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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by D. C. Somervell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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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m Nationalism (New York: R. R. Smith, 1931), p.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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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德国哲学家，著有《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鼓吹德意志统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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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奥地利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创始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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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指甘地，年轻的他在南非工作时曾因为不是白人而一再受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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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ascal, Pens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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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个荷兰银行家在1914年这样说「我们不想成为烈士的心理并不比大部分想壮烈成仁的现代人强。」转引自Dcmaree Bess, “The Bitter Fate of Holland”，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 1,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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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再临会带来千禧年，但在千禧年展开前世界会先经历一次大崩坏。这里的「基督再临指日可待」侧重于「世界大崩坏指日可待」之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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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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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见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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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ë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V, Cha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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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二章 狂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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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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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10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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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也只有狂热者才能使一个群众运动孵化成形。没有他，言辞人所激起的不满情绪将不会有方向感，只能漫无目的地宣泄，很容易就可以镇压下来。没有狂热者的领导，已经提出来的改革即使十分彻底，仍然动不了旧生活方式的一根毫毛，而政府方面即使有任何改变，也不过意味着权力从一批行动人转移给另一批人。没有狂热者，大概就会有一个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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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旧秩序开始瓦解，那些一直焚香祝祷这一天早日来临的言辞人反而会害怕起来。乍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就会吓得不知所措。他们会忘了自己为「贫穷单纯民众」所说过的一切话，而跑去求助于强有力的行动人——亲王、将军、行政官、银行家、地主这一类懂得怎样应付乌合之众、怎样阻遏混乱怒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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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者却不是这个样子。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对自己一心一意制造的混乱状态，他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没有破坏就不会有建设。他会把怕事的言辞人推到一边，不过还是会继续宣扬言辞人提出的主张和口号。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联合，渴望团结，渴望在一个庄严雄伟的有力整体中分解掉该死的个体。「未来」高于一切，在运动内外迷恋「现在」的人都合该受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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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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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者是打哪儿来的？大部分来自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中间。言辞人内部有一个重要分野：一是创造欲望得到满足者，一是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者。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不管他对既有秩序的批评和嘲讽有多猛烈，都是依恋着「现在」的。他的激情在于改革而非摧毁。如果一个群众运动能始终为他掌控，就会被导向一个温和的方向。他发起的改革会是表面的，不会让日常生活的运转突然中断。但这只在群众的行动还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群众的行动会没有失控，这或者是因为旧秩序不经斗争即行退让，或者是因为混乱甫一开始言辞人就与强有力的行动人结盟）。但如果对旧秩序的斗争呈现炽烈混乱的局面，而且只有凭借坚强团结和自我牺牲才可望取得胜利时，那些有创造力的言辞人就会被推到一边，权力会落入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手上。后者乃是一些狂热鄙夷「现在」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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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名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败坏得无可挽回，而世界则已经乱了套。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即使是服从或施加一种铁的纪律，他也只是把这纪律当成带来永远变动不居状态的工具。只有在投身于变动中，他才会有自由感，才会觉得自己在成长在发展。因为永远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谐，所以他害怕确定，害怕固定的秩序。马拉（Marat）[2]、罗伯斯庇尔、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由无创造力的言辞人蜕变为狂热者的。菲尔埃克（Peter Viereck）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Rosenberg）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von Schirach）写过诗，丰克（Funk）试过音乐，施特赖歇尔（Streicher）试过绘画。「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者——不只从世俗的成败标准衡量是这样，从他们自己的艺术标准衡量也是这样。」他们的艺术野心「本来要比他们的政治野心深邃得多；是他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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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会觉得自己跟一个激烈运动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头晕目眩的变迁会腐蚀他的创造力。只要他的才华还没有枯竭，他就不会把满足感寄托在领导百万人和取得胜利上。结果就是，当一个运动全速开动以后，他不是会自动退出就是会被推到一旁。再者，由于真正的言辞人不会愿意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批判意识，日子一久，他无可避免会扮演起异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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