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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不平者虽然到处都有，但却最常见于下列几类人：（一）穷人，（二）畸零人，（三）被遗弃的人，（四）少数民族，（五）青春期的少年，（六）有野心的人（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还是无限的机会），（七）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八）无能者（身或心方面的无能），（九）极度自私的人，（十）对生活厌烦的人，（十一）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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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第20节到第42节将对其中的一些人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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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是由最优秀者与最低劣者左右的一个小事例是语言。一个国家的俚语行话都是由最优秀者（政治家、诗人、作家、科学家、专家）和最低劣者创造，循规蹈矩的中间阶层则只敢谨守字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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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二章 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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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7032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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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民过的是目标鲜明的生活。他们拼命为填饱肚子而挣扎，完全不会为闲愁所困扰。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直接。有饭吃就心满意足；能够饱着肚子上床睡觉是一种成就；每一笔意外之财都是一个神迹。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需要「一个使人生有意义和庄严的超个人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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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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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视失业为一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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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穷人都是失意者。有些身陷城市贫民窟的穷人会对自身的处境安之若素。劝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泥淖，他们会怕得发抖。哪怕是有骨气的穷人，要是他们陷入贫困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一样会不思改变。他们相信事物的秩序是永远不变的，对现状又敬又畏。除非来了一场灾难——战火、瘟疫或集体的危机——他们才会明白所谓「永恒秩序」的易逝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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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17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成功，新穷人居功厥伟。圈地运动期间（见第5节），数以千计的地主赶走他们的佃户，把田地改成牧场。「强壮和积极的农民，变成了受薪工人或乞丐……城市街衢满目都是贫民。」[1]为克伦威尔的新军充实兵员的，正是这些遭剥夺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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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是破了产的中产阶级。今日英国潜在的革命者不是工人，而是被剥夺了特权的公务员和工商业者。这个阶级对过去的丰裕生活和统治地位记忆犹新，所以难以自安于目前紧缩了的经济状况与政治上的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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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周期性地大量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穷人，而他们的出现，毫无疑问助长了当代群众运动的兴起和扩大。直至前不久，新穷人主要是来自有产阶级（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里的有产阶级），然而，到了最近，普通工人也开始扮演起新穷人的角色，这大概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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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来，工人只要能得到最起码的温饱，就会自感是传统的穷人。不管年景是好是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穷。遇到再严峻的经济萧条，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是什么有乖常理的事。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济萧条和失业的意义却为之一变。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视失业为一种堕落。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秩序的剥夺与伤害，所以愿意倾听那些呼吁重新洗牌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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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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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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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民过的是目标鲜明的生活。他们拼命为填饱肚子而挣扎，完全不会为闲愁所困扰。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直接。有饭吃就心满意足；能够饱着肚子上床睡觉是一种成就，每一笔意外之财都是一个神迹。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需要「一个使人生有意义和庄严的超个人目标」呢？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著名的激进派党人会群集莫斯科，就是知道他们必须想办法把赤贫者争取过来。巴拉巴诺夫（Balabanoff）这样说：「我在这里看到那些毕生为理想而活的男男女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不惜自愿放弃享受、自由、快乐与家庭，来这里全力对付人们饥寒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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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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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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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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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托克维尔在研究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状况时，惊讶地发现：「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4]为此，他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法国人的处境愈好，愈觉得自己的处境难以忍受。」[5]法、俄两国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爆发时已拥有全部农地的近1/3，而这些土地大多是在他们祖父一代即已取得。[6]所以说，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不是生活真有多困苦，而是因为尝过土地的甜头，想要得到更多土地。由此可以推知，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斯大林密友基诺夫（Kirov）会在1934年12月被暗杀也许不是个巧合，因为其时正值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结束、一个繁荣愉快的新时代将要开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