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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当地农会分支机构的农业官员估计，不到一半的会员仍然有资格获得贷款。尽管在1978年那场甚至打击了一些富户的旱灾之后，农会放松了还贷的时间安排，但是，拖欠贷款的不良行为还是增加了。拖欠还贷的原因跟会员的还贷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总体而言，农会成员大多来自富裕的阶层，他们很容易从华裔商店老板那里借到周转资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成员自己充足的积蓄就足够支付他们的生产费用。因此，跟完全占有2000马元的吸引力相比，无法继续从穆达农业发展局贷款的制裁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基于来自经验的政治智慧，这些富裕的农会成员知道，他们不会被起诉，因此他们无忧无虑地忽略了定期收到的催促还贷的通知。如同这位地方农业官员所作的哀叹：“因为政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法院就会敦促还款，而政党需要人民的选票。”[214]这种逻辑虽无瑕疵，不过并不是完整的。强行收债并不会疏远巫统的普通成员，却会疏远构成了乡村领导班子的大农户。[215]草率地追债可能会给农会本身带来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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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的党派特征和阶级特征从来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质疑。从一开始，农会就是由隶属于执政党的大农户和地主控制并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公认的事实本身只是对村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刺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小群寡头可以享受特权从农会那里获得信贷。不过，在1978年中期农会介入抗旱项目管理的过程中，穆达农业发展局和农会的党派特征越来越鲜明起来。对许多种田人来说，这次旱灾是一次好运；旱灾发生时正值1978年的大选，所以，执政党通过救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穆达农业发展局的办公室遍布稻产区，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同时，它又跟巫统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看起来，穆达农业发展局是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分配救济品的合理发放渠道。发放的结果便带上了穆达农业发展局的政治和阶级特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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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救济被设计成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公共建设事务。实际上，跟劳动的密集程度相比，薪资的强度更可观。清理两天水渠，许多村民可以得到80马元的收入，而在当地，一天的工作收入通常不超过10马元。在塞达卡，农会工作人员在招工之前开展了一项入户调查，主要了解各个家庭的规模、收入和耕种的土地数，由此可见，招工时是否合格是由家庭需求决定的。实际上，负责招工以及指导救济工作的是由农会小组（ketua yunit）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在塞达卡，这个人就是来自邻村双溪通港的玛·塔明，他是一位巫统的坚定拥护者。当救济工程开始以后，附近的穆达农业发展局办公室被一大堆抱怨给包围了，因为需要工作的人的政治派系显然在获得工作机会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支持伊斯兰教党的贫困村民如果能去工作一次，那已经是很幸运了；但同巫统有关系的贫困村民平均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216]抱怨并不仅仅来自伊斯兰教党的成员；一些支持巫统的小农户发现，跟他们同属一个政党的那些富有的成员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来赚这不费力的钱。哈吉·沙利姆是一个有40里郎土地的富有的地主，他住在塞达卡村外，拥有卡车、拖拉机；他的两个儿子都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同样，村中最富有的巫统成员勒拜·彭德克（#73）的儿子，也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而勒拜·彭德克的一个兄弟则获得了为农会搭建养鸡场的合同，勒拜·彭德克的兄弟从这个抗灾项目中得到的纯收入在500马元以上。而许多申请工作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往往被告知，已经没有申请表了。为了抢夺工作机会，指责不仅多而且传得快：许多工作队的头目都被指责编造工人的名字从中渔利，或者被指责敲诈勒索那些已经被雇用的人，或者被指责照顾亲属和同党。村民声称，在抗旱灾的项目中，农会小组的头头们每人从干旱救济工程中渔利了2千到3千元。这种由于抗旱项目被操控所产生的怨恨使得玛·塔明在几个月后竞选连任时遭遇了惨败，他被跟自己同党派的农会成员给选了下去。巴塞尔的弟弟住在村子附近，并在政府中担任情报官员，他声称，干旱救济项目管理中出现的丑闻，直接导致了贫困的巫统成员在随后的大选中在许多选区的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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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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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提及农会的成员，其实就是同时提及巫统的地方领导和所谓的村庄政府的“官员”。因此，农会现在的18位成员中有13位现在是或者曾经是由当地巫统支部选举产生的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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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3户人家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以外，每个家庭的政治派系大家都很清楚。塞达卡村中43户家庭（58%）都在巫统的阵营，28户（38%）家庭属于伊斯兰教党。当然，这样的统计掩盖了成员们在开放性和积极性方面的差异。每个派别中都有少数的中坚力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巫统，除了少数核心成员，普通成员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村民公开承认，他们只是追随者，他们加入巫统只是“站在主流的一面”，并希望有资格得到些小恩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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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成员获得的利益是非常实在的。对于村里富有的成员来说，成员身份意味着他有资格获得一个出租车的执照、一笔小额的商业贷款、经营小型磨坊或者卡车营运的许可证，还有地方政府中的一官半职。1979年初，在巫统的地区年会上，一位来自古阿·贞布达镇的有名望的巫统领导人曾经公开谴责一些成员：这些人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出租车的执照，而他们一旦达到了目的，就不再交纳党费，也不参加聚会了。对于一名普通的巫统成员来说，他能够获得的收益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收益不重要。一些年轻人梦想到政府的土地规划区定居，只有加入巫统他们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在选拔过程中，政治派系是一个公开的选拔标准。贫困家庭可以从附近的小学校长那里获得一些包括校服和练习本的费用在内的小额补贴。这笔补贴是根据塞达卡巫统领导人巴塞尔提供的人员名单发放的，而来自伊斯兰教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很少出现在名单上。当然，除了这些赞助，各种好处还包括农会提供的贷款和工作机会，它们是通过同一群相互交织的村庄主管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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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有争议性的资助分配事件发生在1979年下半年。当时塞达卡村入选了“村庄改进计划”，得到了超过2万马元的基金。就像之前的干旱救济项目一样，首先要对村庄每家进行普查来判断各户的收入和需求状况。此后，基金就以实物的形式——比如木材、锌质的屋顶材料、水泥、化粪池、盥洗装置——分发给各个家庭。我们稍后将详细地考察这一事件，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笔基金的分配完全是由一个小型的“四人帮”按照党派原则来分配的。这个“四人帮”非正式地控制了塞达卡的巫统和村庄发展委员会。这四个人是巴塞尔、达乌德（村长的儿子）、卡里姆和法齐勒。在1980年初，无需进行详细的调查，只要随意地沿着村庄的小路漫步，就可以看出村中每个家庭的政治归属。那些有新屋顶、墙上有新木板以及（或者）有新厕所的家庭都依附于巫统，而剩下的家庭都是伊斯兰教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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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塞达卡的巫统成员的社会学分析相当简单明了。在塞达卡，巫统被一些富裕的家庭所操控，这些家庭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利益，这些利益几乎全是来自政府的某种资助。而巫统的普通成员大都来自与这个小寡头群体的成员有密切关系的家庭，或者来自经常为这些寡头所雇用的家庭。塞达卡最穷的16户巫统家庭中，有10户跟同党派的一些富户在血缘、婚姻或者是雇用关系上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党派忠诚的表现，它至少强化了对党派的忠诚。[218]在塞达卡村，巫统只是亲属关系和庇护关系庞大链条中的最终环节，这一链条可以延伸到街道、地区、乃至国家。在村庄之外，亲属关系的重要性消减了，庇护行为变得极为重要。巫统的地区领导人是不均衡地从政府官员、学校教师和依靠国家贷款和项目盈利的富户中选拔出来的。虽然党组织上层的利害关系自然而然地比基层的要大，不过，在各个层级中，确保组织结构不受影响的因素显然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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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为巫统成员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村中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党的成员。虽然作为一个机构，反对党很难称得上兴盛。在10年以前，塞达卡村的大多数村民都是伊斯兰教党的成员。然而，就是从那时起，村长哈吉·加法尔和一些出于战略考虑的村民都改变了政治立场。此外，那些新迁入塞达卡的家庭也选择了加入巫统。在1978年大选之后，向执政党转移的潮流突然得到了强化。此时，吉打州政府开始整顿各个村庄的发展委员会，以保证发展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自巫统。在一些仍然由伊斯兰教党控制的村庄，吉打州政府或者取消了村庄发展委员会，或者更普遍的是，指定一两个巫统家庭参加发展委员会。在塞达卡，巫统由此得以排除了村庄发展委员会中的两名伊斯兰教党成员，尽管这两人已经被选举进了发展委员会。这两名伊斯兰教党成员在此之前帮助保持了村庄领导层的超党派性。从此，伊斯兰教党在地方社会的处境变得十分惨淡。除了丧事互助会——他们为成员支付葬礼的费用，以回报成员每年的会费——塞达卡的伊斯兰教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有关消极抱怨、社会回避（social avoidance）和人身攻击的事物。虽然很多伊斯兰教党成员都在回避巴塞尔，抵制他的商店，但是，公开的对抗是很少见的。伊斯兰教党的成员有他们自己关于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恶作剧。他们把这个恶作剧称为jangan kacau kerja kami，翻译过来就是说，“不要插手我们的事务”[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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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护巫统可以获得一些物质利益，但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在塞达卡，数量巨大的少数派抵制住了各种利益的诱惑。（参见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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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塞达卡家庭的政治派别与收入水平（以百分比计算）交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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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主要发生在村中最穷的那些人当中，穷人参加反对党的比率是富人参加反对党比率的两倍。考虑到加入巫统带来的好处，大多数村民本应加入巫统，如果村民这样选择的话就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了。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穷人（还有少数富人）不顾他们的物质利益，选择留在了伊斯兰教党的阵营？对他们的这种选择，我们需要做一些说明。似乎有那么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村庄的党派模式扎根于更古老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派，这种宗派早在政党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村中最富有的人哈吉·卡迪尔同他的父亲以及两个兄弟在村庄政治中担当少数派的角色至少有30年的历史。但是，因为这4户家庭都属于富户，所以，这只能解释他们坚持“领导”伊斯兰教党与巫统对峙的原因，而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伊斯兰教党能够吸引那么多穷人。要想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考虑家庭纽带、特殊的物质利益、巫统的治理策略以及反对派的道德吸引力这些因素的综合。因为家庭纽带的关系，在至少4个或5个案例中，儿子入党都是因为父亲（往往都不是本地居民）是公开的、坚决的伊斯兰教党支持者。但是，在巫统的成员中，没有发现一例这样的情况。20户最穷的伊斯兰教党家庭中只有7户人家其亲属或雇用关系能够解释人们参加反对派的行为。更明显的是，至少有5户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的党派归属和他们表面上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容的。换言之，他们是伊斯兰教党的成员，却依靠巫统成员提供的工作机会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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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最贫困的家庭，很多伊斯兰教党的支持者都是长期向伊斯兰教党名义下的丧事互助会交纳会费的会员。如果他们离开伊斯兰教党，他们将自动失去享受丧葬补助的权利，而他们已经为了这种丧葬补助付出了大量的投入。伊斯兰教党成功地将传统的社会保险方式同成员资格结合起来。事实上，伊斯兰教党的这一成功促进了巫统近来对这种模式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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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巫统在村里的发展策略并不强力地鼓励伊斯兰教党成员退党。塞达卡执政党的领导们似乎采纳了博弈理论家关于“最小优胜组合”的策略。他们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村庄，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在数量上发展自己已经占据优势的队伍。如果人数壮大，巫统成员既有的物质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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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虽然从物质上来讲，加入伊斯兰教党不会获得什么好处，但是，这个政党有可观的道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一小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党要求成员忠诚于伊斯兰教义的声明。在这方面，塞达卡的伊斯兰教党跟执政党相比并非更遵守规范或更正统。确切地说，这里包括的是阶级问题、民族和宗教情感、民众对政府政策及其引起的不平等的普遍的反对等等所有这些的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惊奇，因为伊斯兰教党是马来西亚社会可以容忍的——只是勉强容忍的——唯一公开的成组织体系的反对党。[220]地方上贫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谈起巫统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指巫统的普通成员，巫统的普通成员中的许多人和这些贫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一样生计艰难。伊斯兰教党成员谈起巫统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是控制着塞达卡村的富户以及一个由政府雇员、富有地主和跟这些人有联系的商人构成的控制这一地区巫统的联盟。对于这些伊斯兰教党成员来说，巫统就是“富人”和“政府”的同义词。虽然伊斯兰教党并未获得对吉打州的控制权，但是它吸引了很多贫穷的农民，因为在这些农民看来，伊斯兰教党是“充满宗教色彩的捍卫农民利益的民众运动”[221]。塞达卡的伊斯兰教党的成员强调，他们仅仅代表了一个种族和一种宗教，而巫统及其同盟恰恰不能捍卫马来西亚人和他们的宗教。大多数贫困的伊斯兰教党成员所理解的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跟他们对于阶级关系和小农危机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将看到，关于剥削、工作机会、土地、慈善活动这些重要的物质利益的观念，都是用马来西亚社会的本土观念以及伊斯兰教的宗教行为规范表达出来的。说巫统只保护富人的利益，很少或者根本不帮助最穷的农户，实际上也就是说他们背离了马来西亚和伊斯兰的价值观。[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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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应该忽视伊斯兰教党成员的骄傲和刚强，这使他们在牺牲物质利益的情况下也不会转换阵营。由于已经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按照巫统领导人的说法，伊斯兰教党成员现在是“把必须做的事装成出于好心做的”（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伊斯兰教党成员不愿意放弃因为追随一条为了原则并牺牲物质利益的政治路线而带来的公开的和私人的满足。这种气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贫穷的塔伊布没有改换阵营，因为他担心他的机会主义会遭到伊斯兰教党朋友的蔑视，尽管塔伊布告诉他的朋友在他妻子力劝他时他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最近塞达卡村中明显的党派偏见事件，比如干旱救济项目以及“村庄改进计划”，如果说有什么成效的话，那就是增加了伊斯兰教党成员的怨恨，强化了他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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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斯兰教党对抗的是一些富户的强大联合，这些富户垄断了社区中巫统的事务（参考附录C，表4）。那11位现在是或曾经是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或官员的村民，平均耕种13里郎的土地（将近村庄人均耕种面积的3倍）。而且，除了1个人之外，这些人都来自村庄相对富有的那一半家庭。[223]另一个促进了这些人政治倾向的纽带是，这11个人中，除了两个人以外，都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就业机会、执照或者贷款。[224]在一两个案例中，这种纽带是先于他们的政治活动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纽带是他们做了一项有利的政治选择之后所获得的回馈，最初或许仅仅是政治偏好，受到了物质利益的强化，以至于这种选择几乎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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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提到的“四人帮”不仅控制了巫统，也掌握了当地的农会和宗教委员会，这四个人之间有密切的亲戚关系。比如，巴塞尔是村长哈吉·加法尔的外甥（村长的儿子也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同时也是另一个成员的舅舅和巫统地区党支部领导人的侄子。巴塞尔的祖父还是塞达卡所属的双溪达汶分区的行政长官，巴塞尔的兄弟则是情报部门在地方的全职工作人员。巴塞尔成功地利用他的财富、他的家庭关系和他相当大的个人能量，达到了对地方巫统和村级农会组织的几乎不可挑战的统治。此外，巴塞尔还是坐落在凯帕拉·巴斯塔镇的政府小学、私人宗教学校、清真寺、合作磨坊、附近市场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巴塞尔出众的才能不仅受到“四人帮”内部其他人的承认，同时也使塞达卡名义上的村长哈吉·加法尔显得黯然失色，最终哈吉·加法尔选择做一个受尊重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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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在地方的竞争者相比，巫统的领导层并不仅仅是或者说甚至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而显得突出。伊斯兰教党领导阶层也很富有，尽管这些人只代表了“众多”家庭中的少数。[225]现在，巫统领导阶层的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家庭日益依赖各种形式的国家资助；同时巫统的领导层也能够接近分配那些资助的机构或个人：比如农会、分区的长官、小学、地区办公室等等。当然，巫统领导层的影响力并不仅仅依靠这些资助。亲属关系仍然将许多领导人相互联系起来并将某些领导人与一部分普通成员联系在一起。“丧事互助会”、提供筵席器皿的“碗碟社团”以及邻里之间轮流的“信贷协会”，所有这些基本上沿着政党路线发挥作用的传统村庄机构使得家庭的纽带更加复杂并得以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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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村庄生活中最大一块的缺失是十年前由租佃、雇用和救济等物质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在双耕以前，庇护关系主要是村庄事务，巫统的上层家庭是庇护者，而被庇护者自然是这些家庭的雇员、佃户以及债务人（这些身份可能指向同一群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双耕带来的经济机会已经大大削弱了（如果不是取消了的话）这种领导权的传统基础。由于村中的穷人在稻米生产中已经几乎是多余的，他们随之在社会上也变得多余了。换言之，如果说塞达卡的富人现在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来“培育”他们比较贫困的邻居，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贫穷的邻居不再耕种富人们的田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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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选票仍然很重要，不过，这些选票已经无法通过预先存在的社会经济纽带而自动得以确保了。至少，从政治上来说，总是在塞达卡占据领导地位的富人，现在愈发是由不独立的中间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凭借自身能力的庇护者组成的。现在这些占据领导地位的富人所支配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借来”的。这些富人对村庄生活的社会控制正在减弱，这些资源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以加强这种社会控制；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富人们已经变得更加脆弱。现在这些富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只要马来西亚继续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继续增加、渴望乡村支持的国家领导继续当政，这些富人就不会碰到真正的危险。然而，如果这些保证他们地位的前提一部分或全部不再存在了的话，那么，这些富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将处在严重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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