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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但狂热者的成分占优势。他犯下的重大错误（如消灭富农，清党，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粗暴地限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作自由），都是狂热者的表现。在狂热者斯大林当权期间，俄国人鲜能享受到「现在」的快乐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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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主要是个狂热者，而他的狂热损害了他以行动人身份取得的很多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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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像林肯、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尼赫鲁一类卓越的领袖，不过为数甚少。他们不迟疑于利用人的饥渴和恐惧去团结人民，使他们愿意为一件神圣伟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不同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甚至不同于路德和加尔文[1]的是，他们并不打算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这些卓越领袖的自信来自对人类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除非尊敬人类，否则就不会受人类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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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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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可以把群众运动从自取灭亡的分裂和狂热者鲁莽的行动中挽救回来。但他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群众运动活力期的终结。与「现在」的战争过去了。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群众运动活力阶段的生命力来自对抗和彻底改革的渴望，但最后阶段关心的主要是制度化和维系业已赢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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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动人的出现，该运动生龙活虎的活力会被封存到制度化的机构里面。一个宗教运动会凝结为僧团系统和一些仪式；一个革命运动会凝结为侦查和行政的机构；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会凝结为一些政府和爱国主义的机构。一个教会的建制化意味着复兴精神的终结；一个成功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会让革命的心态和行事方法被取缔；一旦一个国家建立复兴，其政府机构会让沙文主义的好斗性销声匿迹。这些机构把群众行动冻结成固定的模式。制度化集合体的成员被期望同心戮力，但他们却必然更像是松散的组合而非自发的融合。他们的团结只能来自对各制度本身的忠诚。自动自发会受到猜疑，谨守职分会被看成比热烈献身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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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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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行动人接管了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以后，其首要关心是把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他的理想是一个紧密无间和无懈可击的整体，可以自行运作。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不能依靠热情，因为热情是短暂的。说服手段的效果同样缺乏保证。因此，他会倾向于倚重强制手段。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蠢材」之说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来得真确，所以他会赞同梅纳德爵士（Sir John Maynard）所说的：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2]真正的行动人不是信仰人（men of faith），而是法律人（me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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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信仰与自发性在运动初期所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仍然会让他记忆犹新。因此，他还是会在新的机构里保持信仰的门面，并继续不间断进行热烈的宣传，哪怕他依赖的主要是强制手段。他的命令都会用虔诚的语汇加以包装，往日的纲领和口号仍然会挂在嘴边。信仰的象征物高高挂起，备受尊崇。运动早期阶段发挥过作用的言辞人和狂热者会被奉为圣徒。这样，就会营造出信徒的服从是出于信仰和自发的假象。他也会尽全力把新秩序说成是早期斗争所追求的理想的辉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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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友敌。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很多旧秩序用以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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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独裁看来在一个组织的诞生阶段和衰落阶段都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它可以让尚未定形的东西定形，或让行将解体的东西暂时稳住。例如，「教皇无错误说」是伊里奈乌斯（Irenaeus）[3]在教皇初创期提出的，但到了1870年，也就是教皇制度看来摇摇欲坠的时候，庇护九世（Pius IX）又把它重提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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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例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沙皇制度、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杂凑而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神道主义、天主教成分和古代希伯来信仰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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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的情况也类似，它在经历最初几世纪的内部冲突和分裂后，凝固成了一个专制的教会，其成分也是新旧杂陈和从敌友两方面抄袭而来。例如，它的科层制度是模仿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仪式部分则吸取了古代信仰并采自古代礼仪，又发展出绝对领袖制度，并用尽一切方法把所有生命与权力的成分吸收进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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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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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早在纳粹党还嗷嗷待哺时，希特勒已经洞悉群众运动的特质，并提出警告说，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始终保持活力，就绝不能提供任何「现在」的好处，而只能鼓励追随者向往「后代子孙眼中的光荣和声望」。希特勒指出，一旦群众运动被一些喜好功名利禄者入侵，它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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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阶段，群众运动仍然会对失意者下工夫，但不是去煽动他们的不满，使之继续与「现在」作殊死斗争，而是千方百计使他们与「现在」和解，变得忍耐而柔顺。这时候，群众运动会提供失意者遥远的希望、梦想与愿景。[6]等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它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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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德和加尔文两人都「志在建立一个比天主教会更强有力、更独裁、更苛求、更不倦于迫害异端的新教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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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Maynard, Russia in Flux (London: Victor Collancz, Ltd., 1941),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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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世纪的基督宗教神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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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hn Addington Symonds, The Fine Art “Renaissance in Italy” series (London: Smith, Elder & Company, 1906), 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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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olph Hiller, 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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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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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四章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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