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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民过的是目标鲜明的生活。他们拼命为填饱肚子而挣扎，完全不会为闲愁所困扰。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直接。有饭吃就心满意足；能够饱着肚子上床睡觉是一种成就，每一笔意外之财都是一个神迹。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会需要「一个使人生有意义和庄严的超个人目标」呢？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初期，著名的激进派党人会群集莫斯科，就是知道他们必须想办法把赤贫者争取过来。巴拉巴诺夫（Balabanoff）这样说：「我在这里看到那些毕生为理想而活的男男女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不惜自愿放弃享受、自由、快乐与家庭，来这里全力对付人们饥寒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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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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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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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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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托克维尔在研究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状况时，惊讶地发现：「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法国的繁荣昌盛都没有高于大革命前的那20年。」[4]为此，他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法国人的处境愈好，愈觉得自己的处境难以忍受。」[5]法、俄两国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爆发时已拥有全部农地的近1/3，而这些土地大多是在他们祖父一代即已取得。[6]所以说，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不是生活真有多困苦，而是因为尝过土地的甜头，想要得到更多土地。由此可以推知，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斯大林密友基诺夫（Kirov）会在1934年12月被暗杀也许不是个巧合，因为其时正值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结束、一个繁荣愉快的新时代将要开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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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这一点，不管是在我们正趋近，一个目标还是离开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应许之地刚刚在望还是我们被剥夺的继承权仍在望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在我们即将得到财富、自由还是快要成为穷人或被奴役的情况下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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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拥有而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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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要大于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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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奢侈品与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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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求奢侈品的时候会比追求必需品的时候更勇猛。情况往往是，到我们不得不放弃追求奢侈品的时候，我们的必需品也会开始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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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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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行动，也可以训练和培养人的耐性。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短程的希望还是远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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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兴起中时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兴时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悬在信徒面前；雅各布宾党人应许立刻兑现的自由与平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与土地；希特勒许诺立刻撕毁《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人都有工作。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对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而言，它的首要关心是维持现状，所以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教他的追随者一个道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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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斯大林主义就像所有的建制化宗教一样，是一种人民的鸦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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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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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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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发生群众运动的机会并不大。奴隶之间的绝对平等，以及奴隶区域之内紧密的团体生活，都让失意感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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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试，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与失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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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9]。普通的纳粹党员会力辩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这并不是虚伪。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而且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又何来责任可言。他们会参加纳粹运动，不就是为了得到免于负责任的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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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18世纪的法国农民之所以会被法国大革命吸引，正因为他们不再是农奴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俄国农民要不是已获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并尝过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会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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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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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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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一个群众运动在其积极阶段会打压个人自由，但此举并未拂逆其追随者的意愿。法国历史学家勒南（Renan）说过，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11]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只有当运动过了它的积极阶段，凝固为一些稳定的制度模式以后，个人自由才有抬头的机会。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越短，人们越会觉得造就个人自由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另外，积极阶段越短，被群众运动推翻和取代的那个极权体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越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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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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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觉得自己生命败坏了和荒废掉的人，会渴望平等与博爱多于渴望自由。如果他们为追求自由奔走呼号，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种建立平等与博爱的自由。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anonymity）的激情：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12]这样，就没有人会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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