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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经验性概念是植根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历史中的，这一点很难否认。经验的这种根深蒂固性给了它力量和意义。当广泛的共同经验存在时，体现阶级关系的象征就能够具有超凡的唤起力量。不难想象，在此背景下，个体的不满如何转变成集体的不满，而集体的不满又如何具有了阶级神话的性质，而它总是与地方性经验联系在一起。由此，某个地主的佃农，如果他认为地主很苛刻，他可能会抱怨；他甚至可能幻想向地主诉说他的所思所想甚或是杀人放火的邪恶想法。如果这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不满，那事情只能停留于幻想阶段。但如果许多佃农发现他们在同一条船上，由于他们共有一个地主，或是由于他们的地主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们，那就会产生集体不满、集体幻想甚至集体行动的基础。农民们随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交流坏地主的故事，而由于一些地主比其他地主更为声名狼藉，他们就成为这些精心制作的故事的焦点和反对这类地主的许多社区集体抱怨的对象。于是我们就有了“哈吉·布鲁姆”的传奇，这已成为对当地大规模地主所有制的一种隐喻式表达。我们还有关于吝啬的哈吉的诗歌，这更多地是关于曾经去过麦加的地主阶级的象征，而不是关于个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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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吉打州曾经有过（实际上没有）大规模的反抗地主的运动，那么可以肯定那些传说的某些精神将在行动中反映出来。其方式早就象征性地准备好了。但核心问题是，阶级概念（如果它已经被建立起来）被发现已编入具体的共同的经验，它表现为文化材料及其承载者的特定的历史内容。在西方，食物这一概念经常被表达为面包，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它意味着米饭。[88]在美国资本家可以简称为“洛克菲勒”，这是一个有着全部历史内涵的名称；而在塞达卡，坏地主被简称为“哈吉·布鲁姆”，这同样是一个有着全部历史内涵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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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所有原因，研究塞达卡的阶级关系，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都需要与研究行为一样多地研究意义和经验。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行为从来不能自我解释。引述一个快速眨动眼皮的著名例子即可说明问题，这是由吉尔伯特·赖尔所用并由克利福德·格尔茨详细说明的案例。[89]那究竟是抽动还是使眼色？仅仅看到物理运动得不出什么线索。如果是使眼色，它又是哪一种眼色？是密谋、嘲弄还是引诱？只有一种文化知识，即行动者、观察者及其同伙共同的理解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须考虑到可能的误解。知道地主提高了稻田的租金是一回事，而知道这行为对受其影响的人意味着什么是另一回事。可能，仅仅是可能，佃农把租金的提高当做是合理的和早该发生的，也可能他们把这种提高视为压迫和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的企图。观点会有分歧，只有明了佃农的经验和他们赋予事件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答案。我说“可能”是因为出于佃农的利益，回答可能不是他们观点的正确表达，或者那种解释只是一种计策。但如果没有那些信息，我们会完全陷入困惑。一个粮食窃贼、一个明显的怠慢、一件显而易见的礼物——除非我们能够从只有行动者才能提供的意义中建构它，否则它们的意义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90]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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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采取的方法当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称为现象学或常人方法学的方法，[91]但并不局限于此，因为人们解释自己总比以行为解释行为要真实一些。纯粹的现象学有其自身的弱点。许多行为，包括言说，都是无意识的和非反思性的，建立在意识水平以下的理解上。细心的观察者必须提供对这类行为的解释，而不是仅仅重复对行动者的常识性认识。一种解释必须从它的逻辑标准、系统性及其与其他已知社会事实的一致性来评判。人类行动者也可能提供对他们自己行为的矛盾的解释，或者他们可能打算对观察者或彼此隐瞒他们的理解。因而，尽管这一解释的基础是靠不住的，还是要使用同一的解释标准。此外，在任何情境中都存在着使人类行动者的行动意义得以呈现的要素，但是很难期待它们被意识到。例如，一次国际信用危机、世界范围内对粮食需求的变化、内阁中一次平静的影响到农业政策的派系斗争、种子基因结构的微小改变，都可能对当地的社会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论它们是否为与之相关的行动者所知。这种知识其实是局外的观察者添加的对有关情境的描述，是对行动者自己所提供的描述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为即使行动者所经验到的现实是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这种现实还是为他们的理解和行动提供了基础。最后，并不存在对经验现实的全面解释，也没有对有意识的经验的完整文本。[92]记录文本的完整性既受到记录者的经验和分析偏好的限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实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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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此所要做的是合理地解释塞达卡的阶级关系，尽可能地依据由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经验和对行动的描述。在许多地方，我的描述添加了自己的解释，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个人利益的理性化、日常的社会技术甚至礼节如何影响了行动者的解释。但我从不指望用我自己的解释来代替他们的解释。我所努力的是使我的解释更为有效，这是通过显示我的解释如何“在参与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中消除异常或增加新的信息”而实现的。正如邓恩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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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当做的就是声称我们比他自己还能更好地理解他或他的行动，特别是在获得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描述之前……检验对一个行动的描述或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在对行动者所描述的全部内容的处理中所体现出的简洁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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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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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塞达卡村民生活的这个场景，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许在一个世纪之前，也就是说在英国统治之前，这片土地仍是荒芜之地，商品经济和商品活动仅仅是勉强糊口的生存经济的一小部分，国家仅仅是偶尔介入村庄事务。只有那时，我们似乎才能够把塞达卡的开荒者在很大程度上视为他们小世界的创造者。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讲，塞达卡村也不能称之为自治。[93]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劳力开凿灌溉系统，以便开垦大片新的稻田，扩大政府的税收基数。槟城的水稻交易已经使经济充分货币化，从而使它受到了更大的市场力量的影响。除去这些影响他们生活环境的社会力量外，最重要的是，千变万化的自然条件年复一年地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以及能否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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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但是，它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在于农业生产风险降低，而是更多地表现在不同季水稻的收成情况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受远离村庄的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从灌溉水供应的时间及受其影响的插秧和收割的进度到化肥和拖拉机服务的费用、水稻的价格、碾磨的费用、贷款的条件和劳动力的成本，所有这一切受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地方自治的范围略有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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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详细描述塞达卡村的社会历史及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压力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然而，我们有必要描述和分析塑造及影响了村庄内部阶级关系的主要因素。这种景观的背景——后殖民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基本情况——尽管显然是人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少被小行动者注意到的既定事物（这里，这个小行动者就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毕竟，我们不能期望鱼去谈论水，因为水是鱼生存和呼吸的环境。当然，根据村民习以为常的场景的总体特征，我们最终可以预测出绝大部分他们拥有的极其详细的常识性认识。然而，在其他的场合，他们的那些常识不起任何作用。这种基本场景的典型特征显然限制了可能的事物，至少是短期可能的事物；它们也创造了机遇，并对阶级关系的性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例如，恰恰是由于法律上实施的土地私有制，地主——佃农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成为并且通常是阶级冲突的焦点。再如，恰恰是由于竞争性选举的活动（尽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政治冲突才能够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疏导和制度化。土地私有制、政治竞选作为社会的产物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只要这些因素一直存在下去，它们就会被视为“自然”事实，犹如塞达卡村的黏土和雨季。[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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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景观的中间背景（middle ground）就是过去十年的经济和社会事实。在此，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双耕引入之后，土地所有制、收入、就业、人口流动、社会分层以及整个地区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中，塞达卡村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次是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性质的变化。这个中间背景十分突出，因为它可以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它是农民们必须适应的环境；最后，它也是农民们在拥有不同判断和主张时做出选择的依据。描述中间背景的情况就是去分析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事实，而这个事实又取决于村民对其内涵的理解。比如说，如果村民哀叹，雇佣劳动收入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联合收割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知道，这种模式的普遍程度以及典型的损失又是什么。描述这种中间背景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事实自己说话（它们从来不会这样做），而主要是依据这些事实建立某种经验基础，以此作为我们分析阶级关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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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前景——过去十年中塞达卡村发生的显著变化——将在第四章加以描述。这两章构成了地方经历与活动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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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呈现的事实是根据我头脑中的两条筛选原则而选择出来的。首先，在我看来，双耕之后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塞达卡村阶级关系的核心事实。其次，在对诸多事实进行筛选时，我也受到了村民所关注的事物的影响。如果说地租的水平或者是收割工作收入的损失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忧虑，那么，我会允许这些忧虑影响我对事实的选择。无疑，我可能忽略了其他很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十分关键的要素。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而不是我的经验去选择事实似乎更可取，毕竟，村民的反应来源于他们的亲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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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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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注定要成为东南亚某地区的农民的话，那么，无疑马来西亚从任何角度讲都是最佳选择。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开放的、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拥有相对合理的人地比率，拥有一个虽不是完全民主、但至少能容忍政治反对派的政治体系。另外，同其邻国相比，马来西亚是一个缺少攻击性的国家。在医疗服务、教育、水电供给、交通、洪灾控制和农田灌溉等方面，马来西亚政府确实为其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在这些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做得都要出色。[95]过去20年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令它的邻国羡慕，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借贷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等）的青睐。从1960年到1976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P增长率达到3.9%，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一些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96]因此，虽然人口增长较快（每年达3%），但到1978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P超过了1100美元，这个数据是任何其他东南亚主要国家的2倍，因而使它们都相形见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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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哪个国家曾经是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国家，那么非马来西亚莫属。1980年，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热带木材、锡、橡胶和棕榈油最大的出口国，而且1975年以后，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1966—1976年增长了4倍），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开发经费。至少依据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水平，马亚西亚的国库的确是很丰盈。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它出口的主要是初级商品。同过去相比（那时，马来西亚的出口主要是依赖锡和橡胶等原材料），这种依赖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它依旧是明显的依赖。虽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马来西亚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这种工业化严重依赖资本货物和半成品的进口（1974年几乎占到全部进口额的3/4）。外资对经济的控制方式虽然比较温和，但一直持续存在。外企首先在种植业站稳了脚跟，随后在自由贸易区内，它在进口替代商品（如布匹、钢铁、机动车辆等）和出口的工业品（如电器、晶体管等）方面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到1974年，马来西亚60%以上的股份公司都由外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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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小农农业的需要，尤其是水稻生产的需要，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从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过。作为外汇和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种植园总是优先获得基础设施、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目前，随着城市劳动力的日益增加，人们试图通过降低国内稻米（主要的食物来源）的价格来尽量降低劳动成本，这已经变得愈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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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发展、出口导向型增长、鼓励外国投资进入的模式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尽管总体增长率十分明显，尽管政府出台了治理贫困的方案，这种现象还是发生了。首先，它表现在，从1960年到1970年，传统农业部门平均收入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平均收入差距日益拉大。1960年，这种差距为1
:2.5，1970年超过了1:3。[98]其次，它也表现在，低于和高于官方贫困线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增大。比如，从1960年到1970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以每年0.4个百分点的速度逐年下降，而其他人口的收入每年以2.4个百分点逐年上升。[99]在其后1970—1978年的8年时间里，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以每年2.4个百分点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率还不到其他人口收入增长率的一半（5.2个百分点）。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仅不同群体的人们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而且到1978年，农村穷人中的两个主要群体——耕种稻田的小农和橡胶农——的实际收入还不及他们1960年的实际收入水平。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农村穷人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少。[100]马来西亚的贫困程度和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4%）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而在其他国家中，只有人均收入极低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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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国家要确保大米供给的稳定。[101]如果进口的大米价格便宜而且货源充足，而橡胶和锡的价格大幅上涨，这时，国家就可以利用出口橡胶和锡所赚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大米满足市场的需求。然而，政策所基于的假设时常出现问题。比如，在1931年，出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得政府根本就没钱从国外市场进口国民生活必需的粮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政府第一次开始重视大米生产的自给自足问题；为了限制土地流入非马来人之手，也为了限制土地用于非种植的其他用途，政府通过了《马来西亚土地保护法》，并且，政府还在1939年建立了水稻最低价的保护机制。虽然政府出台了这些激励措施，但是，马来西亚仍需不断从国外进口大米，而且进口稻米的数量要占消耗总量的一半。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割胶也比种水稻更有利可图。二战之后出现了一次大米供给危机，1954年，水稻价格下跌，大大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激起了亚罗士达地区农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之后，人们又开始重新重视水稻自给的重要性。政府不仅通过了一个小额的借贷项目，资助负债的农民赎回他们已经做了抵押的土地，而且，政府还通过了《水稻种植者法》，试图控制土地租金价格，并确保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后者直到今天依旧是形同虚设。这些补救措施收效甚微是必然的，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担心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会增加种植园和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大米的自足不得不等待着20年之后的新投入和双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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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政治竞争迫使政府重视水稻生产的需要，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因素。宽泛地说，独立后的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是一个完全由马来西亚人组成的政党，而且其地位的维持主要依靠马来西亚人的选票支持。其中，许多选票来自水稻种植者，而他们又多是马来人。当然，选举体制本身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整个国家并不存在地方自治，从而确保了大部分唐人街不会落入华裔反对党手中。国内安全法案允许政府以防范性拘留的方式来限制宗教和左翼反对派的活动。最后，根据不同的人口规模确定议会选区的方式，也使马来人的选票要远比其他居民的选票有影响力。1957年以后，马来西亚的选举体制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赋予了马来西亚政治精英和国民阵线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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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调整后的选举体制同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经济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存，马来西亚的水稻种植者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请考虑如下事实：首先，1970年，马来人的平均收入仅是华裔平均收入的1/2，华裔是马来西亚社会的另一支重要的族群。[102]仅以贫困的家庭为例，几乎3/4是马来人，而且4/5以上生活在农村。[103]同时，水稻种植者内部贫困的发生率远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群体，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马来人（84%）。贫困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别也值得注意，主要集中在北部诸州，如吉打州、玻璃市州、吉兰丹州和丁加努州等，这些地区是主要的水稻产区，而且农民多是马来人。难怪，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众多的、贫穷的、马来乡村人口因素相结合，已经为马来西亚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教党的攻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在1969年大选之后，巫统完全有理由担忧它在马来人中的政治霸权；伊斯兰教党实际上赢得了和巫统一样多的马来人的选票，而且，据估计，在两党激烈争夺的43个席位中，伊斯兰教党获得了比巫统还要多的马来人选票。[104]伊斯兰教党也曾经控制过吉兰丹州和丁加努州的政府，并且1969年以极大的优势在吉打州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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