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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尔的确进退两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大农场主很高兴看到大门被破坏，其他村庄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同时要面对的是来自他自己最直接的政治追随者的坚决反对，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亲戚。他的表亲阿明，村长哈吉·加法尔的两个儿子达乌德和卡立德，勒拜·彭德克的儿子穆萨和沙希尔，还有勒拜·侯赛因的儿子塔哈，他们都是巴希尔“智囊团”的核心成员，同时还是巫统的稻谷搬运小组的核心成员。所有这些人都代表了有影响的家庭，而他需要这些家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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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巴希尔召集了五个人（勒拜·彭德克、塔哈、阿明、达乌德和法齐勒）讨论这一事端。这群人可能尤其打算孤立法齐勒。巴希尔的立场是，穆萨为搬运稻谷所要过多，但是法齐勒本应与他商议一个较低的价格而不是自行做主把大门打开：“这么重要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意识到这群人可能不利于他，法齐勒努力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但是由于显然无法将巴希尔牵扯进开门事件而作罢。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他知道其他人认为他既不体谅人又没有同情心，但是他确信“我们有自由（打开大门）”。“别的村子已经拆掉了大门，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这等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他的经济行动的自由优先于村庄保护其正在消失的工资收入来源的权利。勒拜·彭德克和三个巫统搬运小组的成员一同争辩说，工作应该给予本村人而不是外人，而且卡车会损坏道路。巴希尔最终支持关闭大门，但他担心，如果就此议题召集全体大会，那些通常参与这类会议的较富裕的巫统农民会真的投票赞成稻谷卡车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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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个小型会议在位于既是村庄会议室又是教室的祈祷室下面的屋子里召开。与会的约有15个村民，全都来自巫统家庭，此外还有两个外村人：作为政府稻米加工厂（LPN）的职员及农会和地区巫统行政官员的阿基勒，杜兰村退休的村长加法尔。会议由阿基勒而非巴希尔主持，因那些高官在场，会上似乎要草拟一个决定来宣布。唯恐人们意识不到此种场合的正式性，阿基勒向所有人显示了一下一份打印好的报告[326]以引起注意。他开始谈到那天的事件，并没有提及有关的姓名，随后给了法齐勒一个说话的机会。法齐勒知道人们要求什么，他拐弯抹角地为他的草率举动道了歉，但也指出许多村民很生气，因为那些搬运稻谷并且从大门受益的人“反过来（为了利益），敲我们的竹杠”——他补充说，其程度之甚迫使他不得不雇用其他的搬运小组。阿基勒随后接着读他的报告，报告完全由保持村庄大门的理由组成。首先，如果允许运送稻谷的卡车进村，道路将被严重破坏，尤其是在雨季。其次，村里“依靠搬运工资为生的人将失去这些收入”。第三，农场主们将“转而求助于那些拥有卡车的不同种族”。他补充说，许多村民因为村庄发展委员会内部争论不休而非常生气，而且，如果塞达卡拆掉大门并且在下一年去要求用政府的钱修路，目前的分区领导阿布杜尔·马吉德会非常不满。会议最后以当地受人尊敬的元老加法尔的简短讲话结束，他谈到伊斯兰教、和平解决事端、帮助他人以及不要自私自利等内容。会议并没有举行投票；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两天后，一个新大门在适当位置建成。法齐勒显然没有出现在修建大门的工作班子中。[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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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关会议决定的消息四处传播，日益明显的是，反对派（伊斯兰教党）成员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他们怒气冲冲，与其说是抗议事件的结果，不如说是抗议执政派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他们说，所有人都应该被邀参加会议，应该平等对待每个人。在此，他们充分利用了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反，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并且事情是由一个小群体“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决定的，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小群体大多是亲戚构成的。所有这些发生在巫统成员听力范围之外的说法都用“我们——他们”的措辞来表达。[328]巴希尔尤其因为缺少教育、傲慢自大和无力阻止自己派系内部的争吵而受到奚落。苏库尔是一个强硬的伊斯兰教党成员，他指出，巴希尔和他的朋友处理事情时采取的高压方式，就是为什么当政府运来新的填路材料时，只有少数巫统成员到场修复和平整道路的原因。他说，过去当伊斯兰教党和巫统成员都参与村庄发展委员会时，所有的人都会帮忙。他和其他人都认为，甚至卡车的过路费现在也不见了（“谁知道在哪儿”），而且不开具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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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封闭的经济而言，依据村庄的首要义务是保护其工资和收入来源这一原则，保留村庄大门无疑是个不大不小的胜利。胜利者是负责将稻谷运到主路上的村民，而失败的一方则包括那些本来可以通过直接装上卡车节省一笔钱的农场主和那些卡车的拥有者（尤其是华裔稻谷经销商和磨坊主）。[329]大门继续代表着对完全“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微小却有意义的障碍。然而，这一障碍之小值得强调。同这一奇特而孤立的古老价值观的残余试图恢复的机会相比，租佃关系的变化和收获的机械化早已将工作和收入的更多机会一扫而空。甚至这一微小的胜利也很有限。一次打开大门引起的具体可见的威胁，以及此后大门将永久敞开的可能性，都有其预期的、可怕的后果。下一季节村里搬运稻谷的价格没有更高，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低于早些时候。加法尔有关自私的罪恶的质朴讲话，不仅指向法齐勒，也同样指向那些搬运稻谷的人。如果不留意他的警告，他们就会冒杀鸡取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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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微小的地方权利的胜利解释为任何意义上的塞达卡穷人的胜利，都将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是，过去十年中即使在水稻种植这一微不足道的方面，也已全面机械化了。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稻谷现在都由摩托车，而不是自行车沿着村路运送。人们可能会想到，摩托车（绝大多数是本田70s）的拥有与收入有很高的相关性。有关的统计数字是，最富有的25户家庭中有19户拥有摩托车，而最穷的25户人家当中只有2户拥有摩托车。而且最贫困家庭的两辆摩托车这一数字，也带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它们经常由于无法支付分期付款而被收回或者因为所有者付不起备用的配件而无法运行，这使得摩托车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小插曲。将近一半的中层农民都拥有一辆摩托车。因此，人们将发现，大门的主要受益人仅仅是中层农民，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这有助于解释大门为什么得以重建。其支持者在过去数年中从有自行车的穷人和中层农民转变为有特权者，他们的利润使他们能够一次性付清购买摩托车的钱。我的一个猜测是，如果稻谷依然由自行车运送，大门现在就不可能存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度保护穷人收益的大门恰恰成功地防御了穷人，因为大门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那些从绿色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事实上，穷人几乎完全退出了这个议题：他们既不给别人运送稻谷，也无心去关注这种或那种方式。[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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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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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塞达卡期间，对当地影响最大且分歧最大和争论最激烈的事件，是政府的村庄改进计划中有关建筑材料分配的高度派系化问题。这是数月以来日常谈话的主题；它极大地加剧了村里的政治分歧，在几个场合几乎都引发了暴力，并且其社会反响持续至今。与大门事件不同，它发生于五个月前，是一场明显的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但是与大门争端一样，它的爆发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其中包含许多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原则。随着事态的发展，援助的实际配置违背了我们已展示过的推动塞达卡许多道德话语的两项原则：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和富人对其贫穷邻居的义务。村里的统治精英达成了其直接目的，却发现很难向自己的派别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更不用说其他村民了。由于伊斯兰教党主要代表村里的穷人，派系的斗争显然带有阶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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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人们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与生产关系的改变类似的有趣现象。在此领域中，大农场主和地主或多或少可以自行其是。然而，为了证明他们索要的正当性，他们就不得不歪曲事实、借口必需，投入几乎没有可信性的不诚实的表演。在村庄改进计划利益的分配过程中，领导村庄的家庭能够随心所欲。然而，他们再次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歪曲事实、假装必需的做法，以及做出不可信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当然，当地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既不能证明以损害邻居为代价而专心追求利润的正当性，也无法说明粗暴拒绝全体村民利益的合理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利益的获取和政治偏袒在塞达卡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确切地说，每个人的新的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机会远远多过为其诉求辩护和证明的可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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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靠的传言，村庄改进计划是现任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博士还是副总理时提出的构想。它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资助的工具，由此，基于需要和政治忠诚，许多村庄被挑选出来接受一大笔将用于并未明确的“发展”目的的基金。[331]到1979年10月为止，该计划已经在整个吉打州开始实施。在巫统官员与地区办公室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燕镇周围的12个村庄被幸运地选中。[332]它们都被宣布为“落后的村庄”。但“落后”还不够；村子还必须是巫统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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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得到了35000马元。村庄发展委员会从未召开过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分配这笔拨款。相反，作为地区巫统官员和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哈吉·沙利姆，与巴希尔、法齐勒、阿明以及达乌德，会集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共同制订计划。与其他村庄一样，这一大笔钱被配置为不同的用途：15000马元用于改善道路状况的填充材料以便于货车运输，还有户外厕所的材料；20000马元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包括木材、锌制屋顶材料、粉刷和水泥桩等在内。按照有关的管理规程，被指定接受资助的家户要在挨家挨户调查的基础上选出。主持这一调查的是塔哈，他是地区办公室的职员，还是当地巫统的中坚分子勒拜·侯赛因的儿子。在期待（和预知）的气氛中，实施了调查。如同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只和需求有关：收入、土地所有状况、耕地面积、现有住宅的材料、卫生设施、子女数、畜力和小家畜数量。塔哈解释说，资助不是给予现金，而是以授权的形式进行，受助村民可以从附近的三个建筑材料供应商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资。村会议室的一角被划出来用做小办公室，里面有桌椅和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塞达卡村庄改进计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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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村里伊斯兰教党成员最坏的猜疑就完全被证实。调查就是一个骗局。这不是一个“改善”穷苦村民命运的计划，而是仅仅改善巫统村民命运的计划。事实表明，甚至贫困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巫统成员，无论其多么富有，都参与了油水的瓜分。44户参与了分配，每户至少分得3200马元的户外厕所专用拨款，并且其中3户每户都分到了多达1000马元的建筑材料和厕所款项。巫统家庭之间存在适度的平等。依据官方记算，贫困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672马元；中等收入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486马元；而最富有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388马元。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在每个类别之内的大量差异。这一点似乎与那些相关家庭同巫统领导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关。由于许多最贫困的村民（25户中的16户）来自反对派家庭，这种对战利品的派系分配几乎不具有再分配的性质。因而，71%的富裕和中等家庭处于小圈子之内，与此同时，只有36%的最贫穷家庭分得了一点东西。在这些不平等当中，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并未忘记他们自己。尽管3/4的村委会成员属于最富有的25户家庭，他们仍然设法使自己正式得到平均579马元。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在非正式层面甚至所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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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援助模式的明显例外也揭示了相当显著的党派偏见。只有两户反对派家庭得到了援助，并且他们也不是出于巧合。哈姆扎（1000马元）和罗吉娅（200马元）是仅有的通过交付巫统会费而两面下注的伊斯兰教党家庭。此外，两人还有其他优势，罗吉娅是实施调查的塔哈的好朋友；哈姆扎则是村会议室和祈祷室的看管者，并且经常为巫统地主服务。村里三户中立家庭中的两户，卡米勒和朱基夫里，也得到了帮助，[333]而后者更加贫困的兄弟巴克利则一无所获，因为他还留在伊斯兰教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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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指责和反击的气氛骤然紧张，并且其范围并不局限于被排斥的那一群人。几乎所有的指责都针对村庄发展委员会，特别是巴希尔。他们被指控非法占有、受贿、腐败、收取回扣、挪用基金、徇私舞弊和欺骗——马来语为描述这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词汇。仅仅这些指责就可以写满一本书，但仅有少数实例可以传达出真正的味道。人们普遍指责巴希尔和村庄发展委员会与一个华裔的木材场做生意来收取回扣，进而允许商人漫天要价却提供劣质的材料。“瘦骨嶙峋的”玛说，这就是大多数木材尺寸不够、开裂而且像软木塞一样不结实的原因。人们相信，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得到了比“正式的”分配更多的东西。因此，巴希尔声称自己只得到一个厕所，人们却说他拿到了大批木料，而为了避嫌，他把这些木材藏在法齐勒的房子下面。沙姆苏尔正式地获得200马元，但风传他至少得到价值800马元的原材料和油漆。许多贫穷的巫统成员满怀嫉妒地比较了自己和富裕的巫统领导人所得到的东西。卡里姆说，他有权获得价值600马元的材料，但只拿到400马元，而比他富得多的法齐勒却得到了750马元。罗吉娅忽视了她自己只是个见风使舵的巫统成员的事实，她抱怨自己获得的那一小份并不比她更富有的邻居加扎利的那一份多。曼苏尔向巴希尔抗议说，他是一个没有土地的穷人，却比那些拥有8里郎土地的人分得更少。在每个例子中，抱怨都是建立在相对需求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相对需求与当地的施舍逻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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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用于垫高和加宽村庄道路的300卡车的土方也没能逃脱尖刻的指控。部分土方被廉价卖给个人，用以铺垫他们房屋周围的场地。巴希尔说，这样做是为了酬劳那些帮忙铺路和修整道路的人。而其他人说并非如此；所有修路的巫统成员都得到两三百马元作为工资。事实表明，新土方从未铺垫到村头，大概还缺80码。托·拉德兹房前就堆着些剩下的土方。巴希尔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完成这项工程，因而那些住在村头的人将不得不自己铺完留下的那一段。伊斯兰教党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因为，住在堆积土方另一边的7户人家中至少5户是坚定2的伊斯兰教党成员——那里是村中反对派家庭在地理上最集中的地方。由于村里其他部分的土方大都是由推土机铺垫，而剩下的土方不太够用，因而这些家庭拒绝自己铺路。他们说那样做会很丢人。几天后，那些土方消失了——铺在勒拜·侯赛因的院子里，人们说那看上去“像苏丹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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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首先意识到伊斯兰教党和巫统之间的裂痕从未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关于村庄改进计划的斗争的意识形态轮廓。并非与伊斯兰教党或巫统结盟的观念违背了任何村庄礼仪。事实上，塞达卡每户人家在很早以前就选定了政治立场，这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政治应该保持在其应有的位置，派系斗争不应该破坏仪式共同体和邻里关系，村民们确信，这些关系在社区中应该是主流——这种广泛共享的情感确实是存在的。尽管这种虔诚的希望确实没能阻止派系情感对地方社会关系的侵犯，但它们几乎毫无疑问地对喧闹的党派斗争起到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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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改进计划造成新的和更深的裂痕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由早先的选举煽动起来的派系偏见已经有所减轻。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认为是党派斗争最糟糕的时期，那个时候邻居之间有时互不交谈，近亲发现自己站在敌对的立场。对我来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人们总是带着尴尬和羞耻谈到那些日子。村民责备自己轻信了候选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被指责为过于狂热地助长了党派情绪。整个时期及与之纠结在一起的事件都被认为是有失体面，并且出现这样的事态：在村庄的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或者夫妻之间不断地争吵、叫嚷和打斗。村民都注意到，相对的改善无疑应该归因于1974年伊斯兰教党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政府联合内阁。尽管地方上家户的派系联盟没什么改变，因为它已根植于独立前就存在的家族结盟，其公开的表现却明显减弱。在我1978年到达该村前不久，伊斯兰教党稍后退出政府联盟的时候，当地的派系斗争并未立即恢复以前的活力。[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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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为，早期无节制的派系斗争最不体面的地方在于，它们冒犯了传统的仪式礼节。因而，作为坚定的伊斯兰教党成员的托·卡西姆举例说明那些日子里事态变得多么严重，他谈到在塞达卡的一次婚礼筵席上，由于隔壁邻居属于另一个党派，所以既没有被邀请也没打算参加。他强调说，筵席开始时，客人们都到了，食物就在邻居的窗下烹饪。那种尴尬的感觉那么强烈，以至于邻居只好离开村子一天直到筵席结束才回来。“同一个村的邻居”竟然这么争吵，这一事实令他非常不快。他总结道，“如果村庄社会被毁坏，那就不会有太平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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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西姆的故事连同它具体表达的价值观，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不断重复。每个人都会讲述“当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塞达卡或者邻村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仪式性筵席，在这些筵席上，邻居或亲戚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拒绝出席。如同罗吉娅所哀叹的，事态变得如此严重，甚至邻居们都有可能不出席一次葬礼，就连亲戚也会联合抵制某个婚礼筵席。[335]这些或隐或显的重复将共同体价值与党派价值区别开来，而前者总是被赋予优先地位。勒拜·彭德克是巫统的一个领导，他因此认为“村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他们（现在）知道村落是不同的；以前他们把村落和政治混淆在一起”。当无地的巫统成员曼苏尔解释为什么他参加所有的筵席而不管主人属于哪个党派时，他说，“我只考虑村落”。事实上，在塞达卡，向任何人提出有关所属党派的问题都是困难的，除非事先作出免责的声明：当涉及婚姻、疾病、葬礼、甚至帮忙搬家时，“党派没有任何影响”。甚至那些因政治激情偶尔破坏这一规则的人，也总是在口头上表示赞成，从而强化了该规则作为理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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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中，人们更容易理解针对村庄改进计划的援助分配所提出的主要异议的基础。自然，叫嚣最强烈的是伊斯兰教党成员，但也不乏巫统信徒的反对之声，而且不仅仅是那些个别感到受骗的人。瓜分金钱的途径基本上有三种。首先，可能优先给予村里的穷人，从而符合了如下规范：帮助应该给予最有需要的人，而不考虑其派系忠诚。这一原则源自古老的农业秩序，适用于个人和村落的义务，它似乎还可能扩展到适用于政府的援助。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全体村民当中分钱，既不考虑他们的需求也不考虑其政治倾向。这一点将符合所有村民在某一层面上都享有概念上的平等的规范。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被采纳的那种，是严格按照派系分配援助。这对当地的巫统领导人来说当然是最称心如意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在道德规范中最不具合理性的做法。因为无论在塞达卡牢牢扎根的派系忠诚在实践中如何变化，它们都不承载道德的影响，因而当然不足以证明村庄发展委员会行动的正当性。这不仅适用于双耕，同样也适用于政治领域。新的“盈利”活动的机会远比用来证明充分利用此类机会正当性的规范性手段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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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强烈攻击因而指向了派系资助中明显的不公平。村里某些最富有的人——勒拜·彭德克、沙姆苏尔和阿明——在大多数最贫困的村民一无所获的同时为己牟利。帕克·亚赫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再被提及，这个毋庸置疑的穷人本应得到帮助。他的房子难道不是因为缺钱而年久失修吗？毕竟这是一项旨在帮助人们修补房屋的计划！帕克·亚赫还是一个拥有诚实名声的范例，他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而且经常为巫统领导人巴希尔干活。如果有人应该得到帮助，那就是他。仅以这个例子为基础，许多村民认为分配方案“不公平”、“不合体统”、“不正确”。相当一部分巫统成员得到了好处，尽管他们声称穷人应该首先受到照顾。比如，卡米勒说“（只有）在境遇最差的阶层得到帮助后，比他们处境稍好的人才可以受助”。曼苏尔作为一个贫困的巫统成员分得了750马元的物资，他主张，“我们应该帮助穷人，不管什么派系；首先应该是那些拥有不足2里郎土地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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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成员在得意于自己的好运的同时，他们在伊斯兰教党邻居面前感受到强烈的尴尬，他们不得不与后者保持友好关系。随着新木料分配完毕和工程的开始，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毗邻而居的家庭的嫉妒与憎恨。这种憎恨由于村路上发生的冷漠的沉默而被强化。许多人同意村庄发展委员会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但他们表示对此爱莫能助，他们感到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意外的运气向他们的伊斯兰教党的朋友道歉。少数人通过将部分木料廉价卖给其伊斯兰教党邻居来减轻其良心上的不安，并同后者重修旧好。还有人雇用更穷的伊斯兰教党朋友帮助他们修建房子。[336]换句话说，通过将利益再分配给贫困的伊斯兰教党家庭，这些零散的私人努力部分地逆转了村庄发展委员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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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庄改进计划未能帮助最贫困村民的指责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分配之前进行的调查只在表面上确定哪些家庭最需要救助。貌似公正的调查，与在实践中对事实的公然违背，这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得伊斯兰教党成员——还不只他们——有理由宣称，村庄发展委员会公然违背政府的意愿。村里许多人都相信，政府本想把钱分给穷人而不考虑其派系，并且，村里流传着许多别的村庄的故事，在那里资助首先给予了最需要的人。比如说，雅各布声称，他在默布克村和浙伦村有亲戚，这两个村所有最贫穷的家庭都得到了最大份额的补助。曼苏尔说在附近的双溪凯林村，几乎所有人都得到了帮助。[337]仿佛是为了强化人们对于村庄发展委员会背信弃义的看法，塞迪蒂·班杜村的类似故事也在流传。该村的一个小官吏据信做了一次公正的调查，木料也随之而至。当那里的巫统和村庄发展委员会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集结众人向吉打州议会成员抗议，并迫使这个官员调离。人们说在争斗中，已经堆积在伊斯兰教党成员家门口的木材被搬走，并且重新分配给巫统家庭。由此所谓的调查只是一种无端的污辱，以至于最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瘦骨嶙峋的”玛去见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告诉他，如果塔哈回来再做一次调查，他就会“揍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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