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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名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败坏得无可挽回，而世界则已经乱了套。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即使是服从或施加一种铁的纪律，他也只是把这纪律当成带来永远变动不居状态的工具。只有在投身于变动中，他才会有自由感，才会觉得自己在成长在发展。因为永远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谐，所以他害怕确定，害怕固定的秩序。马拉（Marat）[2]、罗伯斯庇尔、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由无创造力的言辞人蜕变为狂热者的。菲尔埃克（Peter Viereck）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Rosenberg）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von Schirach）写过诗，丰克（Funk）试过音乐，施特赖歇尔（Streicher）试过绘画。「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者——不只从世俗的成败标准衡量是这样，从他们自己的艺术标准衡量也是这样。」他们的艺术野心「本来要比他们的政治野心深邃得多；是他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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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会觉得自己跟一个激烈运动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头晕目眩的变迁会腐蚀他的创造力。只要他的才华还没有枯竭，他就不会把满足感寄托在领导百万人和取得胜利上。结果就是，当一个运动全速开动以后，他不是会自动退出就是会被推到一旁。再者，由于真正的言辞人不会愿意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批判意识，日子一久，他无可避免会扮演起异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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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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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来说，狂热者的危险处在于他永远静不下来。一旦取得胜利，新秩序开始成形，狂热者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乱源。对强烈情绪的爱好会驱策他去寻找尚未揭示的奥秘和尚未打开的神秘门户。他会不断走向极端。因此，大部分群众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前一天在与外部敌人生死斗争中获得发泄的激情，现在会通过斗争自己人来宣泄。憎恨成了一种习惯。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希特勒本身是个狂热者，所以对党内那些反对他的狂热者的心理状态有精准判断。1934年清算掉罗姆（Röhm）以后，他在写给新任冲锋队队长的任命状中指出，那些无法静下来的分子「没有了解到，他们已经把虚无主义当成终极的信仰……他们只能在阴谋活动中得到内心的安宁，在不断企图破坏既有的秩序中获得满足」[4]。希特勒对德国内外敌人的分析常常是一种自我披露，这段话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一直都把虚无主义奉作他的「终极哲学与告别词」[5]，尤以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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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任狂热者自行其是，他们有可能会分裂出去，对运动本身构成威胁。即使狂热者没有制造不和，他们仍会对运动构成危害，因为他会迫使运动去做一些不可能达成的事。只有务实的行动人介入，一个群众运动才可望保有它已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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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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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一派的代表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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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ter Viereck, Meta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1), pp. 156 and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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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ns Bemd Gisevius, To the Bitter E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7), pp.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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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R. 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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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三章 务实的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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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70325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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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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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113 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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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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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接连担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通常都有好处；而一个群众运动想要长久存在，大概更是非如此不可。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纳粹和法西斯运动就是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领导，所以下场凄惨。让纳粹运动走向败亡的，乃是希特勒的狂热无法抑制、无法扮演务实的行动人。要是希特勒死于1930年代中叶，则像戈林这样的行动人无疑将会掌权，这样的话，纳粹运动说不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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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格当然是有可能改变的。一个言辞人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狂热者或务实的行动人。然而，有各种证据显示，这种变形往往是一时的，或迟或早他们又会变回原来的类型。托洛茨基本质上是个言辞人：虚荣心重、才气焕发，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沙皇俄国的突然崩溃和列宁的坚强意志把他拉进了狂热者的阵营。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又表现出他是个无与伦比的组织者与将军。但到内战结束，局势缓和下来以后，他再度回复言辞人的本性。他不冷酷也没有猜疑心，信赖言辞的力量多于权力的力量，所以最后只能被狡诈的狂热者斯大林推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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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但狂热者的成分占优势。他犯下的重大错误（如消灭富农，清党，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粗暴地限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作自由），都是狂热者的表现。在狂热者斯大林当权期间，俄国人鲜能享受到「现在」的快乐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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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主要是个狂热者，而他的狂热损害了他以行动人身份取得的很多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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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像林肯、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尼赫鲁一类卓越的领袖，不过为数甚少。他们不迟疑于利用人的饥渴和恐惧去团结人民，使他们愿意为一件神圣伟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不同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甚至不同于路德和加尔文[1]的是，他们并不打算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这些卓越领袖的自信来自对人类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除非尊敬人类，否则就不会受人类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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