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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43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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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的活力系于信徒的团结一致、勇于自我牺牲。当我们把一个群众运动的成就归功于它的信仰、主义、宣传、领导或冷酷无情时，我们触及的只是它们赖以促成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它们孜孜以求的，是培养和巩固团结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就难以了解群众运动的本质。如能知道培养这种精神的过程，我们就能掌握群众运动的特性与策略的内在逻辑。除少数例外[1]，任何群体或组织要是试图建立紧密一体性的群体或组织，一般都会展现出一个群众运动的特点（包括高尚与卑下的方面）。反之，在承平时期，一个民主国家是自由个人间的制度性联结。然而，一旦碰到危机，当这个国家的生存备受威胁，它就会想办法加强团结，鼓励人民准备好自我牺牲；这些时候，它几乎总会表现出若干程度群众运动的性格。宗教和革命组织也是同样情形：它们能否发展为群众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义或纲领，而是它们把多少心思花在创造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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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的是，沉重的失意者会自然而然产生集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倾向。因此，如果能够得知这些倾向为何会自发于失意者身上，我们就可能得知这些倾向的性质，以及有什么人为方法是可以刻意培养这些倾向的。「失意者」的苦恼何在？在于他意识到其自我已败坏得无可补救。他们的主要渴望是逃避自我——正是这种渴望让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和自我牺牲。厌恶有缺点的自我，遗忘它、摆脱它的冲动，同时会让人愿意随时自我牺牲和把自己掩埋在一个紧密的集体中。换言之，失意感不但会让人产生团结和勇于牺牲的渴望，甚至会创造出让这样的事情实现的机制。如下所示，鄙视「现在」及易于仇恨、模仿、轻信等等萦绕强烈失意者的性向情绪，乃是团结的催化剂和无所顾忌行动的促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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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第44到103节将试图显示，当我们要诱导一群人产生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时，我们会竭尽所能——不管我们自觉与否——鼓励他们疏离「自我」，努力在他们身上培养出失意者（失意者是主动疏离「自我」的人）会有的各种态度和冲动。简单来说，我们是要试图显示，一个积极群众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在其追者中间诱导培养一种失意者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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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想得到，读者对这部分的论点一定会有许多异议。他会觉得；有好些事情被夸大了，而有好些事情被忽略了。但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Bagehot）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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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行动的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看来几乎总是形影不离的。我们若听说一个团体的成员完全置死生于度外，就可想见他们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密团结。[2]同样地，如果我们碰到一个紧密团体的成员，猜他是个视死如归的人往往八九不离十。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不过，在接下来的各节，为了论述的清晰起见，我们还是会把两者分开来讨论。但是，我们不应忘了它们只是一体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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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不妨简述第44至63节的大纲，它们谈的是促进成员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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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lood self）分离出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第44至46节）；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第47节）；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第48至55节）；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第56至59节）；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第60至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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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64节论军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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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那些最有团结感的部族是最好战的。」引自W. G. Sumner, War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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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二章 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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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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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把个人同化到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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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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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不能再让他是个乔治、汉斯、伊凡或多田男，也就是不能让他是个由生与死两端所限制住的一个人类原子。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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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而他会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它不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里（第二部第四章）鲜明地刻画出这样的心灵状态。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精神处于错乱状态。几天前，他用斧头谋杀了两个老妇人。他觉得他和人类的关系被切断了。走过干草市场附近的红灯区时，他心里想：「假如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一块只容立足的危崖岩突上，周围是大海、无尽的黑暗、无尽的孤独、无尽的暴风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任何好死都不如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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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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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而它的最典型例子也可以在原始部落中找到。群众运动努力要趋近这种原始的典型，所以，如果说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让我们有一种原始时代的印象，这印象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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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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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压的能力部分源自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在纳粹集中营，最能挺得住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是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反之，所有个人主义者（不分国籍）全都陷于崩溃边缘。西欧的犹太人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他们受到异邦人（包括集中营里的异邦人）的轻蔑，与犹太社群又无实质的联系，只能单独面对他的折磨者，俨然受到全人类的遗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体会到，中世纪的隔都对犹太人来说与其说是一座监狱，不如说是一座城堡。当中世纪的残酷在我们的时代重演，犹太人因为失去了古代的防卫方式，所以轻易就被人揪出来，加以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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