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51420
1703251421
1703251422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41 在蠢动不安中，人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
1703251423
1703251424
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几乎所有有关群众运动发生前一段时期的叙述，都会提到普遍的厌烦情绪。当一个群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它得自烦闷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对一个蓄意煽动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得知全民都有烦闷无聊之感，会比得知全民都饱受经济和政治剥削，更加感到鼓舞。
1703251425
1703251426
人们会感到厌烦，主要是他们的自我让他们厌烦。意识到自己生活贫乏和无意义是人们厌烦感的主要来源。反之，没有孤立感的个人——如一个部落、教会或政党的成员——不容易为烦闷所感染。只有从事创作或得为三餐糊口的人才不会有烦闷感。追求享乐和放荡不羁都不是缓和烦闷的有效方法。即使一个人生活环境并不太坏，但要是他缺乏从事创作工作或有用活动的能力、机会，那为了赋予生活以意义及目的，他在受到宣传的煽动后会作出多狂热的转变，是谁也不敢低估的。
1703251427
1703251428
烦闷心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几乎任何群众运动产生的初期，总有些老姑娘与中年妇女厕身其间。就连伊斯兰教和纳粹党这么反对妇女外出工作的组织，我们都可在它们初创阶段找到一些扮演重要角色的妇女。
1703251429
1703251430
结婚对妇女来说在许多方面犹如参加一个群众运动。结婚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一个新的未来和一个新的身份（从夫姓）。对于老姑娘和不能在婚姻中享受快乐与满足的妇女，她们的厌烦源于生活的单调乏味。通过拥抱一项神圣伟业，通过把精力和资财奉献于推动这项伟业，她们就获得了一种充满意义的新生活。希特勒充分利用了「那些渴望冒险、厌于空虚生活，不再能在爱情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上流贵妇」[1]。在德国一些大工业家听希特勒的名字以前，他们的太太早给他捐过不少钱。[2]比尔德（Miriam Beard）告诉我们，一些生活无聊的商人妇对法国大革命发挥过同样作用：「她们饱受空虚无聊折腾，闷气无所宣泄。在蠢动不安中，她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3]
1703251431
1703251432
1703251433
1703251434
1703251435
[1] Hermann Rauschnirig, Hitler Speak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p. 268.
1703251436
1703251437
[2] Ibid, p. 258
1703251438
1703251439
[3] Miriam Beard, A History of the Businessma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8), p. 462.
1703251440
1703251441
1703251442
1703251443
1703251444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八章 罪犯
1703251445
1703251446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703250631]
1703251447
1703251448
1703251449
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
1703251450
1703251451
1703251452
1703251453
1703251454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42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1703251455
1703251456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说来奇怪，不管是伤害者或被伤害者、犯罪的人或被侵犯的人，同样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一个逃避他们污染了的人生的出口。看来，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1703251457
1703251458
群众运动有时看起来简直是为罪犯的需要量身订造：它们不只可以「净化」罪犯的灵魂，还可以让他发挥性向与能力。群众运动的宣传手法是唤起信徒一种悔罪罪犯般的情绪与心灵状态。[1]
1703251459
1703251460
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会说明，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乃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向心力与活力之所系，然而，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一种悔罪般的行为，因为要是没有深切的罪恶感，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悔罪的念头。所以，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一位美国牧师就感叹说：「我们美国神职人员的工作有够难：向一群大都没有真正罪恶感的人传扬救世主的福音。」[2]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3]
1703251461
1703251462
所有群众运动都对罪犯宽大为怀，而且对他们热烈招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人圣伯尔纳呼吁人们加入十字军时这样说：「这是一个绝好而无价的得救机会，全能的上帝俯允无知者杀人者、抢夺者、淫乱者、伪证者和犯有各种罪行的人为他服务。」[4]革命时期的俄国尽管对异端——意识形态上有偏差的人——绝不容情，但对一般罪犯同样宽大为怀。有一点大概是真理：与尊重生命财产的人相比，罪犯在拥抱一件神圣伟业之后会更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1703251463
1703251464
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运动的替代品。在舆论和法律并不十分严厉而贫穷并非绝对的地方，不满现状的人和畸零人往往会以犯罪宣泄压力。前面亦指出过，在群众运动兴盛的地方，犯罪率会较低。
1703251465
1703251466
[1]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犹太教典籍《塔木德》（Talmud）里也有类似的话：「忏悔者站立的地方，全然正直的人不配站。」（转引自 Joseph Klausner, Jesus of Nazareth, p. 380.)
1703251467
1703251468
[2] A letter in life, Dec. 23, 1946, written by R. S. Aldrich.
1703251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