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52560
122 领袖的人格特质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
1703252561
1703252562
领袖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林肯和甘地都是优异罕有的领袖，而他们的不凡处除了表现在努力遏止群众运动固有的邪恶面，也表现在愿意于群众运动的目标或多或少实现后把它终结。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恢弘灵魂」[14]的人寥寥无几。共产运动的积极阶段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斯大林的中世纪心灵和斯拉夫部落的残酷作风有以致之。去猜测列宁要是能多活一二十年俄国革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一般认为，列宁人格中的野蛮成分不如斯大林或希特勒显著（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话来说，这两个人的兽性让我们的眼和耳成了「人类邪恶的见证」）。斯大林按自己的喜好捏塑他的接班人，所以接下来几十年，俄国人大概不能指望生存环境有什么改变。清教徒革命在克伦威尔死后结束，而罗伯斯庇尔的死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积极阶段的终结。要是希特勒在1930年代就死去，纳粹运动在戈林的领导下，取向说不定会有根本的改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是不可避免。然而，作为一种新宗教，让纳粹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其流毒说不定比大战造成的残暴、流血和破坏还要大。
1703252563
1703252564
123 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
1703252565
1703252566
一个群众运动始创时的作风，对于其积极阶段的长短和终结时的形态都会有影响。以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为例，它们的积极阶段都相对要短，并在形成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后落幕。这些例子都表明运动初期的情绪和榜样对其后来的发展有影响。所有这些运动的兴起都是为了推翻一个建立已久的权威。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大。反观基督宗教初兴时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反抗目标。它并不是要推翻一个国王、一个特权阶级、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基督宗教固然有它的殉教者，但这些殉教的个人却不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向趾高气扬的权势挥拳咆哮。[15]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基督宗教的专制秩序才能历15个世纪而没有受到重大挑战。
1703252567
1703252568
基督徒的心灵枷锁最终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获得解放，但其动力不是来自基督宗教早期的历史，而是得自希腊-罗马时代一些独立、桀骜的个人的榜样启迪。伊斯兰教和日本集体主义的兴起，同样不是发自反抗精神，所以哪怕是今天，两者都还看不到有真正个人解放的迹象。德国的民族主义亦复如此：它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是为激烈反抗某种既有势力而发，而是从一开始就处于普鲁士军队的卵翼之下。[16]德国个人自由的种子并非民族主义，而是新教。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由庄严正大的个人反抗揭开序幕，所以它们的参与者对目标的记忆会历久弥新。
1703252569
1703252570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自由最终必会在俄国抬头，大概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1703252571
1703252572
有益的群众运动
1703252573
1703252574
124 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
1703252575
1703252576
在「忠实信徒」眼中，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没有骨气和个性的，不值一哂。另一方面，不同阵营的「忠实信徒」尽管势同水火，恨不得掐住对方咽喉，却不敢小觑对方的力量。希特勒把布尔什维克视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并下令任何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如果愿意归顺，都可马上加入纳粹党。同样的，斯大林也认为只有纳粹德国和日本人值得他尊敬。即便狂热的宗教人士和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并非互不欣赏。其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吉洪主教有过很好的解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17]
1703252577
1703252578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忠实信徒」——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纳粹党员、法西斯分子、日本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异口同声指责西方民主国家的颓废堕落。他们论点的核心是说民主制度会让人变得太过软弱、太爱享乐、太自私，不愿意为国家、上帝或任何神圣伟业赴死。他们说，缺乏赴死精神正是民主国家已经腐烂到核心的表征。民主国家业已老朽、腐败和衰败，断不是行将分土封王、信仰弥坚、雄风凛凛的忠实信徒集团的对手。
1703252579
1703252580
这种指控有一点点道理，但以胡说八道的成分居多。正如第43节指出过的，人们会愿意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乃是一种群众运动现象。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乃是一些自由个人的制度性结合。不过，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它就势必要人民团结起来，在他们心中激起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在非常时期，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把自己转化得肖似一个好战的教会或革命政党。这个宗教化的过程虽然常常是困难和缓慢的，却不涉及什么深远的改变。「忠实信徒」指证的种种「堕落」，事实上不是一种有机性的衰败。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在1920年代是衰败的，但在1930年代却雄壮威武。这只是天方夜谭，因为短短10年时间想要在一个千百万人口中引发文化上的重大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引发生物性的改变了。
1703252581
1703252582
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在类似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在短时间内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是生死攸关的。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哪怕他用得着这种本事的时候并不多。大概同样真确的是，过于言必有据和实事求是的人是不胜任国家领袖之职的。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有某些素质，让它可以在危机时期迅速达成宗教化。这些素质，可说是一个国家的潜在能量。赫拉克利特说过：「让人一切渴望得到满足，对他大概不是可喜之事。」这个说法，对个人和对国家来说一样成立。当一个国家不再有强烈热望或是它的理想都是具体和有限的事物时，它潜在的能量就会受损。只有拥有一个无止境的目标，一个国家才能保持其潜在能量。这个目标并不需要多崇高。即便只是追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平庸的目标，也够一个国家保持相当好的潜在能量。英国人的理想是当个乡村绅士，法国人的理想是退休后悠游自在，而这两个目标都是具体而有限的。英、法两国目前之所以进取性降低，大概与国民愿望的局限性不无关系。反观美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理想都是不明确而又没有底线的。
1703252583
1703252584
125 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1703252585
1703252586
如本书第1节所示，群众运动往往有助于唤醒和振兴一个停滞的社会。纵然我们不能主张群众运动是达成复兴唯一有效的工具，但从俄国、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乃至西班牙的例子看，在幅员广大而异质性高的社会，复兴和革新所不可少的广泛激情和热忱，大概只有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和维持。即使是小而同质性高的社会，如果想要在短期间达成复兴，群众运动看来同样是不可少的。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得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到令改革生根的程度。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Ortega y Gasset）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谈到祖国西班牙时，他说：「民族智慧上的表现一直是萎缩状态，从来不曾有过正常发展。」[18]
1703252587
1703252588
假如一个政府长期昏聩无能，那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把它推翻（哪怕此举需要牺牲许多生命和财富），看来要比让它自行倾圮崩溃为佳。有力的群众运动往往是一个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过程。凡是容许政府慢慢倾圮的地方往往会陷于停滞不前，趋于凋谢——也许是无可挽回的凋谢。由于言辞人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总是扮演关键角色，[19]因此看起来，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东方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不是官员就是僧侣。
1703252589
1703252590
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的教育机构具有助长革命的效果，前文已有谈及。[20]令人好奇的是，印度能够产生甘地或尼赫鲁之类的人，到底主要是因为印度文化本身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印度长时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外来影响力似乎是一个主导因素。例如，阿拉伯文化会在穆罕默德时代复兴，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居功匪浅。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觉醒，外来的影响力——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曾起过作用。俄国、日本和好几个亚洲国家的复兴，是西方的影响力扮演了积极角色。但需要强调的是，外来影响力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使一个社会发生震撼，从而自停滞状态中苏醒的，并不是外国风俗、习惯、思考及行事方式引入的结果。外来影响力的作用，主要是在一个原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创造一批言辞人，或是在已经有言辞人的地方诱导他们与既有的体制决裂。然后，这些言辞人会通过对既有秩序的攻击，为可以带来社会复兴的群众运动铺好路。易言之，外来影响力只是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初一环，而最后一环则往往是一个群众运动：能震撼一个社会，使之从停滞状态苏醒的，就是这个群众运动。
1703252591
1703252592
以阿拉伯文化为例，外国影响力的作用即在于让穆罕默德这个言辞人疏离于麦加的既有体制。穆罕默德发起了一个群众运动（伊斯兰教），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并使之团结起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外来影响力（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促进了一群与教会无关的言辞人的出现，也使许多传统的言辞人疏离于当权的天主教体制。其结果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使欧洲从昏睡状态惊醒。在俄国，欧洲的影响力（包括马克思主义）切断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而最后引发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还在进行中，力求令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焕然一新。在日本，对外来影响力发生感应的不是言辞人，而是一群行动人，其中包括明治天皇。这些务实的行动人具有彼得大帝（他本身也是行动人）所没有的远见，所以成功地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们知道，单是引入外国的习俗与方法不足以振衰起弊，也无法在短短几十年间扭转国家历时数世纪的停滞落后。他们认识到宗教化是这么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业中不可获缺的动力。于是，他们发动了现代最奏效的群众运动之一。这运动的各种弊端本书已屡有说明，但要不是靠它，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日本达成过的那般惊人伟业，令人怀疑。在土耳其，外部影响力作用于一个行动人的身上。他就是凯末尔，而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后一环就是一个群众运动。
1703252593
1703252594
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说过，狂热主义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人类真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21]那是一种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发明。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1703252595
1703252596
[1] 见第85节。
1703252597
1703252598
[2] 弥尔顿（Milton）和班扬（Bunyan）、凯斯恃勒（Koesfe）和西洛内（Silàne）都是个中例子。
1703252599
1703252600
[3] 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arid Schuster, Inc., 1932), Preface.
1703252601
1703252602
[4] 「拿破仑写信问他的警察厅长，为什么帝国境内看不到文学作品的欣欣向荣，又说他乐于看到文学的欣欣向荣。」
1703252603
1703252604
[5] “John Milt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703252605
1703252606
[6] Pirke Aboth, The Sayings of the Jewish Father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29), p. 36.
1703252607
1703252608
[7] Eva Lips, Savage Symphon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8.
1703252609
[
上一页 ]
[ :1.703252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