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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74户人家直线分布在一条大约一里的土路上（见地图3）。这条土路从连接燕镇和凯帕拉·巴斯塔镇的全天候公路开始，在一片稻田前突然收尾，正是这片稻田把村庄与其东面的邻近居住区双溪布浙村分割开来。像这个世纪在穆达平原上建立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塞达卡的居住模式与当地灌溉渠的线性分布是一致的，正是这些灌溉渠使得在周围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带状的居住区往往与核心型的或群集的村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的和仪式的凝聚力被认为在后面的模式中作用更强。[164]确实塞达卡村民们自己并不非常明确塞达卡村在哪儿结束、主要公路旁边的另一个村庄双溪通港村又从哪里开始。尽管存在这些地理上的反复无常，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塞达卡村不仅仅是一个邻近家庭的集合体。即使塞达卡村的边界划定得很糟糕，除了个别情况之外，所有这些邻近家庭都毫无疑问地归属塞达卡村。所有村民通常都被邀请参与村庄的宗教生活和大型筵席。这些活动的中心是祈祷室。即使村庄可以再细分为几个区域，祈祷室也使村庄在仪式上成为一个整体。从行政角度来说，塞达卡村也通常被当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当塞达卡村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时，村民就会试图通过游说使得塞达卡村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就像不久以前结束的农民联合会事件那样。最重要的是，塞达卡村作为道义实体（moral existence）是被话语所确认的。当征收伊斯兰什一税的收税人“阿弥尔”（amil）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告发那些没有交纳全部税款的村民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当一位佃农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不以高价和当地的另一位佃农竞争土地来扩大他的农场时，他说：“我每天都和他打照面。”当这些规则偶尔被打破时，违规的人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言语而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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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路沿着通向塞达卡的那条土路笔直朝前看时，是看不见房屋的，只有由椰树、香蕉树、聂帕榈树形成的密密的拱道，还有生长在沟渠两旁的风信子和其他草本植物。一个叫伊德里斯的人开的商店是进入塞达卡以后的第一座建筑物，它面对着北起凯帕拉·巴斯塔镇南到燕镇的公路。伊德里斯利用商店沿路的位置以及公路沿线提供的电力，向晚上聚集在这儿的青年人出售饮料和香烟，同时，他的商店也是当地唯一可以买到冰棒的地方。再稍微往前走，就遇到一块上了铰链的大木头横跨在路上，这块大木头用链条和锁固定住，以此阻止卡车进入村庄。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村庄大门引发了一些争议。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勒拜·彭德克手中，他是居住在邻近屋里的一位富有而年长的种植者，勒拜·彭德克和他的两个儿子——穆萨和阿里芬，在控制村庄政治的那一小群人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过了大门，房屋和点缀其中的稻田沿着土路延伸了两百码地。小康之家的住宅有锌制的屋顶和楔形木板壁的外墙，而那些贫困的家庭却以聂帕榈叶遮顶，以扁平的竹片做外墙。我们将要探讨，住房在当地也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问题，因为当地的执政党及其追随者被指控垄断了政府的房屋修理津贴。曼苏尔和塔伊布都住在这一片，曼苏尔是一名无地的雇工，塔伊布则是一位贫困的小土地所有者。曼苏尔和塔伊布他们的房子跟沙姆苏尔那个重新整修过的房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沙姆苏尔是执政党的忠实追随者，他拥有6里郎（4.2英亩）的土地，同时在附近的政府水稻烘干站有一份难得的、令人艳羡的工作。村庄里最坚固的两幢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的附近，它们都有高高的屋顶，有百叶窗和阳台。其中的一幢属于村中最富有的哈吉·卡迪尔，这幢房子同旁边哈姆扎和拉扎克两家快要坍塌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幢房子属于村长哈吉·加法尔。作为塞达卡的领导人，哈吉·加法尔虽有影响力，但相当不擅交际；同哈吉·加法尔住在一起的他的已婚的儿子达乌德，还有哈吉·加法尔的外甥——小商店老板巴塞尔，都显然比哈吉·加法尔活跃得多。哈吉·加法尔更愿意强调他把大家拢到一起来的作用，他举办一年一度的村中所有人都参加的盛大筵席，偶尔也在土路对面的祈祷室主持祷告。虽然塞达卡有很多的公共聚集地，但是祈祷室是社区里唯一法定的公共空间。祈祷室底下的一层是村庄的会议厅、神学教师的课堂以及用于布道和政治发言的演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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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村中非正式的集会点是围绕两家小商店的几张桌子而形成的，这里交流着各种闲言碎语。每家商店都有少量的日常用品存货，比如干辣椒、肥皂、火柴、煤油、烟草、糖果、调味品，还有快要过期的鱼肉罐头。在劳作以后或在农闲季节，人们总是聚集在这里打发时间：抽抽烟，喝喝自制的软饮料；随着人来人往，聚集圈也随时发生变化。第一家小商店的店主巴塞尔是执政党（巫统）地方支部的公认领导人，巴塞尔的店是他的同盟者的聚集点。附近萨马特开的那个小店铺也是一样的，只是店主萨马特和他的父亲托·穆罕默德是反对党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顾客也主要来自反对党。少数忠实的党派追随者原则上从来不去“另一家”店，但大部分村民声称，这两家店他们都去，他们并不考虑这些偏狭的党派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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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最有名的、也是最直言不讳的三位妇人住得离两家商店都不远。沿着土路往前走就是她们的房子，在小店铺里喊一喊，她们在各自的家里都能听到。这三位妇人可以说是名誉男性（honorary men），因为她们已经不得不承担了一些男性角色和责任。罗吉娅和洛斯妮都是插秧队的领头，她们需要和农夫们进行协调。洛斯妮是寡妇，而罗吉娅的丈夫虽然在世却相当懦弱，所以是罗吉娅当家。第··三位是托沙赫比丹，她是村中的接生婆，也是寡妇，她所受的训练和四十多年的接生经验使她在村庄生活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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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土路的尽头，坐落着大量穷人的房子，他们大多数都是反对党。在一位无地雇工帕克·亚赫跟他那位同样贫困的姻兄“瘦骨嶙峋的”玛以及他的朋友杜拉的谈话中，我听到了此地多数的尖锐批评和有见解的观点，这些批评和观点都来自帕克·亚赫。他们和其他的亲朋好友时常聚在帕克·亚赫屋檐下的简陋长椅上。从他们那儿，总可以得到与巴塞尔店中巫统的追随者以及跟帕克·亚赫他们一样是反对党但却富裕的村民（比如说，哈吉·卡迪尔）截然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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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的居住方式、经济、规模以及历史来说，塞达卡都是吉打平原上相当典型的稻米种植村落。然而，从上百座村庄中选取塞达卡来开展研究，需要做一个简要的解释。选择村庄时，我的第一个要求是：这个村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专门从事水稻生产。塞达卡恰恰非常符合这样的要求。村中只有两家的户主依靠薪水收入，他们一个是农会的卡车司机，另一个在地方政府采购部门检测稻米的湿度，而他们两人在业余时间也都干农活。事实上，村中没有一户人家现在没种植水稻，或者对老年夫妇说是过去没种过水稻。这种单一的水稻种植不仅对于穆达地区的大多数村庄来说具有代表性，而且也比较利于确定收入和经济分层。相对来说，位于灌溉工程边缘的村庄，它们的经济相当混杂，可能会包括捕鱼、橡胶小农场或地产交易。而一个水稻种植的社区就像一个一年只捕两次鱼的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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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村庄选择的另一个要求到目前为止是最苛刻的：这个村庄必须在1971年双耕引入之前曾经被研究过。这样就可以至少发现当地经济的基本变化。只有三、四个村庄满足这样的条件，塞达卡村是我访问的第一个村庄。村长哈吉·加法尔不仅欢迎一个陌生的家庭定居在他们中间，而且，经过简短的交谈后，看起来哈吉·加法尔有可能出租他的大房子里的部分房间，因为他的孩子们已经成年离家了。村庄选择的基本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轻松，加上当时壮观的日落，再加上得知我随时可以欣赏到南边吉打州最高峰90（Gunung Jerai）美景所带来的愉悦，已经足够使我落脚于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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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富与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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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不平等是塞达卡双耕之前经济生活的整体特征。至今不平等仍然存在。在衣着、住房、食物、家具、厨房装置或者农耕器具、收音机以及现在几个家庭的电视机这些随意可见的证据中，不平等是明显的。经过更仔细的考察，这些显见的不平等是由土地所有权、耕种面积以及相应的收入这些方面的分配上同样显著的不平等产生和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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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收入分配在1978年至1979年间呈现高度不平等。虽然缺少1967年的数据作参照，但是，从我们确知的土地面积和耕种面积的分配情况来看，1967年至少也出现了相似的不平等。表4.1反映了现在的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中每个家庭的纯收入、拥有的和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有一家之主的主要职业。表中各家庭按照他们的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对于这些将在文中反复出现的家庭，如果读者想了解它们的收入、土地使用状况、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党归属等方面的情况，这一列表将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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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村庄中各家庭的数据——各家庭按户主姓名区分并按照年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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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可避免地，家庭纯收入的数据所传达的某种程度的精确性是不能保证的。土地的收成——作为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有一定的精确性。但是，虽然由雇佣劳动和家庭副业所获得的收入都经过了复查核对，这些数据仍然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因此，这里的家庭纯收入只是一个近似值，这些数据在上下200马元到300马元的幅度之间是准确的。因此，完全而准确的数据可能会略微改变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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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少数案例中（5个家庭），家庭拥有小块的果园和橡胶园。虽然这种状况在表中并没有列出来，但是这些内容在收入一栏中已经做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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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其中的3个案例中，政治派别被计为“中立”的，是说这些家庭或者是中立派或者是骑墙派，或者如在其中的一个案例中，夫妻双方属于不同的派别。一般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清楚各家的政治归属，而且大家独立作出的评价是相互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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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府的标准程序来计算人均收入，即小孩和大人一样计算人头，有40户人家，也就是说村中54%的家庭，人均收入在官方所定的贫困线以下（572马元/年）。如果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算法（表4.1中使用的就是这种算法），即一个六岁以下的孩子按1/3个成人，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按2/3个成人算，那么有22户人家，或者说村中30%的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正是在这22户人家和另外8到10户收入水平贴近贫困线的家庭中，食物和日常必需品都非常紧缺。成年劳动力的一次疾病，一次产量不佳，一次收成减少，一次租金上涨，以及一次租佃取消，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很容易使这些家庭陷入绝境。这些家庭的收入与村中最富有的22个家庭形成鲜明对比：最贫困的22个家庭每年的纯收入平均是2291马元，而最富有的22个家庭，每年的纯收入平均是6044马元。如果考虑家庭人均年收入，这种悬殊更加明显：最富有的22个家庭人均年收入（1867马元）是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475马元）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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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通常所预期的那样，收入差别也反映在他们对生产资料核心要素——土地——的牢固掌握上。塞达卡最贫困的22户人家一共只拥有22.5里郎的土地，平均下来每户仅有1里郎（1里郎＝0.71英亩）。切记：以稻田耕种作为收入唯一来源的话，贫困线的标准是拥有4里郎土地。这些最贫困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只有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土地数的1/4。另一方面，对于最富有的22户家庭来说，他们总共拥有超过142里郎的土地，平均每户拥有将近6.5里郎的土地。把租入土地加上后的耕种面积在村庄等级制的两级的差别实际上已经不那么大了。因为对于许多有地的富有家庭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去租入额外的土地。但是，对于最贫困的22户人家来说，他们租入的少量土地只能使他们的平均耕种面积达到不到2里郎（1.89里郎），而最富有的人家平均的耕种面积为7.25里郎。换言之，村中相对富裕的人家事实上租入的额外稻田几乎与贫困家庭租入的一样多，虽然富裕家庭远不那么需要这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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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数字揭示了更为明显的不平等。如果我们忽视表4.1中的收入数据而仅仅统计那些村中没有土地的家庭，那么，有30户（41%）将要被划在这个类别中。[166]也就是说，近半数的村民对稻米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缺乏法律认可的支配权。塞达卡村中一半的家庭（37户）几乎不拥有多少土地，如果统计他们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他们一共只占有7里郎的土地。塞达卡的土地总面积是235.5里郎，所以，村中这一半的家庭只拥有全村土地面积的不到3%。而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中10个最大的地主虽然只占村庄户数的14%，但他们占有133.7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47%的村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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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1979年村庄土地所有权形式与1967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并以此评估双耕和新技术的影响。在过去13年时间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依旧像以前那样是极端不平等的。一旦我们考虑村庄人口的增加（从56户到74户），即使是缺少土地的那些家庭所拥有土地的比例有少量增长的说法也是有误导性的。到1979年，村庄中少地的那一半家庭的数量比1967年增加了9户，他们拥有的村庄土地一共只有微不足道的3%。同1967年的情况（27户）比起来，塞达卡村中没有土地的家庭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0户，虽然他们占村庄总户数的比例有一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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