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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我的问题转移了片刻视线之后，哈吉·卡迪尔再次回到了主题。他重新谈起了那些恶意地要求工作或救济的人身上。哈吉·卡迪尔以他在燕镇的侄子哈希姆为例来说明。哈吉·卡迪尔说，哈希姆总是在收割前到塞达卡村来，然后说他将帮忙脱粒，并且要求提前领取一部分工资。然而，当脱粒工作就要开始了，哈希姆通常却会去临近的玻璃市州的梅加德瓦（Megat Dewa）地区，那里工资和额外的扎卡特（zakat）馈赠都要更高一些。哈吉·卡迪尔还说，有一次，在拿到了一部分预付工资后，哈希姆在一天晚上告诉哈吉·卡迪尔准备好第二天早上的咖啡，因为他要来帮助脱粒。可是，第二天清晨，哈吉·卡迪尔发现哈希姆沿着运河去了塞达卡南部，去给别人干活。哈吉·卡迪尔还怀疑，自己和其他两个亲戚在斋月前给哈希姆的大米很可能是被卖掉了，而不是被吃掉了。哈吉·卡迪尔曾有一次告诉哈希姆，他应该只向那些他帮助过脱粒的人家要求施舍大米。哈希姆却依然如故，在过去几十年中，哈希姆每年都会像时钟一样按时来要求施舍大米。当哈吉·卡迪尔表示可以把自己在梅加德瓦的一块将近2里郎土地租给哈希姆种几年时，哈希姆拒绝了。“他并不那么感兴趣。”哈吉·卡迪尔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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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希姆被认为是同拉扎克和哈姆扎类似。根据这种说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工作感兴趣；除非是乞求救济或要求提前领取工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足智多谋的。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是相当富有的。毫无疑问地，从他们的行为和拥有的资源来判断，哈希姆他们这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应该得到那些已经给予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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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亚赫的说法和哈吉·卡迪尔的说法相去甚远，这两种说法中所忽视的内容跟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一样重要。在这两种说法中，在当前情形中的物质事实——工资率、田间工作的丧失、实际给予和接受的贷款及施舍——显然是相对缺失的。或许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物质事实都被想当然地当做常识了。然而，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事实，即人们相互关系的性质。因此，当帕克·亚赫谈到拒绝给予借贷时，他关注的并不是物质的损失，而是那些认为穷人都“很卑劣”的富人的态度。同样，当哈吉·卡迪尔提及被迫借贷时，在公开场合他并不怎么强调他所付出的代价，而是更多地强调他所看到的那些寻求帮助的人的道德堕落。正如在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当中看到的那样，这里有一个文本，这个文本表明了体面而适宜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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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显著的是，这些不同的看法都试图同时根据人们真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声誉来判定人们的位置。帕克·亚赫嘲笑村里的领导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肆意扭曲关于贫穷与富裕的“事实”。哈吉·卡迪尔则非常努力地表明，大多数穷人都应当自己为自己的贫困负责，此外，哈吉·卡迪尔还努力地将真正的贫穷从伪装的贫穷中区分出来。这场有关“事实”的斗争为什么会在塞达卡的富人与穷人的对话中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点将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而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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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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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的核心是要发展出对历史的一种既独特又共享的理解，这种理解使一个阶级有别于其他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理解是一种共享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既体现了关于公正的各种标准，又体现了这些标准在过去及当前事件中的应用。例如，通过考察法国各阶级对法国历史的主要分水岭——1789年和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人民阵线、维希政府、1968年五月风暴——的看法，我们可以得到法国各阶级的世界观。在塞达卡这个小小世界中，与双耕有关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分水岭。这些转变之所以对于阶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沿着阶级界线划分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作为一整套的历史经验，这些转变为穷人和富人之间无声的斗争提供了基础与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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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穷人最近几年遭受了痛苦的挫折，但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穆达平原都不会出现阶级战争（class war）。可展望的前景仅仅是持续的阶级争斗（class struggle）、零星的反抗，还有我们已经目睹的言辞之战。斗争不可能升级，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近半数村民现在的生活要好于双耕之前的生活。无论他们残存的不满与恐惧有多少，他们基本上都可以算是胜利者。其二，即使是那些时运不济的人，他们的生存或生计也很少受到威胁。他们面临的选择，如紧缩开支、暂时或永久地移民、在村庄的边缘生存（marginal subsistence），这些当然是痛苦的，但是这些选择完全不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的农民所面临的选择那样严峻。其三，在塞达卡以及吉打地区其他村庄中，社会结构不存在戏剧性的尖锐的反差：一边是少数的垄断地主阶级而另一边是为数众多的未曾分化的农民阶级。塞达卡并不是1910年的莫雷洛斯[239]。塞达卡的社会分层并非是一张从上到下的天衣无缝的网，塞达卡社会分层是多样的，这足以防止团结一致的受害者军团（a solid phalanx of victims）的产生。旁观者和中立者在塞达卡总是存在的，这调和了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冲突。最后，地方冲突固然存在，但下面这一事实缓和了这种冲突：尽管存在阶级对抗（class antagonisms），所有稻谷种植者事实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例如，马来的政治支配以及对稻谷价格的高度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普通”形式的阶级争斗，而非突发的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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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限定性条件，我将从阶级的角度简要考察塞达卡绿色革命的经过。我试图探寻，生产关系的每一个主要变化是如何被富人和穷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体验和解释的？根据这些解释，也就是根据这两种解释，我们有可能建构出村庄阶级关系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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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双耕与双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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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穆达地区双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当出色。在反映国际捐赠机构和马来西亚政府利益的同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产、收入和经济增长。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似乎为吉打州绿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详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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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无论是就论调还是就内容而言，双耕这出戏的真正参与者对于双耕的整体评价同官方的说明有很大的出入。毕竟，参与者有其自身狭窄的、朴实的关注。同样我们不应该惊奇的是，富人对双耕的看法同穷人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有人就双耕的影响询问村民，那么，作为普遍共识的核心区域（a core zone of general agreement）会让位于争执区域（a zone of dispute）与异议区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两个领域当中，阶级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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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他们会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们会谈到1972年以前只有两个最富有的村民才拥有摩托车，而现在许多比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车，而且，现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务允许他们去拜访亚罗士打城以及附近的亲戚。然而，使这些受人欢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闻是，在塞达卡村民们的记忆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会忘记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依然能够记起庄稼歉收之时，他们的粮食供应也用尽了。当然，对于穷人而言，在塞达卡，总是折磨农民的基本担忧几乎都不复存在。“即使是穷人现在也可以维持生活了，他们现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够的米可吃了”（苏库尔）；“大米再也吃不完了”（华喜德）。所有这些话都第一次进入了穷人们的头脑中。他们随后对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发生在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阅读成堆的政府报告，人们也不可能发现农民对这一压倒性单一结果达成了任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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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狭小但重要的共识区域之外，各种评价有所差异。无论是塞达卡的富人还是穷人，他们对双耕带来的变化并不是完全充满热情。考虑到穷人新近经历的挫折，他们的抱怨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大农场主的抱怨却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是这一颇受赞扬的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们倾向于将怨言归于只愿意接受好运这种普遍的人类（至少是农民）特性，但是这些抱怨的本质揭示了一种明显的阶级视角。富人们最重要的怨恨是——他们再也不可能购买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情况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时“我们可以攒钱，买1里郎地只花1000马元”。租种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说，他现在还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无法得到土地了。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怀旧并不仅仅是怀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马元的时光，而且也是怀念贫穷的小土地所有者会因为欠债而将土地交给债主的时光。事实上，这就是哈吉·卡迪尔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则认识到，这种社会流动的渠道已经对他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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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的怨言不止这些。他们抱怨高额的生活成本，他们抱怨在农忙时很难找到帮手，他们抱怨使用帮手的成本太高，他们抱怨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经常贷款。富足的村民偶尔也会以更加怀旧的心情惋惜，他们失去了昔日曾经享有的在收获和下次种植期间的闲暇与娱乐，那正是他们较为贫穷的邻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时候。现在，他们整年都异常繁忙。他们尤其怀念在1972年以前为农闲时节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戏以及伊斯兰吟诵。[240]这样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强烈，因为没人愿意为了复兴这些文化礼仪而放弃下一季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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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双耕对他们经济情况的影响时，村里大部分农场主的评价都奇怪地与前面提到的狭小的共识不相符。从他们的收入和财产来判断，所有这些家庭都获益匪浅。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没有改善；他们说生活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刨根问底，他们可能就会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过了一点”；“我们不必再那么精打细算了”；“我们可以有足够的食物了。”尽管如此，在谈到灌溉给村里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时，这些人就会十分健谈。根据他们说的，穷人现在已经过得不错了。他们中的一个说，“自从种植季有变化以来，即使无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车”。另一个抱怨劳动力花费提高的人则坚持认为，靠打短工为生的人生活已经变得如此舒适，以致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农场主总是说穷人现在和双耕前的富人一样舒适。事实上，这些农场主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方面夸大了穷人的好日子——我们将会一再看到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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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处于更加不稳定情况中的村民而言，事情变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承认他们基本粮食供应可以确保之后，这些人通常都会进而强调他们的前景日益恶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舒适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处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们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艰难进行了对比，这些必需品包括鱼、衣物以及学校教育等花费。在富人抱怨没有闲暇的同时，穷人却有一个相对应的抱怨：他们没有工作。这些人能够而且确实详细地说出了谁曾经雇用他们、给了他们多少钱，并以此与当前缺少工作情况下的收入进行比较。对这些村民来说，转折点并非双耕的开始，而是联合收割机的进入，这一点是和富人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对于时间的感知，对自己生命历程中重要时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确实，这些村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肯定不会比灌溉规划实施前更差。然而，他们目前的参照点是双耕引入的头四五年（1972—1976）。那时候，工作充足，工资也很高。正是从这一时点出发，这些村民认为他们目前处于困境；或许，只有在目前的困境这一背景之下，灌溉刚引入的那些年才变成了“过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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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村民看来，这种时运逆转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泯灭。曾经被哈吉·卡迪尔认为是少有的辛勤工作的穷人卡里姆说出了许多贫穷的村民的看法。他解释说，从前，“穷人依赖于富人”。跟帕克·亚赫一样，卡里姆以预付工资为例，他告诉我说，现在已经不再有预付工资了，作为替代，开当铺的华裔成了穷人借贷的最后倚仗。卡里姆接着说道，“他们（地主）再也用不着我们了；如果我们不来脱粒，他们可以雇机器”。村里另一个无地村民曼苏尔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立场，他哀叹通过帮助脱粒获得的额外扎卡特馈赠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曼苏尔曾经从那些他帮助脱粒的种田人那里收到过这样的馈赠，而现在那些种田人都不再需要他帮忙了。村里的穷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工资、工作和礼物上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稻米生产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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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从活租到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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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双耕前，在耕种前支付固定现金地租并非不为人知，但是，只有伴随着1971年后现金经济的扩展，固定现金地租才成了一个通则，而不再是例外。随着预付地租的转变，到底有多少佃农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关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次遭遇到了几乎无法处理的争执区域（zone of disagreement）。最高的估计数目是十户，而最低的数目只有三四户。较高的数字接近村里的一致意见，而较低的估计数字则代表了一小部分富裕村民的看法。我们似乎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数目。比如说，拉扎克一直依照传统方式从他哥哥（外村人）那里租种5里郎土地，1972年，拉扎克的哥哥宣布要收回那些地让自己的儿子耕种。拉扎克说，他哥哥是把这当做个借口以便将他踢出那块地。拉扎克的证据是，两个种植季之后，他哥哥把那块地租给了一个预付地租的新佃户。这个故事看起来是部分可信的，因为打发走原来的佃农，然后将地出租给自己的孩子耕种，是少数可以接受的更换佃农的方式之一。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做法常常被视为是那些行事小心的地主使用的一个花招。但在这个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例中，我们不可能确知事实如何。对于这一类的事例，地主通常会宣称，是佃农决定要退掉租种的土地。无论如何，如果听取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说法，那么，由于转换为预付现金地租而导致的“损失估计”（damage estimate）就会很大；如果听取了少数富人的意见，那么这种转换的影响就相对地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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