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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会比非失意者更容易接受教条吗？他们会更好骗吗？帕斯卡尔就这样认为。他说：「一个人若恨自己，就会易于了解《圣经》。」[24]对自己不满和轻信性格间显然是有若干关联的。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因为拒绝照我们本来的样子看我们自己，也会培养出一种对事实和逻辑的憎恶。失意者在实然性和可能性中找不到希望。他的救赎只能来自奇迹：他相信奇迹会从「现实」的铜墙铁壁的裂缝中渗出来。斯特来斯曼（Stresemann）论德国人的一番话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失意者：「他们不但为每日三餐祷告，也为每日的遐思奢想祷告。」[25]看来我们可以由此归纳出一条原则：易于欺骗自己的人也易于被别人欺骗。他们容易被说服和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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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喜欢欺骗别人。易相信和爱撒谎并不是小孩子才有的特质。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事物，他们就会发展出易上当和好骗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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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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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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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1节指出过，想要引发急遽而激烈的变迁，群众运动往往是不可少的。但奇怪的是，哪怕是一些切合实际和十分必要的改革（如革新一个停滞的社会），仍然需要一种强烈的激情才能实现，而且离不开群众运动中习见的各种谬举蠢行。不过，如果我们明白群众运动的最大功能在于促进其追随者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点也就没那么值得惊讶了。群众运动的结果造成的不只是一群紧密无间、无所畏惧的追随者，而且是一个同质的可塑体，可以任由主导者随意形塑。要实现急遽而激烈的变迁，人类的可塑性是不可少的，但这种可塑性看来是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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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可塑性和皈依的先决条件，自我疏离几乎总是在强烈激情的气氛中进行。这不但是因为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而且这种推翻也必然会释放出激情。哪怕是由最温和的方法引发，疏离自我的过程一样会释放出激情。只有能跟自我妥协的人能够对世界保持冷静态度。这种和谐一旦受到破坏，一个人一旦被迫丢弃、怀疑或遗忘自我，他就会变成一种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就像一个不稳定的化学基（chemical radical）一样，他渴盼与任何他碰到的东西结合。他无法单独生存，非得全心全意依附于某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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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追随者心中点燃和煽起凶猛激情，群众运动可以防止其追随者回复内在的均衡。它们也会用直接的办法延长信徒与自我疏离的时间。它们不但会把独立自主的生活说成是空虚无聊，还会说成是堕落和罪恶。一个单独生存的人是无依无靠、可怜兮兮、罪孽深重的生物。他只有一个得救的机会：弃绝自我，在一个神圣组织（教会、国家或政党）的怀抱里过新生活。反过来，这种对自我的诋毁又可使激情保持在白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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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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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者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安全。他无法从自身——也就是他排斥的「自我」那里获得自信，而只能从他凑巧碰上和热情依附的神圣组织得到。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也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以向自己和别人显示，他扮演的真的是捍卫者的角色。换言之，他牺牲性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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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说，狂热者深信他所从事的神圣伟业是固若磐石、经久不衰的。尽管如此，他的安全感仍然是来自他的热情依附而非他所依附的大业的卓越性。狂热者并不是真会坚持原则的人。他拥抱一项大业，主要并非由于它正确神圣，而是因为他亟需有所依附。这种感情上要有所依附的需要，往往会把他拥抱的任何大业转化为神圣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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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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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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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和沾不上边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投身不同大业的失意者相互不信任，随时准备好掐住对方的咽喉。但他们事实上是邻居，甚至几乎是一家人。他们以兄弟间的恨来恨彼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远得和近得像扫罗和保罗。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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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他们对上帝存不存在并不在意。无神论者是一种宗教人格。他把无神论当成一种新宗教来膜拜。[27]他是满怀虔诚与宗教热情的无神论者。诚如勒南所说的：「等到全世界都不再信仰上帝那一天，无神论者就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28]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对殉道和英雄身段毫无兴趣。卖国贼一般都是狂热者，他们投身敌营，是为了加速一个他们所恨的世界的倾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卖国贼都是大右派。「在极端的国家主义与叛国行为之间，看来只有一线之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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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在第52节已经有所说明。所有在希特勒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反动派跟激进派的共通点，要比它跟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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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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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完全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完全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唯一和独一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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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宁愿皈依于共产主义和好斗的天主教，而不是安安分分过民主的生活。在这个事例中，共产主义的成功并非因为它的宣传技巧高明，而是由于它符合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狂热癖性。民主制度提供不了什么神圣伟业给他们依附，也没有什么集体可供他们埋没自己。苏俄轻易就可以把日本战俘改造为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反观美国的宣传再巧妙再完美，都未能把日本人转化为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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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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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典型的将领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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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自我牺牲的主题之前，我们不妨谈谈群众运动与军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问题在第35和47节略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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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似点很多：群众运动和军队都是集体组织；两者都会抹去个人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两者都要求自我牺牲、无条件的服从和一心一意的效忠；两者都广泛利用「戏剧元素」（见第47节）；两者都可以为那些没有能力过自主生活的失意者提供避难所。军事团体（如法国外籍兵团）吸收了许多不假思索就会投入一个群众运动的人。募兵官、共产主义鼓动者和传教士往往都是从同一个泥淖中吸收到皈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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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队和群众运动的差异之处也是重大的。军队无法满足人们想过一种新生活的需要；它不是通向救赎的道路。在强有力的人手中，军队可以当成棍棒，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但军队最主要还是一种维护或扩大现有秩序的工具。它是一种暂时性工具，可以随当权者的意愿组合或解散。相反的，群众运动却是一种永恒的工具，参加者会视之为毕生事业。退出军队的人是退伍军人，甚至可以是英雄；但退出群众运动的人则是叛徒。军队的职责在于支持、保卫和扩大现在。群众运动则是为了摧毁现状。它的心思放在未来而它的活力与驱力都是来自这种心思。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关注现在时，那就代表它已经得势。它也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成了一个制度化的组织——也许是一个建制化的教会，也许是一个政府，也许是一支军队（由士兵或工人组成）。民兵——群众运动通常会有的副产品——会保留很多群众运动的附属品：冠冕堂皇而空洞的训话、口号、神圣的标志。但就像任何正规军一样，它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信仰和热忱，而是来自一些不带感情的机制，如操练、团队精神和纪律。它很快就会失去一群信众会有的苦行精神和虔诚，变得纪律废弛，耽于享乐——这是一切军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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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维护现状的工具，一支军队要应付的主要是可能出现的事。它的领导者不会倚赖奇迹。哪怕是受到一种狂热信仰推动，他们还是会愿意考虑妥协。他们会计算战败的可能性，且懂得怎样投降。相反的，群众运动的领袖都极端鄙夷「现在」，鄙夷它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和错综复杂性，甚至连地理和天气的事情第三部分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他相信奇迹。他对「现在」的恨意在情势变得无望时最为强烈。他宁愿毁掉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也不愿意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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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里，自我牺牲精神是通过义务感、戏剧性、团队精神、操练、对领袖的信仰而培养的。与群众运动的情形不同，这些手段并不是源自对「现在」的贬抑和对「自我」的排拒。因此，它们可以在一种清醒的氛围中展开。一个狂热的军人往往是狂热者从军的结果，而非军人感染狂热主义的结果。萨耳珀冬（Sarpedon）在猛攻希腊人城池时对格劳科斯（Glancus）说的一番话，把军人的自我牺牲情操表达得淋漓尽致：「啊，我的朋友，要是你我能逃得过这场战争就包准永远不死，我就绝不会站在战斗的前排里，也不会差你到战场上去争荣誉。但永远不死的事是不会有的。死神在我们脚下设下千万个陷阱，没人有把握骗得了他。所以，我们投入战斗吧，无论把这光荣输给敌人或是赢归自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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