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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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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其心态犹如少年人，都感觉到一种无着落，前途茫茫，为了生存，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态同质。人不癫狂枉少年，其实正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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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也观察到，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忙投入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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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劳工生活在一起，霍弗发现美国一般的劳动群众是相当优秀的，他认为美国是由占总人口数60%的劳动民众所创造的，但是他从未看过有哪一本书谈过他们。他对于当时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反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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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对「忠实信徒」的动机和心理有一些认识。「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忠实信徒』无处不在，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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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这本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之所以风行半个多世纪，对理解今日世界的处境仍然贴切适用，是否正因为人们失去了自我，使得历史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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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1902年出生于纽约市，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父亲从事木工。7岁那一年，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一是母亲逝世，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因为遭遇这些苦难，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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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天8到10个钟头——部分原因是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他这种阅读的热忱，终身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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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在3年之间，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书店的主人对植物学很感兴趣，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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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父亲说过一句话：「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我怎么办？」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他喜欢读小说，从小说里，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知识，如法国的鹅肝酱、闺房和有香槟酒的早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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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霍弗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玛尔莎曾说，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霍弗应该也活不过40岁。那一年他18岁，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亲留下约300美元，他便决心到加州去，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在贫民区下车，一住10年。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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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霍弗只是读书，什么都不做。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便到处打零工果腹。28岁那一年，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被他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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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件结束了他在贫民区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因而决定离开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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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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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本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矶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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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的10年，也就是整个30年代，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他会和其他散工——大萧条的失业者——从南加州的帝国谷（Imperial Valley）出发，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个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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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在其流浪岁月中，获得了某些关于个体人和群众人的观念。例如，他认为历史是畸零人创造出来的理论，就是在联邦政府所设的一处流动失业散工收容所里领悟到的。收容所里有200人，霍弗发现那些人一半以上有心理或生理上的某种不健全。在这以前，他从未想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收容所里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型——都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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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够事固定的工作。不能自律，不能忍受单调、无意义的工作。」霍弗觉得奇怪，这些人并不比一般人低能，他们也颇能容忍，心怀善意，若有机会，难道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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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后，他徒步走过一片不毛之地时，得到了答案。他想到如果让收容所里那些人来这里拓荒的话，每个人都可能很高兴。事实上，拓荒者不就是一些畸零人吗？除少数真正喜欢冒险的人以外，拓荒者不都是些不能从事固定工作的人、酒徒、赌徒、逃犯或为社会所摒弃者吗？「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成为忙碌的实行家……而一旦尝过有所建树的滋味，他们又会想建树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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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明白这些流浪者和畸零人可以变成拓荒者，但也可能转向另一条负面之路。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洗净他们「不良分子」的身份。在霍弗看来，30年代的历史大部分是由这些畸零人缔造的，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历来最专制暴虐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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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开始尝试写作，是拜一位他心仪的作家所赐。「蒙田使我爱好词章，在未读蒙田的散文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要写东西。」霍弗所写的东西，的确和蒙田的近似：简洁而有韵律，有时杂以警句，但并无闲散之笔。他的长处是敢于作大胆而明确的概括，直捣问题核心。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剪裁锻炼，组织成为一篇精辟而有分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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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蒙田的邂逅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又要到山里去淘金。「出发之前，我知道大雪一来就会被困在山里，便在旧金山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册厚厚的书。我不管那是什么书，只要页数多就行。我找到一本，封面已经不见了，作者的名字我听也没听过。那书就是蒙田的《随笔集》，是17世纪的英译本。被雪困住的那些天，我把那本书读了3遍。啊，我多么爱蒙田的文字！我深深地领会到他怎样雕琢每一句话。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我也许可以写出类似的东西。我从山上下来以后，便到圣华金河谷采棉花。我总是带着蒙田那本书，并随时引用他的话。到了后来，那里的工人一碰到问题，便会跑来问我：「蒙田的意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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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流动散工眼中，霍弗一定像个怪物。他生性孤独，不喜欢和别人过分亲热，一有空便跑到图书馆看书——差不多加州所有小镇图书馆的图书证他都有。可是他又时常觉得必须找人谈话，找那些工人来听他引述蒙田的话（后来又加上了帕斯卡尔的话），倾吐满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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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弗颠沛流浪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想要从军，却因为患有疝气而被拒。他转而寻求别的方法为战争和国家尽力；他加入了「国际码头仓库工人工会」，成了一名码头搬运工。那时他已40岁。玛尔莎的预言错了，他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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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生活让霍弗觉得很自在。当时码头工人不愁没活做，旧金山码头日夜开工，霍弗总是挑笨重的工作做，常常受伤。他最好的一些灵感和观念，都在工作时酝酿形成。他脑子后面总有一个静静的角落供他思索。任何事情——一句偶然的话、一只飞翔而过的海鸥或是一个同伴的行为——都可以启发他的思考。霍弗习惯每天与一个不同的工人搭档。他总是每天一早就到码头，以便选择喜欢的搭档，但他并不挑剔。「我从未要求一个人必须有多种长处，只要有一种长处就行。」有时一个差劲的搭档也能打开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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