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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评论说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如此“吝啬”时，帕克·亚赫纠正我道，“不是吝啬，而是贪婪”。借此，他要强调的是，与其说是哈吉·布鲁姆节省不如说他是在掠夺别人。“他毫不知耻”。在某种意义上，“毫不知耻”是对他最强烈的谴责，人们也是这样评价拉扎克的。因为，说某人有羞耻心，这是邻居和朋友对他好的评价，意味着他的行为还没有超越由共同价值观建立的道德边界。说某人毫不知耻，则意味着他无所不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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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最后表明，不是哈吉·布鲁姆的财富本身令人憎恨，而是他获取及随后处置财富的方式令人憎恨。“不管一个人是不是富人，只要他是好人，村民会帮他。如果他办筵席，即使他的谷仓里已经有一百麻袋稻谷，村民仍会送他稻谷作为礼物。但是如果他心肠不好，我们就根本不会理他。”[40]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之所以会如此声名狼藉并不是因为哈吉·布鲁姆的富有和拉扎克的贫穷，而是因为他们行为的“无耻”，这种“无耻”违背了所有的规则，使他们实际上成为被排斥的人：一个成为贪婪富人的象征，另一个成为贪心穷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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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对哈吉·布鲁姆的谴责才带有几分神话的、宗教的色彩。我不止一次地被告知，当哈吉·布鲁姆生病时，他的身体非常烫，以致必须把他移到房子底下，那里凉快一些。当他的遗体被抬往墓地时，他们说，刚掘好的墓穴中已经开始冒烟（有人说是火）。我曾经故作天真地问加扎利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他回答说：“也许有吧，但也可能是编造的。”当然，重点不在于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而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甚至是在哈吉·布鲁姆被安葬之前，村民就希望用咒语召唤地狱之火来吞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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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是哈吉，而哈吉·布鲁姆是他们当中最明目张胆的，因而也是最可资谈论的。换言之，他们也是通过到麦加朝圣完成了伊斯兰修行的第五“支柱”的人。事实上，有些已经超越了纯粹朝圣的范畴。根据现有证据，宗教地位与土地财富的关系模式源于19世纪末。那时，在受人尊敬的宗教教师的带领下，移民开垦了吉打州大片的水稻平原。政府赠与、自愿施舍和伊斯兰的什一税使得这一阶层中的许多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拥有大量地产的乡绅，他们通过与官员和低等贵族的策略性联姻巩固了自身地位。[41]到1916年，代理英国顾问已经开始抱怨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欺诈行为，他们用假名申请若干小规模的土地转让以避免公开向州议会申请大规模的土地转让的风险。[42]但是正如哈吉·阿尤布的案例所表明的，阶级的界线仍然是比较容易打破的，该地区很多富有的哈吉都是比较新近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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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较大的马来土地所有者、稻米商人、大米加工者和农业机械所有者也是哈吉。[43]这一事实使他们得以积聚充足的资金去麦加朝圣，从而为这一头衔赋予一种模糊不清的身份。一方面，朝圣行为本身会受到虔诚的崇敬，同时朝圣者因朝圣而获得的神圣超凡能力也会受到虔诚的崇敬。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朝圣者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例如放高利贷、占有抵押的土地、以尽可能高的租金出租土地、对亲戚和邻居吝啬、最小化仪式费用等——大部分村庄对这些行为是非常憎恶的）积累了朝圣的必要资金。因此，村民对那些以他们的土地、劳力和租金为经济支撑、从麦加朝圣归来的哈吉决不会完全崇敬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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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哈吉这个词在大众的谈话中经常和绝非恭维性的形容词连用的原因了。Haji Sangkut字面上指那些戴着无边帽穿着长袍然而还未到麦加朝圣的人，但是这个词的隐含意也指某些真正到过麦加的朝圣者，这些人朝圣后的行为继续与村庄对信徒的期待背道而驰。Haji Merduk和Haji Karut[44]指“虚假的”或“冒牌的”哈吉，他们到麦加朝圣，其行为却绝不圣洁。因为在村民的概念中，到麦加朝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洗清自己的罪孽，等待真主的审判，所以，继续坚持罪孽深重的行为方式就是极其严重地违反戒律（这是一种不忠的表现）。正如巴塞尔所说，“真主不会接纳像哈吉那样的人，他们朝圣也是白费钱，既无益也无用。”法齐勒补充说，他们的罪孽比普通穆斯林更深重，因为“他们明知故犯，虚伪的朝圣最可恶，他们到麦加想洗清自己的罪孽……但真主不喜欢那样的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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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们几个人围坐在萨马特的村庄小店外，我问托·卡西姆，哈吉·安尼像不像他父亲。由于我们刚刚谈论过一位著名的部长（他已经被解职了，表面上看他被解职的原因是腐败），于是托·卡西姆把部长和哈吉·安尼进行了类比：“一个有欺骗和掠夺行为的哈吉就与有同样行为的部长一样。穆斯林的惩罚（比世俗的惩罚）更严厉。原因在于真主训诫富人要帮助穷人，不照做的人对真主没有敬畏，他们只想索取（不想给予）。如果是一个穆斯林这么做，惩罚可能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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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哈吉这个词还经常和其他形容词连用，其中大多数都与吝啬有关。就像爱斯基摩人拥有众多描述雪的种类（这在其他文化中被忽略）的词汇一样，马来人的语言中也有大量描绘各种不同程度和类别的吝啬的词汇。几乎所有我曾经听到过的关于吝啬的形容词都是用来修饰名词哈吉的。最常见的词是Haji Kedekut和Haji Bakhil，它们意指吝啬的或贪婪的哈吉。一位马来作者还回忆起她和她孩提时代的伙伴以前常用来嘲弄吝啬的哈吉的一首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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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的哈吉晚上爬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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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地数着他的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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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只以盐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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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睡在没有床垫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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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屋的主人——富有的地主哈吉·卡迪尔——也是类似的玩笑的笑柄，那些玩笑在民间广为流传。我曾随塞达卡的农民足球队到邻村踢过一场球。[45]比赛结束后，有些邻村村民问我住在哪，当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帕克”·哈吉·卡迪尔房子的前半间时，他们满脸困惑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尽力地给他们描述房屋的位置，我想他在这一带肯定非常有名，但是，村民仍不明白。直到有人说，“哦，那一定是高利贷者卡迪尔（Kadir Ceti）”，村民这才露出会意而又带着尴尬的笑容。Ceti是指南印度声名狼藉的切蒂亚尔放债者阶层，从1900年到二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他们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资本。由于这一种姓专门从事《古兰经》禁止的职业，他们成了高利贷剥削和债务奴役的持久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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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吉·卡迪尔是塞达卡唯一拥有“高利贷先生”（Pak[46]Ceti）绰号的人，但邻近的其他村庄也有人被冠以这种绰号——Haji Lah Ceti和Pak Ali Ceti就是其中两个。[47]当村民获知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房东的绰号后，他们打破了沉默，关于他的故事接踵而至。哈吉·卡迪尔在本地拥有的将近20里郎的稻田大部分都是从未能按期支付借款的农民那里获取的，即通过抵押的方式。他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哈桑父亲的3里郎稻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哈桑的父亲有时侯会要求赎回稻田，尽管这样做徒劳无功。村民说，跟哈吉·布鲁姆一样，哈吉·卡迪尔用从一个凯帕拉·巴斯塔镇富有的华裔店主那儿借来的钱再放贷给农民。他贫困的邻居哈姆扎抱怨说，到他的院子摘一个椰子要收2角钱，而这在别人那里可能仅是作为礼物赠送。他还抱怨说，因为期望在收获后得到稻米的施舍，上一季他作为田间劳力替哈吉·卡迪尔干的活比替村中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从哈吉·卡迪尔那儿绝对是一无所得，倒是他为之干活的、远没有哈吉·卡迪尔富裕的农场主表现得十分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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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者卡迪尔的饮食也是公众嘲笑的对象，就像童谣中吝啬的哈吉一样。他不从市场里买鱼吃，而是和最穷的村民不得已的做法一样，吃稻田里那些又瘦又小的鱼。甚至于他的连襟帕克·卡西姆也认为他朝圣后丝毫未变，“连镇里的华人都叫他高利贷先生，他总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怎么可能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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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村民的议论中，哈吉·布鲁姆和高利贷者卡迪尔的故事占了关于哈吉吝啬的故事的大多数，但是这里也不乏关于其他活着的与死去的哈吉的故事。村民对他们的谩骂如同激流一样迸发，以致最终我都有些厌倦了，而他们却不厌其烦、乐此不疲。他们说有的哈吉曾经偷过水牛；有的曾经不付钱从商店里明目张胆地拿东西；有的曾经抢割其佃农老老实实种的庄稼；有的曾经把土地全部租给华人而不租给自己乡亲；有的曾经要求佃农缴扎卡特（把通常的布施颠倒过来了）；而且，至少曾有一个哈吉在一位妇女祷告时用脚踢了她。当然，还有很多善良的、虔诚的、正派的哈吉（也许是大多数），他们的行为和朝圣都是伊斯兰教的荣誉。但是，依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在村庄社区遭人憎恨的富有地主中大多数也是哈吉。我们不可能判断此类故事如此众多仅仅是由于原始材料本来就丰富，还是在于其社会价值——作为对尚未误入歧途的富人和可能致富的人的劝诫。我想，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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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两点是清楚的。首先，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富人（从总体上看）和富有的哈吉（具体地看）的无耻、贪婪程度，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富有的哈吉们也同意这一点，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就是被指责的对象。苏库尔说：“过去的哈吉是真正的哈吉。现在他们不是了。他们只不过穿着长袍。他们只不过到麦加走了一趟（而不是真正朝圣）。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本应变成真正的哈吉，他们却发放高利贷。他们只想要钱，他们的心比天还高。”他这是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其次，还有一点明确的是，当这些哈吉死后，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违背会招致真主为他们准备的最严厉的惩罚。尽管惩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是一种猜想，但阿布杜尔·拉赫曼抓住了这种猜想的要点，他说，“当他们下地狱时，他们将在血泊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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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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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它们被恰到好处地添油加醋、修饰加工和重新讲述——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消遣意义。在塞达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象征冷战中，这些故事构成了一次小交火、一场小冲突。和大多数争战一样，这场争战中的冲突双方通常是在复杂的情境中相遇，其中有众多的中立者、旁观者和忠于不同派别的犹豫不决的参与者。至少，暂时看来，冷战状态会继续维持。因为，一方面，极端对抗会威胁到很多潜在参与者的重要共享利益；另一方面，穷人很难想象直接对抗所导致的后果。这样一来，“战争的消息”就几乎全部由口头争论、制造假象、揭穿谎言、恐吓威胁、一两次小冲突和宣传攻势组成，其中宣传攻势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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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广为流传的关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宣传攻势。如同有效的宣传一样，它们表明了——显现了——这个小地方正在发生的全部争论。富人只要一提到拉扎克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心、不诚实、违背了应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穷人形象。在富人看来，拉扎克是负面典型，唉，总体上穷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而穷人们只要一提到哈吉·布鲁姆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婪的、吝啬的、同样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富人形象。在穷人看来，哈吉·布鲁姆也是负面典型，总体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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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代表了富人和穷人行为的样本，他们由此都获得了相应的象征力量。每个村民都可以观察到拉扎克的行为，因为每天他都给关于自己的故事添砖加瓦。关于哈吉·布鲁姆行为的经验仅仅是稍微不那么直接。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见过或接触过哈吉·布鲁姆，而且每个成年人都听过关于他攫取土地和放高利贷的第一手故事。由于这些故事的可感知性，村民可以把地方性的故事与自己的经验相对照，因此这种宣传攻势不必太过于依赖事物的实际情况。至于人们选择如何利用这些现存的活生生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他们如何表述这些现存的活生生的故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它们源于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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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吉·布鲁姆和拉扎克作为社会标志的价值，既源于他们的可感知性，也源于他们越轨的行为。这种越轨行为不仅使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48]而且使他们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即使是塞达卡的穷人也认为拉扎克的过分顽劣使其行为越轨。即使是高利贷者卡迪尔也认为哈吉·布鲁姆获得财富的手段违背了真主的训诫和村庄社会规则。穷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极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立场服务，这些例子是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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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人的故事还应当被看做是正在建构的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包含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展望。它们试图构建和维持一种观点，即得体的、受欢迎的人类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制裁有助于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恰当的和受欢迎的行为。这些故事作为完全不受欢迎的行为的负面案例，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因此，这些故事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文本。正因为既定的象征秩序的维持和这一秩序的变迁一样，经常成为问题，这些故事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意识形态的修复和革新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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