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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动人的出现，该运动生龙活虎的活力会被封存到制度化的机构里面。一个宗教运动会凝结为僧团系统和一些仪式；一个革命运动会凝结为侦查和行政的机构；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会凝结为一些政府和爱国主义的机构。一个教会的建制化意味着复兴精神的终结；一个成功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会让革命的心态和行事方法被取缔；一旦一个国家建立复兴，其政府机构会让沙文主义的好斗性销声匿迹。这些机构把群众行动冻结成固定的模式。制度化集合体的成员被期望同心戮力，但他们却必然更像是松散的组合而非自发的融合。他们的团结只能来自对各制度本身的忠诚。自动自发会受到猜疑，谨守职分会被看成比热烈献身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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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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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行动人接管了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以后，其首要关心是把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他的理想是一个紧密无间和无懈可击的整体，可以自行运作。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不能依靠热情，因为热情是短暂的。说服手段的效果同样缺乏保证。因此，他会倾向于倚重强制手段。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蠢材」之说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来得真确，所以他会赞同梅纳德爵士（Sir John Maynard）所说的：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2]真正的行动人不是信仰人（men of faith），而是法律人（me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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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信仰与自发性在运动初期所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仍然会让他记忆犹新。因此，他还是会在新的机构里保持信仰的门面，并继续不间断进行热烈的宣传，哪怕他依赖的主要是强制手段。他的命令都会用虔诚的语汇加以包装，往日的纲领和口号仍然会挂在嘴边。信仰的象征物高高挂起，备受尊崇。运动早期阶段发挥过作用的言辞人和狂热者会被奉为圣徒。这样，就会营造出信徒的服从是出于信仰和自发的假象。他也会尽全力把新秩序说成是早期斗争所追求的理想的辉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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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友敌。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很多旧秩序用以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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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独裁看来在一个组织的诞生阶段和衰落阶段都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它可以让尚未定形的东西定形，或让行将解体的东西暂时稳住。例如，「教皇无错误说」是伊里奈乌斯（Irenaeus）[3]在教皇初创期提出的，但到了1870年，也就是教皇制度看来摇摇欲坠的时候，庇护九世（Pius IX）又把它重提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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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例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沙皇制度、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杂凑而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神道主义、天主教成分和古代希伯来信仰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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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的情况也类似，它在经历最初几世纪的内部冲突和分裂后，凝固成了一个专制的教会，其成分也是新旧杂陈和从敌友两方面抄袭而来。例如，它的科层制度是模仿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仪式部分则吸取了古代信仰并采自古代礼仪，又发展出绝对领袖制度，并用尽一切方法把所有生命与权力的成分吸收进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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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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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早在纳粹党还嗷嗷待哺时，希特勒已经洞悉群众运动的特质，并提出警告说，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始终保持活力，就绝不能提供任何「现在」的好处，而只能鼓励追随者向往「后代子孙眼中的光荣和声望」。希特勒指出，一旦群众运动被一些喜好功名利禄者入侵，它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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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阶段，群众运动仍然会对失意者下工夫，但不是去煽动他们的不满，使之继续与「现在」作殊死斗争，而是千方百计使他们与「现在」和解，变得忍耐而柔顺。这时候，群众运动会提供失意者遥远的希望、梦想与愿景。[6]等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它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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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德和加尔文两人都「志在建立一个比天主教会更强有力、更独裁、更苛求、更不倦于迫害异端的新教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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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Maynard, Russia in Flux (London: Victor Collancz, Ltd., 1941),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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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世纪的基督宗教神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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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hn Addington Symonds, The Fine Art “Renaissance in Italy” series (London: Smith, Elder & Company, 1906), 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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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olph Hiller, 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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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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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四章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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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 （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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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积极阶段的黑暗与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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