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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心理战两个多星期后——表面上的联合抵抗从未真正宣布过——6个农场主“让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安排外村劳动力来为他们插秧。依据大多数人的讲述，这6人是哈吉·卡迪尔、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齐姆、卡米勒和西卡玛赫，他们总共拥有将近100里郎耕地。他们声称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敦促当地的共享小组履行一项插秧日程的明确承诺，而且，只是被再次推托之后，他们才转而考虑别的办法。就此而言，联合抵抗瓦解了。三个共享小组都面临着背叛，因为妇女们担心插秧工作会永远属于外村人。她们匆匆忙忙地放出话来，说将会在几天内就开始插那些田里的秧。6个农场主有3个取消了让外村人来插秧的安排，而其余的3个农场主继续坚持先前的安排，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取消安排已经太晚了，亦或许是因为他们希望给这些妇女一个教训。插秧者来自燕镇（恰好不属于灌溉计划区域）以及更远一些的新基亚镇和默布克村。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同穆达农业发展局商定后，带来一队泰国的插秧人——这一做法他现在依然继续着，并因此而被人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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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体行动阻止联合收割机的短暂而且失败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事后议论的主题，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碰巧站在哪方的立场。除了其所表达出的喜悦或失望，这些事后分析唯有一次集中在这一结局的必然性上。由于机械化而所失甚多的人们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真正超出议论和威胁。由此，华喜德说，传言中的联合抵抗“只不过是个议论，而她们无论如何会去插秧的”。“她们能做什么？”他绝望地问道。托·穆罕默德也附和这一评价：“其他人会去做这项工作；一旦丢了这份工作，她们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人们都很聪明”，苏库尔补充说，“如果你不想去插秧，他们就会夺去这份工作和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萨马德宣称，妇女们小心翼翼地不破釜沉舟，并且只在大农场主听不见的地方谈论联合抵抗。最后，哈姆扎以同样的口气总结了妇女们面对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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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抱不抱怨都没用。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根本赢不了。要是你开口，他们就不会雇你。如果联合收割机坏了，女人们还得去给农场主收割水稻。如果你手头紧，就不得不接受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如果你不去做，其他人会去做。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够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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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希求有关“经济关系的无声压力”的更清晰的说明了。富人们不仅清楚这一“无声的压力”，并且还依赖于它。如同玛·伊莎所说的，“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闲扯”。托·卡西姆在机械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他是一个机器经纪人，同时也是一个农场主，他意识到联合抵抗永远不可能实现，“穷人无论如何得工作；他们不可能长久坚持联合抵抗”。勒拜·侯赛因说，虽然她们很生气，对于联合抵抗她们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她们需要钱。他用一句马来谚语精确地总结了妇女们面临的困境：“生大米的气，就用大米喂鸡”。最为切近的英语表达则是“损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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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我们单一的村庄视角中后退几步，就会看到更为广泛和更不乐观的模式。塞达卡的妇女共享小组在同一时期偶尔被雇用到30英里外的稻田插秧。洛斯妮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来自塞迪蒂·班杜村——她们的共享小组正在那里插秧——的妇女告诉她，她们正在为之工作的农场主不再雇用当地的插秧工了，因为上个季度他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洛斯妮告诉那女人她“心里不舒服”，但是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370]非常类似的情形还会有很多，因而，从这一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塞达卡贫穷的妇女不经意地充当了穆达地区其他村庄的“罢工破坏者”。这些村庄的妇女，或者和她们一样的其他妇女，毫无疑问也破坏了塞达卡的联合抵抗行动。我们在此处看到的是农民的阶级行动功效折损的近乎经典的例证，特别是当这些行动通常被限制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或几个村庄里的时候。[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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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联合抵抗行动的类似尝试发生在穆达大部分地区。穆达农业发展局指挥部的一位官员向我透露，他怀疑大多数地主，比如哈吉·沙利姆，申请允许引进泰国插秧工人，事实上是为了对付当地劳工的联合抵抗。因为这些人多是大规模的农场主，他们就是最有可能在第一时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那批人。有关联合抵抗的议论当然非常普遍。因而罗斯玛丽·巴纳德提到一个距亚罗士打州首府不远的村子，那里（在1978年）有“关于联合各种力量在下一季度阻止联合收割机的议论”[372]。在塞达卡，我也常听到一些村庄的名字，据说这些村子把联合收割机拒于田地之外。勒拜·彭德克说基兰杜村北部依然使用人工收割。布基拉雅地区是伊斯兰教党的据点，这里的古班·哲莱村和其他村庄曾经联合抵抗和捣毁机器以阻止联合收割机的到来，它们经常因此而被提及。曼苏尔说在北部的康港村，穷人“组织得更好”，并且手工收割依然占据统治地位。[373]在附近的明关村，当一个大地主发现能够马上利用附近的联合收割机，并因此试图把他的已经集合起来的收割工人打发回家的时候，警察会被即刻召来以防止可能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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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种关系中最经常提及的村子是往北大约12英里的帕玛当·布鲁赫村。许多人说，由于穷人成功地联合在一起，在甘榜这个村中联合收割机尚未被使用。塞达卡的收割工人和插秧工人谈到这个共同体时总是带有某种近乎敬畏的表情，于是为了亲眼看看，我决定到帕玛当·布鲁赫村走访一趟。那天陪同我去的是阿明，他有个舅舅住在那儿。他舅舅自己耕种十多里郎土地，他告诉我们，他和大部分人现在都使用联合收割机，而且联合抵抗行动已经失败了。只有当我独自一人穿过稻田时，我才从一个小佃农那里听到了略有不同的讲述。他说，实际上帕玛当·布鲁赫村的“穷人”在三个季内阻止了联合收割机收割稻谷，直到1978年。当我问到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大农场主们“害怕”。我问为什么他们害怕，他只是说golok putihputih，这个词组或许可被译为“弯刀在闪光”（或者非常锋利）。或许他感到对一个陌生人已经无偿地吐露太多，因而拒绝详加描述，但他的谈话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暴力威胁是一个重要因素。帕玛当·布鲁赫村的另外两个特征或许有助于解释其在阻滞机械化过程中的相对成功。看起来村里有超过通常比例的无地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他们较多地依赖于工资。村里的领头人同样以不寻常的方式推进了穷人之间的团结。尽管他和大多数领头人一样出生于富有家庭，但他父亲由于赌博欠债失去了几乎全部土地，因而当前的领头人自己也兼作收割工人。然而即使考虑到那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帕玛当·布鲁赫村的成功也是相当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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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那些试图联合抵抗和破坏机器的人们谈到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者其他人相对的成功时，人们听到的不止是灰心丧气和悲观绝望的老调重谈，还有关于如果穷人更团结更有力地行动，本来应该（或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只是隐约闪现的念头。因此萨马德把帕玛当·布鲁赫村视为一种鼓舞：“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做了同样的事，机器就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曾经做了，事情本该好一些，但我们没被组织起来。”罗吉娅自己把塞达卡的共享小组同帕玛当·布鲁赫村作比较时不无鄙视地说：“在这里她们根本不想坚持”，“如果她们都同意，如果她们罢工了，机器就不敢进村”。曼苏尔是村子里少数几个完全没有土地的体力劳动者之一，他非常明确地附和了这种观点。“这里的人没有被团结起来；他们总是害怕并且只会跟随有钱人；如果他们再强大一些，他们自身才能被发动起来。”当谈话转到总有一天插秧机会取代妇女劳力的可能性时，对当前不团结的类似评论连同可能团结起来的暗淡前景就再清楚不过了。巴克利说，如果此类机器进来，妇女们会为从秧田中每拔一小捆秧苗要价一美元，“这将演变成一场战争”，他补充说。伊沙克更加现实地指出，如果妇女们每捆要价1马元，那么其他人将同意90分就去做，还有其他人会同意80分或70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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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农场主看到的，未遂的联合抵抗行动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联合抵——抗行动从未公开宣布并且悄无声息地瓦解了。拖延的做法和近乎似是而非的借口意味着，联合抵抗自身的目标也可以被否定。然而，正如失败者看到的那样，它是朝向最终未能到达的正确方向的一种努力。他们对于自身的弱势地位或者路途中的障碍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但是，他们的确期望在别处一定程度的成功作为激励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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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常规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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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联合收割机的努力，尽管很难成为激动人心的戏剧素材，但至少是非同寻常的——即使无甚效果，它仍不失为一种崭新的主动精神。它发生在很少为人注意的背景下，即有关工资、租佃权、地租以及稻谷分配的常规性反抗是塞达卡和任何业已分层的农业社区中的永久生活特点。对这一斗争领域的详尽分析将揭示地方工团主义的隐蔽形式，这种地方工团主义因穷人间的团结以及针对财产的数量可观的偷窃和暴力行为而得以强化。我们将会看到，无论就物质意义或象征意义而言，这种行动都极少会对土地不平等的基本结构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然而，它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检验和再协商的持续过程。就双方——地主——佃农，农场主——雇佣劳动力——而言，他们都不断地试图抓住每一个小的优势并使之坚持到底，试探现存关系的边界，准确地把握如何能够越界而逃避惩罚，以及将此边界作为可接受的部分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领地要求。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一边界之战的潮流当然是有利于大农场主和地主的。他们不仅侵吞了大量由薪资工人和佃农守卫的领地，还在此过程中（通过边缘化）缩小了斗争持续的范围。然而，即使沿着这一缩减了的边界来看，那些希望重新获得一小块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他们极不情愿失去的——的人们所施加的持续压力依旧存在。反抗者几乎不需要外部的协同就能够实施这一斗争，因为维持一种尚可忍受的生活的简单需求足以使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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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的目标只是传达出此种常规反抗的某些特点及做法，而不是其全部，因为那个题目可以自成一本大部头的书。由于大量的反抗行动与水稻种植过程的安排有关，我们最好从进行打谷工作的田间地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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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会的工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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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割工人不同，打谷工人是作为个人被农场主雇用并付钱的。他们通过同一根脱粒的管子两两在一起工作，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分配计件工资收入。在1979年，平均每麻袋的计件工资数是2马元。这项工作的计件工作组织方式在打谷工人和那些稻谷正在脱粒的农场主之间引发了利益冲突。农场主自然想获得田里所有的稻谷，为此，他们倾向于让打谷工敲打每一捆割下来的稻谷，直到实际上所有的稻谷都进入管子里。相反，打谷工人却对他一日工作能赚得的现金更感兴趣。[374]根据稻谷的成熟度，粗略说来头两三下可能打下80%—90%的谷粒。而为了打下大多数剩余的谷粒却需要再敲打六至七次。如果打谷工人每捆稻谷只敲打两三下然后就迅速换到下一捆，管子就会满得更快，而他们每天可以赚得更多。[375]如果有人能按照这种方式工作，他就有可能每天打下10麻袋稻谷（20马元）。相比之下，比如说，如果他把每捆稻谷打得更彻底，就只能赚10或12马元。对穷人而言，打谷是每个季节当中收入最好的工作，收割期间如果能打下尽可能多的稻谷还有额外的奖赏，考虑到这些，上述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打谷工的工资收入和农场主的稻谷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到此还未结束，如果打谷工家里有人拾穗，他事实上还可以再获得一部分留在稻秆上的稻谷。穷人留在脱粒桶之外的稻谷越多，他们家里的女人收割后能收集到的稻谷就越多。这就为他们多留下一些稻谷提供了进一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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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捆稻谷根据其品种及成熟度应该打多少次，相关的期望当然会逐步增大。但这些期望需要持续的压力和持续的监督才能实现。经历了最初几次打谷后，我想了解农场主为什么不自己打谷，即使他自己比较穷。我考虑，毕竟他可以省下付给别人的20马元的工资。当我在那天工作结束后询问一个农场主（玛·伊莎）时，他说如果他不监视那些打谷工，就可能损失一半的稻谷。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小农场主监视他们的打谷工而自己不干活的原因。当劳动者工作的时候，农场主慢慢地穿梭于田间并且让人感觉到他就在眼前。当他在田里遥远的一角时，当脱粒桶周围防止稻谷被吹走的席子挡住他的视线时，或者当他忙于准备食物时，每捆稻谷被敲打的次数就会略微降低。由此而获得的好处是微薄的且极为有限，因为农场主——马来语中的称呼，“稻谷的主人”——会觉察到桶装满的速度，可能临时检验被敲打过的稻捆，并且无论如何总是可以决定在下一季不再请这些工人回来工作[376]。我被告知，偶尔也会发生由于打谷工的工作让农场主感到很不满意而被告知第二天不用来了的事，但此类事件是极少数。农场主同样尽可能避免雇用家里有很多人拾穗的打谷工。因此，全家拥有大量的拾穗者的“瘦骨嶙峋的”玛很少在塞达卡被请去打谷。其他的穷人偶尔也会让他们的妻子或女儿在他们收割过的田里拾穗，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养成习惯以免危害到他们的雇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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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有的打谷工作大量减少，上述常规性反抗的边界也收缩了。然而，反抗并未完全消失。一捆稻谷的实际敲打次数仍然是农场主的意愿和他的强制能力之间的一个折衷——一个不仅由两种力量的综合平衡，而且还由稻田里日常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所决定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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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反抗的另一个焦点是耕种、收割和打谷的工资额的确定。其变动的范围相对较小，因为如同基于劳动力市场环境的现行工资率，它是在每个季中确定的。但是，在确定工资额之前的特定时期或是当临时的劳动力短缺出现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机动空间。妇女共享小组与男性打谷工令人难以置信地对于任何农场主支付哪怕只比上一季高出一点点工资的消息保持警觉。如洛斯妮所说，“一旦有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其他人就不得不跟着”。事实是既定工作的现行工资额是几乎每个季的激烈争论的主题，共享小组的头领会引用她听到的（或者是看似确有其事地杜撰的）最高工资额，而雇主会用同样的方式引用最低工资额。工人们受制于工作被其他人夺去的可能性，而农场主则因考虑他的庄稼能否适时栽种或收割而受到限制。就劳动者来说，在这一地区经营农场的华裔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打乱原有的排列并且支付更多的工资。[377]谈到现行的工资额时，人们可以非常普遍地听到大农场主抱怨工人如何撒谎和欺骗。他们时刻打听来自田间地头的消息，尽可能地怀疑有关更高工资的报告，或者通过对照自己田里并不适用的特殊条件（比如，收割和打谷时的水深、倒伏情况）来加以辩解。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表现中获取的好处看上去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处于边缘的人而言，微薄收益的可能性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穆达的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材料表明——插秧、收割和打谷的平均价格——在村庄的水平上，是持续的变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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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机械化造成的打击意味着人工收获的稻谷大量来自低洼地带的涝地或者暴风骤雨造成大量稻穗倒伏的田地。此类特殊的条件原则上要求特殊的工资；这些特殊工资的确切数额应该是多少又将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处理这场争斗的方式揭示出与我们在反抗联合收割机事件中所看到的“罢工”行为和小心谨慎同样的因素。比如，在收割的案例中，一个共享小组的头领（如洛斯妮）通常会预先查看一遍稻田。如果水特别深或者稻子被风吹倒了（或者两者兼有），她很少会直接要求农场主为每里郎付更高的工资。相反，她会“让人们知道”收割需要比往常更多的时间，工资也应该相应地比35马元的标准（1979年农忙季节）更高。对此农场主可能通过几种方式“答复”他可能：也“让人们知道”，他愿意按照工作如何进行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也可能会保持沉默，或者可能让人们知道他认为标准工资对这种情况来说已经足够了。然而，除非农场主给出的工资额明显地差距过大而且还有可获得的替代性工作，妇女们都会到场工作。如一一果稻田的条件和预期样差或者更差些，她们有可能在割稻子时公然抱怨，提出诸如“你的稻子很难收割；我们吃亏了”等批评。这是农场主面临失去劳动力的危险的清楚信号，他通常暗示他会涨一点工资作为回应，尽管很少说清具体数额。另一方面，如果他确信他们的要求很无理，他只会保持沉默，这可被视做拒绝的信号。在此情形之下，女人们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她们可能继续工作而同时抱怨不休，或者辞掉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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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工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农场主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在下个季转而雇用另一个共享小组，而且任何宝贵的收割收入的丧失都是一种损失。如果农场主大体上拥有以前支付合理工资的好名声，妇女们就会继续工作同时让她们的不满被人们知道。[378]但是如果农场主有一个吝啬的名声，妇女们就会罢工，她们一年中会这样做一两次。“罢工”并不宣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们并不直接离开稻田，而是更有可能午饭后或第二天早晨不再回来。农场主随后的典型做法是派某人去共享小组的头领那里建议适当增加工资以结束罢工。农场主也可能拒绝改变立场，但这种情况较少发生，如果他这么做了，就必须重新雇用外面的劳动力，因为一旦工作已经开始，村里就没有一个共享小组会同意接替另一个小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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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收割工资的争论随着更多农场主转而采用撒播法播种而变得愈加普遍。撒播种植的稻田收割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缺乏整齐的稻行并且成熟稻秆的高度更加变化不定。收割这样的稻田，妇女们要求并且能得到高达每里郎60马元的工资，尤其是在灌溉时期，那时已经是收割季，但地还是湿的。她们还注意到高额的收割工资对那些不雇用插秧工的农场主来说也是一种适当的报应。洛斯妮在她的小组收割阿布杜尔·拉赫曼的撒播稻田时每里郎要价50马元，她私下里说，“要是他剥夺了我们插秧的活儿，我们就在收割时夺回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农场主对高额收割成本的对策是转向将一上午的工作包给一些个人并支付统一费用（3或3.50马元）的现金工资制。这是只有当农场主的稻田同其他人的稻田不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共享小组的许多妇女仍将拒绝为现金工资去插秧或收割，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减少她们收入并且打破她们的初级组织的另一种方式。判断大农场主能否成功地把现金工资制确立为插秧和收割的规范还为时过早，然而，贫穷妇女对现金工资制的反抗是迄今阻止其应用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却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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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打谷工作的计件工资的冲突与收割时的矛盾如出一辙。在正常环境下，那些从事稻谷脱粒工作的人们可以预期一个大上午可以打大约4麻袋稻谷；依照1978—1979年收获季通行的每麻袋2马元的标准薪水，劳动者就可以至少收入8马元。但是如果稻谷是湿的或不成熟并且水很深，那么整个上午时间只能打一两麻袋稻谷。因此公开的抱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农场主明白需要进行调整。[379]这时他面临着作出让步的强大压力，因为收获和晒干庄稼过程中的任何拖延都必将造成损失。此外，如同收割时一样，直接表达要求也是很少出现的，但农场主知道潜在的威胁。如果他做出或者许诺做出适当的调整——如同通常情形中那样——工作就会在得到改善的气氛中继续。如果他不提高工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罢工。然而，和共享小组不同——她们作为一个集体罢工，打谷工人却是作为个人停止工作的，尽管这会给那些坚持参加罢工的人带来压力。就此方面来说，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对于村中的打谷工人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时机，因为大雨在紧要关头造成大面积倒伏，并且收割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通过人工完成，否则就会颗粒无收。农场主们不顾一切地挽救他们的稻谷，而且打谷工人的两起罢工帮助确立了最低限度每麻袋3马元的工资。在每起罢工中，所有的打谷工都一致同意第二天早上不再回来工作，并且放出话来他们生病了或者被其他人叫去做更紧迫的工作了。他们的一致行动使他们免于农场主在随后的季节不再雇用他们打谷的可能。两个农场主都没有试图雇用其他的村民来干活，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来。[380]有人（扎哈鲁丁）想到可以从他姻亲的村子里重新雇用外人，但当他知道他们无法在三天内过来，而这三天他将在潮湿中损失掉大部分割倒的庄稼时，他马上决定不这么做。打谷工人因而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而他们和收割工人仍然继续谨慎行事，只要可能就避免公开对峙和罢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收入依赖于他们自己和雇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友善。在这些适当的限制之内，他们作为以工资为生的人仍然进行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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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相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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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塞达卡所上演的即使是最节制的反抗形式，其效果也有赖于穷人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阶级团结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必备条件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穷人至少要避免彼此削弱而扩大其雇主和地主已经可观的经济权力。“否则”，如同马克思所说，“他们就会像对手那样彼此敌对”[382]，以彼此为代价换取生存。现存的相互性能够在其他的共享小组或打谷工人拒绝充当村里的罢工破坏者时显现出来。我们将看到，相互性还存在于最重要的租佃领域，在此领域中那些力图得到土地的人们并不愿意损害他们的邻居。基于这个约定俗成的自我约束，人们不会做出任何过分的权利要求，这些约束只在村庄自身的边界内起作用，并且即使在此情境下其运作范围也是很有限的[383]。然而，它的确预防了大多数发生在穷人之间的为有限机会而进行的有害的过度竞争。[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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