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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村民的象征性反抗就其坚持的和否定的内容而言同样重要。它所反抗的几乎全部是富人对于自身及其行动特性的描述。哈吉·卡迪尔可能当面被称做“哈吉伯伯”，而背后又被称为“高利贷先生”。富裕农场主可能解释说，他们使用联合收割机是因为无法及时找到当地的劳动力，但这种解释遭到那些受伤害最甚的人的反对，他们视之为对快速获取利润的贪婪欲望。地主提高地租时可能会以自己的贫穷为借口，但是穷人“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计和虚假的表演。这个清单可能会无限地扩展下去，然而意思却很清楚；事实上，富人的自我描述与合理性解释经常遭到质疑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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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穷人的象征性反抗拒绝了富人试图强加于他们的范畴。他们知道，大农场主越来越认为他们懒惰、不可靠、不诚实和贪婪。他们知道，他们在背后被指责为亲手造成了自身的厄运，而且在日常的社交活动中，他们越来越不被当回事，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人忽视。他们不得不在内部说的许多话题，都是坚决反对将他们归入永远劣等的经济和仪式地位的企图，而且坚决肯定他们在这个小共同体内的村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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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为了理解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首先更为宽泛和深入地理解此种情境下贫穷的含义。我担心在此问题上我可能已经促成了一种狭隘的观点，因为我既强调了机械化和租佃变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又不断地提到塞达卡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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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远远不是卡路里或现金不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塞达卡，情况尤其如此，这里并没有人濒临即将饿死的危险。就村里大多数穷人而言，贫穷更多地代表着对他们在村庄内日常地位的威胁。任何农村社区都有可能在文化上确认一套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用于界定在当地社会中完整的村民身份。这些最低限度的文化礼仪可能包括婚礼和葬礼的某些基本的仪式惯例；回报特定礼物和帮助的能力；对父母、子女、亲属和邻居等最低限度的义务。巴灵顿·摩尔将上述文化要求作为他对普遍的公正概念所做分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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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限定于下等阶级，他们当然少有像样的财产权……我们经常会发现如下观念：每个个体都应该拥有“足够的”财产权，以便在社会上充任一个“体面的”角色。“足够的”和“体面的”都是由传统术语界定的。一个农民应该拥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家庭，并且能够让家长在村落社区中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商业关系中的增长威胁到这种类型的自主，它就会产生愤怒的不公正感……这种愤怒远比直接的物质利益更有意义，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人产生了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公平的攻击。[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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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巴灵顿·摩尔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礼仪都假定某种程度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保证其实现是必需的。低于这一水准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贫穷；它还意味着达不到当地标准所界定的完整的人类生存。社会身份的破坏性丧失与收入的丧失同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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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季稻之前，塞达卡许多贫苦农民的文化和仪式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举例来说，村里有超出常规数量的贫穷妇女，她们结婚很晚或者根本嫁不出去。男人们有时称她们是“滞销处女”，但他们也会补充说，她们的父母无法向新郎许诺任何耕地。在斋月期间，许多贫寒人家的男子只能待在家里，而不是去拜访较富裕的邻居。一些人承认，他们不去是因为感到“尴尬”，因为他们“互惠不起”这个重要的穆斯林节日上应有的糖果和蛋糕。[351]由村里的穷人安排庆祝的宴会通常都是简化的，它们缺少标准的仪式、娱乐表演和应有的食物。他们的寒酸总是被富人所利用，作为主人没有能力表现自己尊严的标志。在斋月期间，穷人发现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为祈祷后的晚餐贡献食物。在祈祷康复或者在怀孕期间为孩子的特定性别（通常是为男孩）祈祷时，他们实际上避免许诺提供筵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力履行这个神圣的承诺。富人经常举办的筵席——比方说，为年幼的孩子举办剃发宴，感谢安拉带来好运或者为祖先祈祷而举办筵席——这些在穷人那里很少举办。除了必须的丧葬仪式，至少有7户人家在过去六年中间没有举办过任何筵席。他们都属于村里最贫穷的20户人家。在一种举办筵席可能是最主要交换方式的文化中，他们地位的丧失极其严重。[352]由于贫困，穷人大多被丧葬互助会和相关群体排斥在外，因为他们不能购买和分享任何像样的筵席所必需的陶器。考虑到所需的费用，贫穷的农民家庭极少让子女在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书。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早早就外出并且永远地离去，因为村里没有使其立足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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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如同它在塞达卡被感受的那样，贫穷呈现出其全部意义。少地或无地的人们总是被归入相当边缘的仪式地位。但只要他们可以租到土地、找到工作，就能，即使是勉强地，获得最低限度的仪式尊严。在双耕开始的最初四年中，工作充足，在此期间，筵席的盛行是补救积累下来的仪式不足的标志。在这个短暂的兴盛时期，穷人也能够拥有原来只有中等和富裕农民才拥有的地位和仪式尊严。现在，由于机器收割、播种以及租佃权的丧失，维持这些权利的资源或者一去不复返，或者迅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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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双耕的文化和物质后果在此不可分离。穷人所要求的适度的仪式地位不仅基于他们的收入，而且基于如下事实：他们在水稻种植过程中依然重要，从而对于种植大多数水稻的大农场主也依然重要。如果他们受到尊重，如果他们被邀请参加筵席，如果在收获之后他们得到了扎卡特礼物，如果他们借贷或预付工资的要求得到了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被需要。尽管穷人在生产（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经济基础”）过程中的角色与他们在文化生活（上层建筑）中的角色之间不存在机械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对他们劳动的需求的骤降，他们也同时经历了随之而来的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的丧失。因此，当穷人在自己人中间谈话时，与收入本身的丧失相比，他们更为强调地位和认可的丧失。从前穷人们在收割时会外出做工，而现在他们无事可做，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由这种赋闲引发的许多评论？有关未被邀请参加筵席、或者在村路上不被人理睬或者甚至不被看见、被无礼地对待或者“被晾在一边”，有关这一切的尖刻评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感到没有得到该有的人道关照，这至少与他们家庭收入的跌落一样令人愤怒。当地对于村庄改进计划的愤怒，甚至对于打开大门的愤怒，大都可以依据这些观点来看。在每一种情形中，通过诉诸习俗而抗拒的是这种企图——它要废除一群村民作为当地村民应有的正常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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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翼学者通常专注于工人和农民的低工资、失业、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营养不良等经济剥夺时，仪式尊严和人格尊重等更为日常的事物却往往被忽视。可是，对受害者自身而言，这些主题看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历史上骚乱不断的安达卢西亚乡村工人中间，一个主要的怨恨就来自被称为宗派主义的“上层阶级社会性自我免职的实践”。正如吉尔摩所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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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公开指责宗派主义，因为他们感觉到，那是傲慢和轻蔑的反映……工人阶级激烈的反应部分地源于深切感受到的道德假设：社区内的穷人认为，忽视一个人就是主动地轻视他和侮辱他，就是有意识地不把他当人看。[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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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扎维·伊布拉欣更接近于我们的领域，他出色地研究了近来从东岸村庄招募来的马来平原工人，研究详细地探讨了作者称之为“地位剥削”的反应。[354]一个上了年纪的马来工人期待别人像帕克·吉那样恭敬地对待他，当他被一个马来监工粗鲁地呼来喝去——“嗨，你过来”时，他深感屈辱，如同他被当做“马路中间的垃圾”。以前是农民的工人的许多抱怨不仅集中于工资和工作环境等一般问题，也同样多地集中于不被重视和被无礼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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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全方位地理解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必须同时理解他们所面临威胁的全部维度。这种威胁至少有三个层面：看得见的永久贫穷的威胁；同样明显的在社区中有意义和受尊敬的生产角色的丧失；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本村被确定为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认可和文化尊严的丧失。将以上事物称为生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错过其重要意义。当穷人通过发明绰号、恶意的谣言、联合抵制筵席、并把当前的事态归咎于富人的贪婪与吝啬，从而象征性地瓦解了富人自我授予的社会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坚持自己对地位的要求。正如平日所发生的那样，甚至当一个贫穷家庭勉为其难地举行筵席时，这也是一个微小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由此表明他们不接受馈乏所暗示的文化边缘化的决心。正是在此意义上，口舌之战，即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斗争，构成了“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拒绝接受从来自上层的情境定义，拒绝认同他们自身的社会和仪式的边缘化，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的反抗而言尽管是不充分的，但肯定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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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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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发生了什么，帅克都不会变成一个狡猾的暗中破坏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利用可能的微小机遇的机会主义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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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托·布莱希特（194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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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该诅咒的无礼的政客、教士、文人，还有那些诸如此类的教导实行“唯物主义”的人！工人所要求的只是在其他人看来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这些人们就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工人阶级符合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多么正确！不是就价值观而言，而是就时间而言，他们意识到肚子先于灵魂又是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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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西班牙内战的回顾》（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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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迄今为止的论述来看，人们有理由假定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口舌之战。这个假设并不全错，但一定会有所误导。因为塞达卡贫穷和富裕的农民并不只是在争辩；他们之间同样有战斗。在这种境况下，此类战斗并非激战，更多的是低级的、打了就跑的游击队行动。我认为，本章要描述并分析的“战斗”类型将是典型的“田园式”反抗，它表现了大多数农民阶级和其他从属阶级在其大部分不幸的历史中的特点。然而，更为特殊的是，我们这里涉及的是平淡无奇但是普遍存在的反对国家扶植的乡村资本主义发展结果的斗争：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的丧失（无产阶级化），工作（边缘化）和收入的丧失，以及双耕前穷人尚拥有的微乎其微的地位和权利的丧失。阅读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绝大多数读物，或者仅仅看一眼此种背景下当前的不平等，都会从中得出这种斗争注定要失败的结论。有充分理由相信事实不过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塞达卡贫穷的农民阶级将会发现自己有着声名卓著的和数不清的历史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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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了公开的集体抗议为什么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之后，我考察了为改变生产关系而进行的真实的反抗模式：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私下的抗议、偷窃，以及穷人之间的相互支持。随后我将评价高压统治——或许可以称之为“日常的镇压形式”——在从公开的顺从中产生上述抗争的伪装形式中的作用。最后，我将回过头来，用更一般化的术语，探讨反抗的定义以及为什么此处所研究的许多行动有理由被称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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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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