告别,这是迈向实用主义和恢复美国全球地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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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31 [1]John W.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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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50533 [2]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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