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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14 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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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人们接受群众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们参加何种群众运动都有可能，不见得会独钟某种主义或纲领。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一个不满现状的青年会加入共产党还是纳粹党，机会是对半的。在沙皇俄国末期，怨气沸腾的犹太人会投身革命党还是犹太复国运动，机会也是各半。有时，同一个犹太家庭会有人选择参加革命，有人选择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妈妈当时就说过：「不管时局怎样变化，我都会是受惠者。要是撒姆耳（家中参加共产党的儿子）选对边，我们一家人就会快快乐乐住在俄国；要是哈伊姆（家中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儿子，即魏茨曼）选对边，我就会搬到巴勒斯坦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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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个「忠实信徒」已热烈皈依于一个特定的运动，他仍然有可能改投另一个群众运动的怀抱。在有多个群众运动激烈竞争的地方，这种事情并非不常见——即使最热忱的分子也是如此。扫罗之变成保罗，并非罕例，也不是奇迹。[2]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例如，希特勒就把德国的共产党员看成潜在的纳粹党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员和工会领袖绝不会成为纳粹党员，但共产党员却常常会。」[3]纳粹党青年部主任罗姆（Röhm）曾自夸能够在4星期内把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转变为狂热的纳粹分子。[4]相似的，共产主义宣传家拉狄克（Karl Radek）也把纳粹的褐衫队员视为共产党生力军的人才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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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所以：（一）所有群众运动是相互竞争的，一个群众运动增加多少追随者，就会让其他群众运动减少多少追随者；（二）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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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铁锤、镰刀和卐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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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极少只有单一性格。它一般会展现一些其他性质运动的面向，有时候，还会集两三种群众运动的性质于一身。例如，希伯来人出埃及的行动就同时是一场奴隶革命、一个宗教运动和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新宗教；它有「自己的教义——即大革命的神圣原则：自由、平等、博爱；它有自己的崇拜方式；它有自己的圣徒、英雄和为自由殉道的烈士」[6]。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1792年立法议会下令要各地建立圣坛，刻上下列铭文：「凡属公民；均应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活，为祖国而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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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也有其革命的一面，这一面往往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来；它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运动。路德说过：「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我们德国人只是低级的条顿猪。他们像骗子一样榨取我们，吸吮我国一直吸吮到骨髓。醒来吧德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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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9]和卐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他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革命自始即具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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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加社会革命。对正统派的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一场宗教运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具有深切的宗教色彩。现今亚洲的群众运动则兼具民族主义和革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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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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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遏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一场社会革命可以经由鼓吹一个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加以遏止。所以，在那些天主教能够重振其群众运动精神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势头总是受到压制。在日本，捻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怒火的，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南方，种族团结运动成了阻止社会激变的机制。类似现象也在加拿大的法裔公民和南非的布尔人（Boer）[10]中间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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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在二次大战前的德、意两国，务实的工商人士为防止共产主义壮大，采取了「合逻辑」的做法：鼓励纳粹和法西斯运动。但到头来，这些务实而合逻辑的人却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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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以下，我们会先略论一种奇特的群众运动替代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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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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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可以提供失意者一些他们想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转变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急投效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因此，移民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替代品。如果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愿意接受欧洲人大量移民，说不定法西斯和纳粹革命就不会发生。在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多少归功于有广大土地可供人民自由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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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其参与者的特质使然，集体移民也往往是让群众运动兴起的契机。有时我们很难说出一次集体移民和一个群众运动的起讫界线何在——也难说出它们孰先孰后。例如，希伯来人集体出埃及之举后来就发展为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大迁移也绝不只是人口分布上的改变。有证据显示，日耳曼蛮族的人数相对要少，但一旦他们侵入一个国家，原来的被压迫者和不满者就会群起而加入他们：「那是一场由外国征服引发和遮掩着的社会革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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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在条件许可和较合算的情况下，一个群众运动也有可能会带来一场集体移民。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清教徒、再洗礼派（Anabaptists）、摩门教徒、捍卫灵魂派（Dukhobors）[12]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集体移民可以强化一个运动的活力与向心力。不管表现为征服他国、十字军东征、朝圣，还是向一片新发现的土地殖民，移民是大部分群众运动都会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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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9),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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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所说的保罗是指《圣经·新约》中的使徒保罗，他在皈依基督宗教前原名扫罗，是个激烈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徒。——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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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rmann Rauschning, Hitler Speak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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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onrad Heiden, Der Fuehr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4),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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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itz August Voigt, Unto Caesar (G. P. Putnam’s Sons, 1938),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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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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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Mathiez, “Les Origins des Cultes Revolutionnaires”, p. 31. Quoted by Carlton J. H.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6),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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