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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土地所有权的数据一样，我们可以利用掘井健三早期收集的数据，对比1979年和1967年的土地耕种面积的分配状况（表4.3）。相对稳定的百分比分配掩盖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塞达卡的一些小农户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土地。他们所耕种土地的份额已经从多于1/4下降到了不足1/5；他们耕种的总亩数已经下降了大约1/3。伴随着村庄人口的增长，对于这一部分处于困境的村民来说，他们耕种的平均面积已经从双耕以前的3里郎下降到1979年的1.6里郎。这个变化已经足以抵消双耕带来的额外收入。[170]从数字上来看，耕种大片土地的村民同样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土地，特别是就平均耕种面积而言。然而，这些减少的耕种面积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农夫卡米勒（#55）。卡米勒在1967年租到了38里郎的巨额面积土地，而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已经被那位外村地主收回，并分配给了自己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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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塞达卡村土地耕种面积的分配，1967—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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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979年没有土地的10户家庭，（我把没有土地的10户人家也包括在内。而对于一般的耕种面积分配的统计来说，只有那些拥有土地的家庭才包括在内。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会低估土地紧张的程度。这10户人家中的7户都想方设法要租种别人的土地，只有3户年迈的种地人是选择不种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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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贫困村民生存的基础性结构变迁有重要而复杂的原因，这值得在后面进一步展开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因，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提及。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无疑是要考虑的。其次，许多相当贫困的家庭迁入了塞达卡村，他们没有土地可耕种，者更为普遍的是，只能耕种1里郎或2里郎的土地。另一种情况或财产继承。经过财产继承，原来父母耕种的整块土地被分成若干块，传给已婚的子女。最后，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地主——特别是在外地主（outside landlord）——解雇了佃户，自己耕种土地或者签订长期契约将大块的土地整租。塞达卡村村民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从1967年到1979年的下降，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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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村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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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塞达卡已经远远不是1967年的那个村庄。一些家庭发生了解体或者迁出了村子。然而更多的家庭又建立起来了。塞达卡村的总户数增加了25%（从46户发展到70户），而村中总人口也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增长。[171]只要观察这一变化的具体细节，我们就不仅能够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同时也能够了解到社会流动是如何与那些关键因素——比如土地、收入和亲属关系等——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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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化中的村庄构成的更具体的分析可以参考附录A，不过为了我当前的目的，下面这几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离开塞达卡村庄的人中，穷人通常是以个体形式离开的，村中的年轻男女普遍到城市工作（作为建筑工人、手工劳动者、工厂工人以及家政服务人员）。而另一方面，那些一家一家迁出塞达卡的家庭则多是富裕家庭，他们或者在村庄附近地区买了土地，或者被接受为政府房产的“居住者”。还有15户新的家庭迁入村庄，他们属于村庄中最穷的那部分。就像村民所说的，“人产子，地不产子”。村庄经济已经没有空间来容纳大部分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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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土地占有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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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经济生活的许多主要变化都反映在表4.4所显示的对土地控制情况的基本数据中。具体的比较可以参考附录C中的表1和表2。我们这里只讨论最重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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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2年间，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村中小农户的数量以及他们占村庄总户数的比重都有所增长，而那些大农户所占的份额则在下降。那些耕种面积在3里郎或者3里郎以下的家庭已经从12户增加到24户，翻了一番。其中5户人家的耕种面积还不足1里郎，而在1967年的时候，掘井健三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忽略“不足1里郎耕种面积”这一类别。就在同一过程中，这些小农户平均的耕种面积已经下降到不足2里郎（或者说1.4英亩）。但是，小农户耕种面积的缩小并不是因为稳定的小农户阶级被剥夺的土地越来越多；恰恰相反，这些小户主耕种的土地面积的份额已经从7%上升到了13%，几乎翻了一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耕种面积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全村耕种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大约10%（从375.75里郎减少到325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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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越来越多的贫困小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但那些耕种大量土地的农户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事实上，出现的情况几乎与此相反。在双耕以前，有17户人家拥有并且（或者）耕种着超过10里郎的土地；他们一共垄断了全村耕种面积的57%以上（206.5里郎）。现在，尽管村庄的人口增加了，但是只有13户人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而他们耕种的土地也只占全村耕种总面积的37%（123里郎）。这一阶层平均的耕种面积在这一时期从原来的12里郎萎缩到9.5里郎。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小农户还是大农户，他们的耕种面积都减少了；不过，小农户的户数翻了一倍，而大农户的户数却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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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塞达卡村农户耕种面积的频率分布，1967—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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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控制”既包括耕种的土地也包括拥有但是租出的土地。所以，如果一个农户自己耕种15里郎土地，同时租出15里郎土地，那么这一农户应归属“20＋—40”这一类。这里存在一些重复计算，有些土地为村里的地主拥有，于是被计算一次；这块地被出租给本村的佃户，那么这块地就又被算入一次。因为大部分租种的土地属于不在地地主，所以重复计算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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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塞达卡村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其变化趋势是可以比较的。在1967年，塞达卡村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差不多是7里郎，而现在不足5里郎。也就是说塞达卡村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32%。如果按照关于双耕利润的标准假设进行计算，双耕的潜在利润有超过90%已经被耕种面积的显著减少抵消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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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已经陷入了人口和结构的钳形攻势（pincers movement）。村里农户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将近1/3，而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却减少了将近10%。即使村庄的耕地没有减少，单单人口的增加也足以使每个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从差不多7里郎减少到5.2里郎。农户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到现在的4.7里郎还可以从村庄耕种总面积的减少来解释，1967年以来塞达卡的耕种面积减少了差不多33里郎，这种减少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确信，这并不是因为塞达卡的地主收回了佃户耕种的土地。村里的地主租给村民——通常是他们近亲——的土地总量在过去的12年里并没有发生变化。村庄耕种土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外村地主收回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外村地主大多比较富有，他们收回土地或者自己耕种，或者传给自己已经成人的子女，或者把这些土地租给其他的耕种大量土地的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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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和1979年土地控制情况的各类别分布可以说相对比较稳定。唯一例外的是塞达卡第一次出现了5户完全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不过，其中两户人家把自己的小块土地租出去是因为他们实在穷到无力购买稻种并提供一直到收割所需的人力物力。其他的几户大多是因为年老而不能下田耕作。还有一户是因为债务而只能暂时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以满足债主的要求。除此以外，唯一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塞达卡村里完全靠租地的农户的比例有所下降（从44%下降到35%）。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纯粹的佃农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有所下降。在1967年，他们是土地控制情况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类别，不过那时，他们平均耕种6.1里郎的土地；而到了1979年，他们平均耕种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4.1里郎。如果把现在耕种面积超过7里郎的3户佃农排除出去，那么，其他佃农平均的耕种面积就要下降到3.3里郎。在整个穆达地区，失去土地的几乎都是那些完全靠租地的农户这一阶层。总的来说，虽然这些完全靠租地的农户的绝对数量从23人增长到26人，但是，他们耕种的土地比双耕前少了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一时期，人数较少的自耕农阶层的耕种面积尽管很小但相对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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