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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仅薪资工作越来越难以获得，而且几乎找不到土地来租种了。拉扎克说，过去地主想让你租种，而且很少在租金上纠缠。现在，所有地都由他们自己耕种了，或者通过长期租约把大片土地租给富有的、拥有机器的华裔承包者经营。“他们不愿意把地租给自己人”，“他们甚至不会拿出5分钱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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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克开始热衷于表达他最经常的抱怨，这也是他和村里的许多穷人共同持有的想法：富人变得越来越傲慢和吝啬。这可以从他所看到的富人们对慈善的态度中反映出来。拉扎克理所当然应该是慈善救济的对象——他只有很小一块地，四个（现在是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虚弱的身体（很多人说他是不愿意工作）。按照官方的贫困标准，像拉扎克这种规模的家庭的收入是2400马元[22]，但他们的实际收入（慈善救济不计算在内）上一年度只有800马元，是目前为止村里最低的。他们已经不能勉强度日，玛兹娜的夭折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小额的慈善救济，如果在食物匮乏时不带着孩子逃往杜兰村阿齐扎父母的村庄，或许如果没有拉扎克招致村民反感的“小偷小摸”，很难想象他家庭中的其他人能够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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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人指责拉扎克的处境是由于他自身的道德过失造成的，他会愤慨地予以反驳。“许多马来人都不够诚实”，“现在，甚至那些拿着三四百块工资的马来人都变得傲慢起来”，“他们不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在村里，他们甚至连一杯咖啡也不给你”。这种指责严格说来并不正确。根据我对一年的大致计算，拉扎克一家获得了大约够他们吃三个月的稻谷和大米的馈赠。在斋月结束时，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准备一份稻米作为宗教礼物，称为施舍。除了按照惯例把稻米捐赠给清真寺、阿訇和村庄的祈祷场所外，通常还要施舍给贫穷的亲戚和邻居，特别是那些在收割季为他们工作的人们，每次大约一加仑。拉扎克大约获得了十加仑的稻米施舍，尽管其中不乏不太好的残米。拉扎克不是有礼貌地等待别人招呼他去按照惯例收集他的礼物，而是挨家挨户地去讨要施舍。只有少数人拒绝他[23]；毕竟，每个家庭在主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中应该能够吃上米饭，而且，这种施舍也一被视为净化自我心灵的种方式。一个月以后，在第二个主要的伊斯兰节日里，拉扎克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少量的施舍。[24]获得宗教施舍的第三次机会是在收获季，届时所有的穆斯林都被征收他们收获的十分之一的什一税（扎卡特）。尽管事实上征收扎卡特的官方责任最近已经由省政府来承担，但非正式的扎卡特支付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它以稻谷而非大米的形式交付，而且成为对贫困的无地家庭收益的重要补充。拉扎克从他住在燕镇的最年长的哥哥那里得到一麻袋稻谷，他曾经给他打过谷。拉扎克还以他通常使用的主动出击的方式在本村获得了四五加仑的稻谷。他还时不时地从那些有可能施舍的人那里讨要少量的大米施舍。通常，他把这说成是预付的工资，使用掩饰其交易性质的语言，但这个谎言只是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那些被他纠缠的人说他“正在乞求施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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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积极讨要是有回报的，拉扎克获得了比村里其他穷人多得多的食物——比曼苏尔、杜拉、“瘦骨嶙峋的”玛、帕克·亚赫和塔伊布都多。而他声誉上的额外成本却是最小的，他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在最低点了。[26]另一方面，他的表现不如他弟弟哈姆扎那么好，哈姆扎经常被当做是值得赞扬的穷人的典范。他是公认的辛勤劳动者，他的妻子也是。他担任了伊斯兰学校的管理员，还经常出现在筵席上协助烹饪，帮助别人搬家，或者帮忙修建村路。在上一季的收获之后，部分是由于对哈姆扎生病一个月不能像往常一样工作的同情，他获得了村民和亲戚捐给他的八麻袋稻谷，巴塞尔称他为“扎卡特冠军”，这与拉扎克采用进攻性方式却只得到较少的回报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想接济拉扎克，他是个骗子——我们只给像哈姆扎那样诚实的穷人救济。”另一个有影响的村民法齐勒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很多穷人说谎、骗人、懒惰”，“他们想找棵树乘凉”，“他们想向富人贪婪地索取”。然而在沉思片刻后，他注意到了潜在的“恶性循环”的存在。“如果我们因为他们偷窃而不给他们救济，他们也许会一直偷窃下去。”这是我听到的最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对穷人进行社会控制而对其进行慈善施舍的重要性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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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态度上，拉扎克做了一个谨慎的穷人为保护自己及家庭的利益可能做的一切。四五年前，他交纳了一马元的费用加入了执政党的村庄支部，它支配着村庄政治和所有进入村庄的重要物质利益。“如果你和多数人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多。而与少数人为伍是很困难的。我经过考虑，要站在多数人一边。”拉扎克的逻辑也为一些穷人所共有并为他们带来预期的收益，但这并不意味村里所有的穷人都赞同这一逻辑。一年前的一场干旱使得季节性的水稻灌溉不得不取消，政府为此开展了一项以工代赈计划。由于在挑选工人的过程中，政治的分量很重，拉扎克成为一个胜出者。当地的农民协会办公室雇他照看家禽，每天4.5马元，工作40天。同时，他还获得了一份帮助清理一段灌渠中杂草的工作，工资为50马元。而那些在政治上站错队的贫穷村民是无法获得这些机会的。使拉扎克的房屋得到部分修复的木材也是通过巴塞尔的政治影响获得的，被拉扎克卖掉的多余的免费木材和马桶也是救助计划的一部分，至少在塞达卡村，这些安排只有执政党的追随者才能利用。如果这种语言表述不那么适合马来人的口味，那么也可以说，拉扎克知道哪一边可以使他的面包涂上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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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性保护和有些勉强的慈善施舍的受益者，人们可能期待拉扎克对村里的“社会性长者”抱有好感，但他并非如此。他也意识到人们在背后的议论，“我不去富人的家里，他们不叫我进去。他们认为穷人是低贱（粗俗）的。他们认为我们去就是为了要钱。他们说我们懒惰，说我们不想工作，这是他们的诽谤”[27]。让拉扎克感到最为愤怒的莫过于同样是这些富人在其需要帮助时就去召唤穷人，但是在需要互惠时什么都不付出，“他们叫我们抓住逃跑的水牛或帮他们搬家，却不叫我们参加他们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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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没逃过他的注意的是，他和许多与他类似的人是被视而不见的人。“富人很傲慢，我们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却不搭理。他们不和我们说话，甚至不看我们一眼！如果富人听到我们谈论这些，他们就会发火。”[28]拉扎克在一些方面是独特的，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他所说的话与安达卢西亚农业工人的诗歌可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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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富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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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尽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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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现在已经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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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穷人的脸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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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后的一周，我从市场回到住所，看见哈姆扎房前的路上停着一辆越野汽车，车门上的标志是“卫生部”。不久，从哈姆扎屋后拉扎克住的地方走出两个护士，她们说受到指派来对小孩的死亡进行调查，并给这个家庭提供营养方面的建议。她们留下了一些奶粉，但是所见所闻似乎让她们非常泄气。当她们登上越野车准备返回首都时，自问道：“对这样的人你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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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哈吉·“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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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拉扎克对于塞达卡村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引入他象征性的“镜像”，那就是和他一样为社会最上层所抛弃的哈吉·布鲁姆。尽管我所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都是二手的，因为在我到塞达卡村五六年前，他就已经去世了，但关于他的故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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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塞达卡村不久，勒拜·侯赛因就邀请我参加他儿子塔哈的婚宴，新娘来自距燕柯奇镇南6英里的一个村庄。为了招待众多的客人，新娘一家在屋外搭建了一个大帐篷，供男宾们就座。席间的话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前农忙季的收成；二是由于干旱人们取消了种植前一灌溉季作物，这推迟了许多婚礼的举行，直到农忙季作物成熟后婚礼才得以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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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地平线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新仓库，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我旁边的人那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哈吉·拉兹和哈吉·安尼兄弟开办的大米加工厂。当提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帐篷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非常明显，我不经意地开启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兴致勃勃地互相谈论着关于这两兄弟尤其是他们的父亲哈吉·阿尤布的故事。事实上，正如我立即意识到的那样，有关哈吉·阿尤布的传闻是所有聚会中固定的交流话题，这足以引发一次小的故事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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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阿尤布生前是吉打州（也许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稻田所有者，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他去世时，以拥有600多里郎（426英亩）的稻田（他的橡胶园和果园不计算在内）而闻名遐迩。在那时，中等人家拥有的土地数不超过3里郎，拥有20里郎土地的农场主算是相当富裕了。相比之下哈吉·阿尤布拥有的广阔土地就显得非常突出。吉打州的稻田以惊人的速度向哈吉·阿尤布手中聚集，这引起了州议会的警觉，实际上他们曾一度禁止他获得更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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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涉及这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的生涯和业绩的众多故事中，关于他拥有惊人的土地和财产这一事实本身的故事相对较少，而更多的是关于其生活方式和他建立自己王国的方式。哈吉·阿尤布之所以成为众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因为他的吝啬具有传奇色彩。从那天下午众多村民的观点来看，这位吉打州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自己选择的维持生活的方式几乎和拉扎克毫无二致。像拉扎克一样，他住在一间破旧的从未修缮或重建过的房子里。[30]他不买加工而成的纸烟，他一生抽的都是自己卷成的“农民式香烟”，吸的是最便宜的烟叶，卷烟用的树叶也是他从自己栽种的聂柏榈上摘下来的。[31]和最穷的人一样，哈吉·阿尤布每年只买一块仅够做一件围裙的布料。如果你从他旁边经过，你很可能把他当成是村庄里的乞丐。据说他除了斋日外，只吃干鱼，在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了”拉扎克。虽然他买得起豪华轿车，家旁也有平整的马路通过，但他都只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哈吉·阿尤布曾骑在他那辆“古董”般的蓝玲（Raleigh）车上，用手势指挥着哈吉·卡迪尔把别人的房子推倒。他不断地徘徊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发出响亮刺耳的噪音。这就是那位吉打州的土地大亨从不按期交租的佃农那里收租的办法。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克己精神，只有一方面除外：他允许自己娶了三个老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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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其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哈吉·阿尤布行为方式的吝啬更显滑稽。他代表了富有守财奴的典型，他为其他富有的吝啬鬼树立了无法企及的标杆，因此，他无疑成为了传奇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刚好是拉扎克的“对立面”。但是拉扎克的名声纯粹是地方性的，而哈吉·阿尤布不说是全州闻名也是全区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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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哈吉·阿尤布是如何获取所有这些土地时，村民的描述虽然依旧栩栩如生却远非轻松愉快。他广为人知的绰号哈吉·“布鲁姆”（Haji “Broom”）可能最准确地体现了他获取土地的整个过程。村民在这里宁愿使用英文单词”Broom”[33]，我猜测这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强劲的扫荡力量。完全从字面意义上讲，哈吉·“布鲁姆”以自己的方式横扫了一切土地。这个词的力量也暗含着某种类似“横扫牌桌”（即赢得牌桌上所有筹码）或“使对手输得精光”的意思。正因为前面冠有“哈吉”，“布鲁姆”一词才显得力量更强，因为“哈吉”是对那些到麦加的朝圣者的敬称。所以，“哈吉·布鲁姆”这个绰号或多或少与“敦·拉扎克”这个绰号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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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向一些聚集在帕克·亚赫家的村民询问关于双耕前借贷的事情后不久，哈吉·布鲁姆这个名字就出现了。诺尔在向我解释Padi kunca这种声名狼藉的借贷体系时，头一句便说：“这就是哈吉·布鲁姆的行事方式。”Padi kunca是指农民在收获前约6个月借用的现金在收获时以定额稻谷偿还。一般而言，实际的年利率会接近150%。至少在半个世纪以来（直到1960年），这是店主、大米加工者、高利贷者和相当多的富有地主把持（沿用）的按季借贷的标准利率。事实上，所有水稻种植的研究者都引用过这一例子，认为它既是水稻主产区持续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农民拖欠贷款的原因，而农民拖欠贷款又将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34]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地区，哈吉·布鲁姆和吝啬鬼几乎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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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padi kunca的实际运作愈演愈烈，违反了针对利息的伊斯兰律令，那么似乎哈吉·布鲁姆也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高利贷者。“瘦骨嶙峋的”玛说，哈吉·布鲁姆定期放贷，通常是100马元贷6个月，要求偿还130马元或140马元。“他的儿子，哈吉·拉兹和哈吉·安尼也这么干。这是一种罪恶。他们祖宗七代都放高利贷，他们只关心这个。”村民说，这些借贷中的一部分是二手的，即哈吉·布鲁姆从大的华裔放贷者那里以40%的利息贷款，再以80%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从中赚取差价。在这些村民看来，他与镇上的华裔债主密切合作这一事实，要比自己单独放贷更加违反伊斯兰的律令。另一方面，华人为赚取利息而放贷的行为实际上不会招致任何指责，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是他们正常的商业活动，而且其宗教也未禁止这种活动。但是，对一个马来人而言（作为所处村庄和宗教中的一员）——尤其是在此例中还是哈吉——不顾《古兰经》的明确禁令放高利贷必定会招致最强烈的谴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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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哈吉·布鲁姆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他人无法偿还债务（jual janji，其字面意义是潜在的出售[36]），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大部分土地落入其手。诺尔、克·亚赫和“瘦骨嶙峋的”玛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列举出本地因债务而使自家的土地落入哈吉·布鲁姆之手的家庭的名字。过程是这样的：哈吉·布鲁姆可以借一大笔钱给某个农民，但那个农民要将其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哈吉·布鲁姆作为抵押。书面的买卖合同上写道：如果在规定日期前，借款者能够偿还最初的借款（几乎总是低于被抵押土地的市场价值），他就可以重新获得土地。[37]对借款者来说，抵押的土地是可以赎回的，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当然，在实践中，吉打州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通常是以这种方式获取土地的。诺尔补充说，哈吉·布鲁姆和少数的另外一些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变通的办法。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的几天，他会把自己藏起来，这样一来那些足够幸运的能凑足现金赎回土地的农民就找不到他了。最后期限一过，他就立即要求法庭将未归还借款的农民所抵押的土地判给他。[38]通过这种策略，哈吉·布鲁姆几乎将他所有的抵押借贷变成了土地买卖。似乎是为了更加形象地描绘从哈吉·布鲁姆那里借贷的后果，帕克·亚赫说道，前往这个土地大亨家的拜访者，会看到他就坐在一个从上到下堆满地契的大柜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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