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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发钱的时候，很明显，那次调查已经成了个笑话。正如帕克·亚赫所言，那次调查“被扔到垃圾堆里了”。他还做了一个办事员用食指查阅名单时的手势。“他们说，帕克·亚赫很富有，杜拉很富有，甚至苏库尔也很富裕。”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认为这种说法很好笑，因为他们知道，这三户都是伊斯兰教党支持者，而且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但他们一点资助也没收到。帕克·亚赫继续他的描绘，“他们说，勒拜·彭德克很穷，沙姆苏尔穷得他们不得不给他一些粉刷房屋的涂料，阿布·哈桑也穷。”当然，这三个人都来自村里最富有的巫统支持者，但他们都收到了津贴。这种嘲弄之所以是如此尖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里的巫统领袖肆无忌惮地忽视他们的党派表面上公正的、客观的程序，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犒劳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然而，这个问题再一次以穷人和富人之争、以富有的巫统领导歪曲事实的面貌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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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简要地听听其他村民的说法，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场合非常独特。跟我和村民的大多数谈话不一样，这只是一个无意中的偶遇。有天晚上，哈吉·卡迪尔、他的妹夫托·卡西姆和他的女婿加扎利，坐下来和我聊天，显然，他们有一些他们一起商量好了的话要告诉我。他们到来的情境无疑非常重要。此前的两个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村里的许多穷人一起给水稻脱粒。[235]在工作期间，我逐渐了解了许多先前只是略有耳闻的贫穷家庭。这些贫困家庭对联合收割机导致工作机会丧失和先前给予打谷者的“慈善”收入的减少都很关注，这些关注都涉及到了我已经开始向其他村民询问的问题。哈吉·卡迪尔他们三个人似乎担心我得到了错误的消息；他们是来纠正我的错误的。[236]就像有人猜测的那样，这三个人根据村里的标准都是富人。哈吉·卡迪尔（高利贷先生）当然是村里最富的人；他的女婿加扎利耕种着8.5里郎土地，而且将来能继承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而哈吉·卡迪尔的妹夫托·卡西姆则耕种着6里郎土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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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卡迪尔用一个反问开始了他的谈话。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其实很富有，而我们却说他们是穷人？而另外一些人其实很穷，我们却说他们是富人？”他进而用一些精心挑选的例子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像卡米勒，他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但他会设法挣一些钱，因为他足智多谋。”“再比如说玛·吉尔，他虽然没有地，但也很足智多谋。”这两个例子都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并且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塞达卡有5户人家没有土地，也没有继承什么财产的希望，但是他们都有一些收入，因此这5户人家比村里的中等人家还要富。卡米勒和玛·吉尔就是这5家中的2家的户主。卡米勒几十年来都是塞达卡最大的承租人，他现在耕种了15里郎肥沃的土地。而玛·吉尔尽管只耕种了2里郎土地，但他有一份稳定的令人羡慕的工作：他受雇于附近镇上的一个成功的华裔小商店老板兼稻谷商人。卡米勒和玛·吉尔两人都有能力为他们的大家庭提供舒适的生活。这两人都是明显的例外，因为在乡村中普遍的规则是：土地的拥有是财富的基础。哈吉·卡迪尔也暗示了：卡米勒和玛·吉尔两人远远没有那些有土地的人收入稳定，并且，卡米勒和玛·吉尔他们必须辛勤工作才能挣得这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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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举了没有财产但凭借他们的足智多谋也能生活不错的这两个案例后，哈吉·卡迪尔开始讨论硬币的另一面。他此时举的例子是哈姆扎和哈姆扎曾经很勤快的哥哥拉扎克。哈吉·卡迪尔说，“他们有财产，他们有土地，”“多达二三里郎，多到他们可以像大地主一样把土地租出去。”哈吉·卡迪尔指出，假使哈姆扎和拉扎克足够聪明且能提前考虑清楚，那么，他们就能亲自耕种这些土地，每年收获20到30麻袋稻谷，而这些稻谷足以养活他们的家庭。他们无法养活自己家庭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足智多谋”。哈吉·卡迪尔得到了他的同伴的极力赞成。又一次，这些例证是被精心挑选的。塞达卡村里最贫穷的14户人家当中只有5户拥有土地，拉扎克家和哈姆扎家就是其中的2户。严格来说，拉扎克和哈姆扎两人其实并不拥有土地，因为他们如要要从他们那故去已久的父亲那里继承土地，必须支付一些费用以及伊斯兰的遗产税[237]，而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些费用。哈姆扎的母亲让哈姆扎租出去2里郎土地，哈姆扎是否能够获得那2里郎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点同样也并不清楚，因为他母亲住在外村的两个儿子也有权拥有这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哈姆扎租出了他那2里郎的地，这就像拉扎克把他的0.25里郎土地租出去一样。拉扎克和哈姆扎两人都声称，由于1978年干旱歉收时的工作丧失、庞大的家庭，还有打短工的工资收入减少，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担负得起种植水稻的全部花费。事实上，哈姆扎在1977年灌溉季种了庄稼，但他说，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收获前卖掉未收割的稻谷。然而，哈吉·卡迪尔及其朋友显然认为，是因为目光短浅，而不是贫穷，使哈姆扎和拉扎克变成了低微的土地所有者。究竟谁的说法是对的？这是一个会引起强烈争论的问题，单凭经济上的证据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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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西姆和哈吉·卡迪尔想当然地认为拉扎克狼藉的名声解释了拉扎克的情况，所以他们随后特别提到了哈姆扎的例子。尽管他们没有说哈姆扎很懒惰，但他们的确声称他“不是很勤快”。托·卡西姆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不愿意给他资助或者工作的原因”。“他有财产；他和我们一样。”随后，我问道，谁是村里的真正穷人？经过一些讨论后，他们提出来三个可能的候选人——帕克·亚赫、曼苏尔以及“瘦骨嶙峋的”玛。他们说，如果生病没法工作的话，那么这三个人都将“玩儿完”。他们说，剩下的人或者要么不是那么穷，要么是不够足智多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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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我的问题转移了片刻视线之后，哈吉·卡迪尔再次回到了主题。他重新谈起了那些恶意地要求工作或救济的人身上。哈吉·卡迪尔以他在燕镇的侄子哈希姆为例来说明。哈吉·卡迪尔说，哈希姆总是在收割前到塞达卡村来，然后说他将帮忙脱粒，并且要求提前领取一部分工资。然而，当脱粒工作就要开始了，哈希姆通常却会去临近的玻璃市州的梅加德瓦（Megat Dewa）地区，那里工资和额外的扎卡特（zakat）馈赠都要更高一些。哈吉·卡迪尔还说，有一次，在拿到了一部分预付工资后，哈希姆在一天晚上告诉哈吉·卡迪尔准备好第二天早上的咖啡，因为他要来帮助脱粒。可是，第二天清晨，哈吉·卡迪尔发现哈希姆沿着运河去了塞达卡南部，去给别人干活。哈吉·卡迪尔还怀疑，自己和其他两个亲戚在斋月前给哈希姆的大米很可能是被卖掉了，而不是被吃掉了。哈吉·卡迪尔曾有一次告诉哈希姆，他应该只向那些他帮助过脱粒的人家要求施舍大米。哈希姆却依然如故，在过去几十年中，哈希姆每年都会像时钟一样按时来要求施舍大米。当哈吉·卡迪尔表示可以把自己在梅加德瓦的一块将近2里郎土地租给哈希姆种几年时，哈希姆拒绝了。“他并不那么感兴趣。”哈吉·卡迪尔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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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希姆被认为是同拉扎克和哈姆扎类似。根据这种说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工作感兴趣；除非是乞求救济或要求提前领取工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足智多谋的。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是相当富有的。毫无疑问地，从他们的行为和拥有的资源来判断，哈希姆他们这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应该得到那些已经给予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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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亚赫的说法和哈吉·卡迪尔的说法相去甚远，这两种说法中所忽视的内容跟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一样重要。在这两种说法中，在当前情形中的物质事实——工资率、田间工作的丧失、实际给予和接受的贷款及施舍——显然是相对缺失的。或许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物质事实都被想当然地当做常识了。然而，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事实，即人们相互关系的性质。因此，当帕克·亚赫谈到拒绝给予借贷时，他关注的并不是物质的损失，而是那些认为穷人都“很卑劣”的富人的态度。同样，当哈吉·卡迪尔提及被迫借贷时，在公开场合他并不怎么强调他所付出的代价，而是更多地强调他所看到的那些寻求帮助的人的道德堕落。正如在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当中看到的那样，这里有一个文本，这个文本表明了体面而适宜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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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显著的是，这些不同的看法都试图同时根据人们真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声誉来判定人们的位置。帕克·亚赫嘲笑村里的领导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肆意扭曲关于贫穷与富裕的“事实”。哈吉·卡迪尔则非常努力地表明，大多数穷人都应当自己为自己的贫困负责，此外，哈吉·卡迪尔还努力地将真正的贫穷从伪装的贫穷中区分出来。这场有关“事实”的斗争为什么会在塞达卡的富人与穷人的对话中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点将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而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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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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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的核心是要发展出对历史的一种既独特又共享的理解，这种理解使一个阶级有别于其他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理解是一种共享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既体现了关于公正的各种标准，又体现了这些标准在过去及当前事件中的应用。例如，通过考察法国各阶级对法国历史的主要分水岭——1789年和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人民阵线、维希政府、1968年五月风暴——的看法，我们可以得到法国各阶级的世界观。在塞达卡这个小小世界中，与双耕有关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分水岭。这些转变之所以对于阶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沿着阶级界线划分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作为一整套的历史经验，这些转变为穷人和富人之间无声的斗争提供了基础与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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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穷人最近几年遭受了痛苦的挫折，但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穆达平原都不会出现阶级战争（class war）。可展望的前景仅仅是持续的阶级争斗（class struggle）、零星的反抗，还有我们已经目睹的言辞之战。斗争不可能升级，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近半数村民现在的生活要好于双耕之前的生活。无论他们残存的不满与恐惧有多少，他们基本上都可以算是胜利者。其二，即使是那些时运不济的人，他们的生存或生计也很少受到威胁。他们面临的选择，如紧缩开支、暂时或永久地移民、在村庄的边缘生存（marginal subsistence），这些当然是痛苦的，但是这些选择完全不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的农民所面临的选择那样严峻。其三，在塞达卡以及吉打地区其他村庄中，社会结构不存在戏剧性的尖锐的反差：一边是少数的垄断地主阶级而另一边是为数众多的未曾分化的农民阶级。塞达卡并不是1910年的莫雷洛斯[239]。塞达卡的社会分层并非是一张从上到下的天衣无缝的网，塞达卡社会分层是多样的，这足以防止团结一致的受害者军团（a solid phalanx of victims）的产生。旁观者和中立者在塞达卡总是存在的，这调和了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冲突。最后，地方冲突固然存在，但下面这一事实缓和了这种冲突：尽管存在阶级对抗（class antagonisms），所有稻谷种植者事实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例如，马来的政治支配以及对稻谷价格的高度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普通”形式的阶级争斗，而非突发的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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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限定性条件，我将从阶级的角度简要考察塞达卡绿色革命的经过。我试图探寻，生产关系的每一个主要变化是如何被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体验和解释的？根据这些解释，也就是根据这两种解释，我们有可能建构出村庄阶级关系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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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双耕与双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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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穆达地区双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当出色。在反映国际捐赠机构和马来西亚政府利益的同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产、收入和经济增长。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似乎为吉打州绿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详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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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无论是就论调还是就内容而言，双耕这出戏的真正参与者对于双耕的整体评价同官方的说明有很大的出入。毕竟，参与者有其自身狭窄的、朴实的关注。同样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富人对双耕的看法同穷人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有人就双耕的影响询问村民，那么，作为普遍共识的核心区域（a core zone of general agreement）会让位于争执区域（a zone of dispute）与异议区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两个领域当中，阶级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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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他们会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们会谈到1972年以前只有两个最富有的村民才拥有摩托车，而现在许多比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车，而且，现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务允许他们去拜访亚罗士打城以及附近的亲戚。然而，使这些受人欢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闻是，在塞达卡村民们的记忆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会忘记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依然能够记起庄稼歉收之时，他们的粮食供应也用尽了。当然，对于穷人而言，在塞达卡，总是折磨农民的基本担忧几乎都不复存在。“即使是穷人现在也可以维持生活了，他们现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够的米可吃了”（苏库尔）；“大米再也吃不完了”（华喜德）。所有这些话都第一次进入了穷人们的头脑中。他们随后对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发生在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阅读成堆的政府报告，人们也不可能发现农民对这一压倒性单一结果达成了任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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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狭小但重要的共识区域之外，各种评价有所差异。无论是塞达卡的富人还是穷人，他们对双耕带来的变化并不是完全充满热情。考虑到穷人新近经历的挫折，他们的抱怨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大农场主的抱怨却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是这一颇受赞扬的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们倾向于将怨言归于只愿意接受好运这种普遍的人类（至少是农民）特性，但是这些抱怨的本质揭示了一种明显的阶级视角。富人们最重要的怨恨是——他们再也不可能购买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情况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时“我们可以攒钱，买1里郎地只花1000马元”。租种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说，他现在还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无法得到土地了。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怀旧并不仅仅是怀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马元的时光，而且也是怀念贫穷的小土地所有者会因为欠债而将土地交给债主的时光。事实上，这就是哈吉·卡迪尔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则认识到，这种社会流动的渠道已经对他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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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的怨言不止这些。他们抱怨高额的生活成本，他们抱怨在农忙时很难找到帮手，他们抱怨使用帮手的成本太高，他们抱怨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经常贷款。富足的村民偶尔也会以更加怀旧的心情惋惜，他们失去了昔日曾经享有的在收获和下次种植期间的闲暇与娱乐，那正是他们较为贫穷的邻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时候。现在，他们整年都异常繁忙。他们尤其怀念在1972年以前为农闲时节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戏以及伊斯兰吟诵。[240]这样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强烈，因为没人愿意为了复兴这些文化礼仪而放弃下一季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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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双耕对他们经济情况的影响时，村里大部分农场主的评价都奇怪地与前面提到的狭小的共识不相符。从他们的收入和财产来判断，所有这些家庭都获益匪浅。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没有改善；他们说生活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刨根问底，他们可能就会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过了一点”；“我们不必再那么精打细算了”；“我们可以有足够的食物了。”尽管如此，在谈到灌溉给村里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时，这些人就会十分健谈。根据他们说的，穷人现在已经过得不错了。他们中的一个说，“自从种植季有变化以来，即使无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车”。另一个抱怨劳动力花费提高的人则坚持认为，靠打短工为生的人生活已经变得如此舒适，以致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农场主总是说穷人现在和双耕前的富人一样舒适。事实上，这些农场主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方面夸大了穷人的好日子——我们将会一再看到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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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处于更加不稳定情况中的村民而言，事情变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承认他们基本粮食供应可以确保之后，这些人通常都会进而强调他们的前景日益恶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舒适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处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们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艰难进行了对比，这些必需品包括鱼、衣物以及学校教育等花费。在富人抱怨没有闲暇的同时，穷人却有一个相对应的抱怨：他们没有工作。这些人能够而且确实详细地说出了谁曾经雇用他们、给了他们多少钱，并以此与当前缺少工作情况下的收入进行比较。对这些村民来说，转折点并非双耕的开始，而是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这一点是和富人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对于时间的感知，对自己生命历程中重要时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确实，这些村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肯定不会比灌溉规划实施前更差。然而，他们目前的参照点是双耕引入的头四五年（1972—1976）。那时候，工作充足，工资也很高。正是从这一时点出发，这些村民认为他们目前处于困境；或许，只有在目前的困境这一背景之下，灌溉刚引入的那些年才变成了“过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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