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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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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1节所示，群众运动往往有助于唤醒和振兴一个停滞的社会。纵然我们不能主张群众运动是达成复兴唯一有效的工具，但从俄国、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乃至西班牙的例子看，在幅员广大而异质性高的社会，复兴和革新所不可少的广泛激情和热忱，大概只有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和维持。即使是小而同质性高的社会，如果想要在短期间达成复兴，群众运动看来同样是不可少的。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得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到令改革生根的程度。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Ortega y Gasset）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谈到祖国西班牙时，他说：「民族智慧上的表现一直是萎缩状态，从来不曾有过正常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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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政府长期昏聩无能，那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把它推翻（哪怕此举需要牺牲许多生命和财富），看来要比让它自行倾圮崩溃为佳。有力的群众运动往往是一个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过程。凡是容许政府慢慢倾圮的地方往往会陷于停滞不前，趋于凋谢——也许是无可挽回的凋谢。由于言辞人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总是扮演关键角色，[19]因此看起来，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东方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不是官员就是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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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的教育机构具有助长革命的效果，前文已有谈及。[20]令人好奇的是，印度能够产生甘地或尼赫鲁之类的人，到底主要是因为印度文化本身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印度长时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外来影响力似乎是一个主导因素。例如，阿拉伯文化会在穆罕默德时代复兴，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居功匪浅。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觉醒，外来的影响力——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曾起过作用。俄国、日本和好几个亚洲国家的复兴，是西方的影响力扮演了积极角色。但需要强调的是，外来影响力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使一个社会发生震撼，从而自停滞状态中苏醒的，并不是外国风俗、习惯、思考及行事方式引入的结果。外来影响力的作用，主要是在一个原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创造一批言辞人，或是在已经有言辞人的地方诱导他们与既有的体制决裂。然后，这些言辞人会通过对既有秩序的攻击，为可以带来社会复兴的群众运动铺好路。易言之，外来影响力只是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初一环，而最后一环则往往是一个群众运动：能震撼一个社会，使之从停滞状态苏醒的，就是这个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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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伯文化为例，外国影响力的作用即在于让穆罕默德这个言辞人疏离于麦加的既有体制。穆罕默德发起了一个群众运动（伊斯兰教），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并使之团结起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外来影响力（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促进了一群与教会无关的言辞人的出现，也使许多传统的言辞人疏离于当权的天主教体制。其结果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使欧洲从昏睡状态惊醒。在俄国，欧洲的影响力（包括马克思主义）切断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而最后引发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还在进行中，力求令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焕然一新。在日本，对外来影响力发生感应的不是言辞人，而是一群行动人，其中包括明治天皇。这些务实的行动人具有彼得大帝（他本身也是行动人）所没有的远见，所以成功地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们知道，单是引入外国的习俗与方法不足以振衰起弊，也无法在短短几十年间扭转国家历时数世纪的停滞落后。他们认识到宗教化是这么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业中不可获缺的动力。于是，他们发动了现代最奏效的群众运动之一。这运动的各种弊端本书已屡有说明，但要不是靠它，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日本达成过的那般惊人伟业，令人怀疑。在土耳其，外部影响力作用于一个行动人的身上。他就是凯末尔，而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后一环就是一个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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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说过，狂热主义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人类真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21]那是一种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发明。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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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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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弥尔顿（Milton）和班扬（Bunyan）、凯斯恃勒（Koesfe）和西洛内（Silàne）都是个中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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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arid Schuster, Inc., 1932),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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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拿破仑写信问他的警察厅长，为什么帝国境内看不到文学作品的欣欣向荣，又说他乐于看到文学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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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Milt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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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irke Aboth, The Sayings of the Jewish Father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29),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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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va Lips, Savage Symphon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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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by J. A. Cramb, The Origins and Destiny of Imperial Britain (London: John Murray, 1915),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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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20世纪。——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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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 a letter to his friend Freen, Quoted by James Hastings Nichol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acob C. Burckhardt’s Force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3),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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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rnest Renan,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888-1896), Vol. V, 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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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ngelica Balabanoff, My Life as a Rebel (New York: Harper Si Brothers, 1938), p.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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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by W. K. Inge, “Patriotism”, Nineteen Modem Essays, ed. W. A. Arch-bol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26), 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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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hn Maynard, Russia in Flux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19. 41),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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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督徒对当道者的反抗，其精神要有过于英雄主义，但本身却不是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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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军在耶拿（Jena）败于拿破仑后，哈登贝格（Hardenberg）对普鲁士国王建言说：「王上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发起法国人自下而上发起过的事（指民族主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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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ëdor Dostoyevsky, The Possessed, Modem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 p.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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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Modem Them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31),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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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第104节及其后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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