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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塞达卡所上演的即使是最节制的反抗形式，其效果也有赖于穷人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阶级团结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必备条件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穷人至少要避免彼此削弱而扩大其雇主和地主已经可观的经济权力。“否则”，如同马克思所说，“他们就会像对手那样彼此敌对”[382]，以彼此为代价换取生存。现存的相互性能够在其他的共享小组或打谷工人拒绝充当村里的罢工破坏者时显现出来。我们将看到，相互性还存在于最重要的租佃领域，在此领域中那些力图得到土地的人们并不愿意损害他们的邻居。基于这个约定俗成的自我约束，人们不会做出任何过分的权利要求，这些约束只在村庄自身的边界内起作用，并且即使在此情境下其运作范围也是很有限的[383]。然而，它的确预防了大多数发生在穷人之间的为有限机会而进行的有害的过度竞争。[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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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最低程度的团结，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不仅依赖于表面上对同伴的尊重，而且依赖于穷人所能达到的相互保持一致的道德约束。由于破坏秩序的诱惑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很难保持收支平衡的阶级成员总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些约束必须是强有力的，足以避免穷人当中固有的霍布斯式的斗争。已经达成一致的适度约束充分利用了社会约束力，诸如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回避等。对于贫穷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没有比为低于普遍工资的工资额而工作、或者从事习惯上“属于”他人的工作更遭人鄙视的做法了。那不仅仅是名声的问题，因为冒犯者将发现他或她在劳动交换中会受到排斥，不会被纳入共享小组，也不会被告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不会得到穷人偶尔提供的零星的工作，也无法加入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信贷协会”。所有这些物质性约束力，分开来看相当微不足道，但总起来看却代表着某些潜在的重大损失。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暴力威胁在这些社会约束力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那些想破坏阵营的穷人必须认真权衡其短期收益和他的愤怒的邻居能够强加给他的损失。依据他们的意见和限制，穷人建立起一套习惯性禁令，标示出可接受的利己主义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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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那些想要成为佃农的人对土地的不断追求所适用的价值观，上述限度再好不过地呈现出来。因为有权使用土地对于穷人的福祉如此重要，他们处于持续的诱惑之下——同意出更高的租金而将土地从其他穷人家庭那里夺走。然而，对此种行为方式的约束使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我总是有机会就询问较穷的村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尝试向有特权者出更高的价从当地佃农那儿租走土地。他们的回答表明了他们的一致性，他们说得很明白，那样做是对其他佃农的冒犯。雅各布说，那样的尝试很少，因为那会违背当地的“社会舆论”。总是要找地租种的卡里姆说，他不会试图出高价把地租走，因为那样他会“在朋友面前感到尴尬”。“在我们的社会中，你不能那么做”，他补充说。苏库尔和雅米勒在解释为什么这种行为很卑鄙时用了同样的措辞：“你不能伤害你的朋友们。”当哈姆扎解释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时，他强调自己对于穷人中通行的礼节的感受：“我们的朋友们不会同意那么做；那样争来抢去是不合适的。”甚至比较富裕的村民也意识到这些规范的力量并且谨防破坏它们。因此，阿明谈到引发价格战的地主或者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取代另一佃农的穷人将“不会受到尊敬。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在一个村里；他会觉得问心有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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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村民暗示，限制利己行为的约束力还不止于有关羞耻、名誉以及习惯性规则的内容。萨马德说得很清楚，任何以这种方式失去土地的佃农都将“非常生气并且可能做任何事情”。“瘦骨嶙峋的”玛在谈到被冒犯的佃农时更不隐晦：“你不能那么做，他会生气，他会动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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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罗吉娅和萨马特的意见尤其值得一提，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已经描述过的内容之上补充了许多，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反对佃农间竞争的禁令被打破了。萨马特解释说穷人极少试图出价高于当前的佃农，因为，如果他那么做，“就会受到谴责：（我们会说）咱们完了”。罗吉娅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那样偷取别人土地的人会被人瞧不起”。事情发生时，罗吉娅有了按她的信条行动的机会。在1975年之前，罗吉娅和萨马特从同一个外村地主那里租种了相邻的两块稻田：4里郎租给罗吉娅，1里郎租给了萨马特。凭借其岳母曾经拥有所有这些土地的事实，萨马特在1975年闲季前去找地主，提出以高出租金20马元的价格，说服地主把额外的1里郎地从罗吉娅那儿转租给他。从那天起，罗吉娅家的人就不再和萨马特家的任何人以及他的父亲托·穆罕默德说话。尽管她以支持伊斯兰教党闻名，她和她家里的所有人都再不踏入萨马特的小店一步，而这个小店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党的集会地。事实上，一些村民认为，她应该为萨马特的小店受到其他人非正式的联合抵制负有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那里逗留期间小店濒于破产的原因，而罗吉娅并不承认这一点。[385]1980年罗吉娅的女儿出嫁，萨马特和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们是村里唯一未被邀请的两户人家。罗吉娅宣称，事实上她邀请了他们，但他们自己觉得过于尴尬而没有出席。确定某一特定规范是否存在的一个可靠途径就是观察它被违背时会发生什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涉及罗吉娅和萨马特的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规则的存在。[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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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到这一规则来讨论，必须说明它并未阻止佃农之间的某些竞争形式。因此，如果一个地主要将地租提高到他一向承租的佃农不愿续租的程度，那么在新的租约下是允许其他人承租的。对一个想要承租土地的人来说，为了土地而去接近地主，而他想取代的佃农既非乡亲又非亲属，这也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被赞许。同反抗联合收割机一样，相互性的约束力又一次在村落外部失败了，其效用部分地被村庄外部的竞争破坏了。然而，在村庄里不被支持的是穷人主动并试图通过提出更高的地租来“偷取”租佃权。[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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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们强加于彼此的限制的实际效用是什么？就此而言，租佃市场依然是地方性事物，连同亲属关系的作用，它很可能略微阻碍了地主榨取最大可能地租的努力。事实上，许多有关穆达地区农业经济的研究谈及了地租水平通常略低于纯经济分析所预言的水平，即使对非亲属关系的租佃也是如此。尽管区别不大，但它至少可部分归因于穷人努力开创的程度较低的地方性相互依存。当涉及插秧、收割、打谷，或者这类工作的雇佣量的工资率时，这种相互性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因为劳动力市场相对于租佃市场更加地方化。相互关系的地方主义因而是这一领域中更为严重的障碍。尽管如此，以微小然而意味深长的方式，穷人之间的相互性代表了一种日常反抗的形式，它阻止或至少延缓了农村生产关系完全“理性化”的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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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以及/或者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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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一直试图研究集体行动——以及穷人为防止“狗咬狗式的”竞争而加诸地主和雇主以及他们自身的“约束力”。然而，更为隐蔽和更加个人化的反抗领域是存在的；它包括种类繁多的偷窃和杀害牲畜的行为。研究这一领域必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沉默与就研究者而言可理解的规避危险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没有积极寻求这方面事实的情况下，两年来的闲谈依然可以浮现这类事实的某种模式，它表明此类行动与阶级关系和反抗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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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偷窃行为很平常；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几乎都是农业生活的持久特点，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也无力控制。然而，当此类行为表现出对财产权的质疑斗争的特点时，它却成为所有认真分析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英国部分地区的案例就很典型，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偷猎在这些地区是再普遍不过的——并且是非常流行的——犯罪行为。在法国，左拉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个农民的内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388]在此偷猎的政治和阶级意涵极其明显，因为农民从未完全承认过那些宣称对森林、河流、“荒地”以及先前属于社区共同财产的公共牧场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权。偷猎并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被视做自然权利的实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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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相比，1950年以前吉打州的偷窃行为要普遍得多。塞达卡上年纪的村民仍能回忆起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那时偷盗水牛的事件那么普遍，以致每个男人睡觉时都在手腕上系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沿着地板拴到水牛鼻子下面来提醒他防止偷牛贼靠近。他们还能记起最著名的乡间盗贼的姓名和行为，比如阿旺·坡、沙勒·图伊和纳扬，他们劫富济贫，赢得了“社会强盗”的名声。那个时候，村落比较小而且很分散，丛林和森林还没有被清除。吉打地区的这种边疆性质、乡下警察部门的弱小，以及农民的贫困和流动状态，都为抢劫和偷窃行为提供了便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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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任何怀抱野心的抢劫行为提供有利条件的地形和逃离追击的便利都不存在了。塞达卡周围的所有土地都很平坦并被开垦出来，而且凯帕拉·巴斯塔镇和燕镇的警察数量更多，机动能力强且武装精良。针对一两个特大地主的阶级挑衅行为也不复存在，这些地主实际上垄断了所有土地，面对的是同样贫穷并团结起来的农民。人们发现，塞达卡现在的偷窃类型反映出这样一些情况：它在黑暗的掩护下匿名进行；它看上去是个人的行动，或者至多是两人配合进行；它仅被警察记录为“小偷小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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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塞达卡经常丢失。水果经常性地从富裕农场主的房屋周围和树上消失，几乎没人能够指望收获超过一半产量的芒果、木瓜、掉到地上的椰子或者香蕉。由于棕榈树的叶子能编织席子、篮子或用来做传统的屋顶，那些拥有棕榈树的人经常抱怨叶子总是消失不见。饲养鸡、鸭子或者鹅等小家畜的人不断地抱怨蛋和家禽经常被偷。在干旱季节，当饮用水偶尔要由政府的水罐车运来时，村民必须把他们的塑料或金属水罐放在主路边以便获得不定期送来的饮用水；这些通常大约值5马元的容器经常被偷走。在略大一些的范围内，不时也会有自行车、水牛甚至摩托车被偷窃（在过去两年中发生过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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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或大或小的偷窃行为具有一种铭刻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模式。可能除了自行车之外，偷窃的目标是塞达卡较为富有的居民。相对较富有的人才最有可能拥有周围有果树和棕榈树的大房子，他们有为数最多的装水容器，他们饲养小家畜，并且最有可能拥有水牛或摩托车。看到这一事实，上述目标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人们通常承认，犯罪者应该到塞达卡较贫穷的居民当中找寻。这一模式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类偷窃行为被穷人视做一种反抗手段或某种形式的“社会抢劫”。在这一范围内证据无从获得。然而，有意义的是，偷窃行为的阶级特征已成为塞达卡现行的财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富人拥有值得被拿走的东西，而穷人有最强的动机拿走它。这使人们想起一个美国银行劫匪的答复——当问他为什么要抢劫银行时，“狡猾的”威利·萨顿回答说：“因为里边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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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牛和摩托车的失踪之外，我们所遇到的其他类型的偷窃也让家境较好的村民叹息不止，但它们更多地是一种烦扰，而不是一种严重威胁。这类偷窃集中在这一单一作物经济的主要产品——水稻——上面。对一个想要成为盗贼的人来说，偷窃水稻的好处不言而喻。一切都对他有利，很容易少量拿走，并且一旦拿走，几乎无从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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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季偷走的水稻数量即使不占收获总量的很大部分，也足以让大农场主们警醒。此外，他们确信这一数量还在增长。当然，并无可供利用的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努力将1979—1980年主产季里人们告诉我的所有丢失了的稻谷总量记录了下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偷窃行为是拿走收获季留在稻田里过夜的整麻袋的脱粒后的稻谷。这些都在附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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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0年主季节中报告的被偷窃的稻谷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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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总量之上还必须加上通过其他方式被偷走的稻谷。至少有4麻袋晾晒在席子上的稻谷不见了，其中有2麻袋是从阿布·哈桑那里拿走的。哈吉·加法尔和卡米勒每人丢了1袋，这些稻子都是储藏在他们各自家里的。据报告，约有同样数量的稻谷在收获季被从谷仓里偷走。[390]还有少量稻子据报告从田里的稻秆上就被偷了，很难判断具体数量，但数目不大；村民指出，打谷的声音和稻草的处理是偷窃的一个难题，富人们说，实际上小偷太过懒惰，不会亲自动手打谷。[391]最后，对水稻偷窃行为的全面清算将不得不包括那些打谷人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塞满衣兜和装满衬衫的稻谷的估算量。对此类偷窃行为绝大多数农场主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没有试图计算过有多少稻谷通过这种方式被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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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关注关于偷窃模式的某些事实。首先，除了萨马特和法齐勒这两个只是稍稍富有的人，所有受害人都属于塞达卡最富有的1/3家庭。这或许仅仅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类家庭可能在收获时节留在地里的稻谷最多，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由于无法负担损失而想方设法将打下的稻子迅速运到家中。大农场主的农田都离家很远，因而无法在一天当中脱粒（并且存储）完毕，这使得他们尤其易于被偷，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早先的观察在此又一次适用；偷窃模式是财富分配的典型后果——在此情形中是由农场规模表现的。毋庸置疑，穷人，而且是当地的穷人，应该为绝大多数的稻谷失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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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失窃的总量可能是20到25麻袋，少于村里所有农场主一个季中收获稻谷的1%。根据这个估算，损失量并不大，并且大部分由那些生产出大量剩余的人承担。[392]然而，如果我们依据它可能增加村里最贫穷的几户人家的食品补给量来估算其重要性的话，它将变得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20到25袋稻谷多于收割之后农场主自愿捐出作为扎卡特礼物的稻谷量的一半。我两次听到穷人微笑着将稻谷失窃称为“人们据为己有的扎卡特礼物”，因而进行这样的比较颇为恰当。这一证据当然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很可能穷人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偷窃，而是当做他们依据早先的习俗认为理应据为己有的东西——某种强制性的济贫税来代替他们不再收到的礼物和工资。在这一联系中，另外两项间接证据是有相关性的。在丢失了稻谷的农场主当中，只有一个（萨马特）是属于受到穷人称赞的拒绝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其他人则是只要可能就使用机器。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稻谷偷窃行为被一些忿忿不平的劳动者用做一种制裁。苏库尔曾经就此告诉我，农场主们小心翼翼地雇用他们通常邀请的打谷工，因为任何被忽略的人都可能出于愤怒而偷窃地里的稻子。事实上，如果稻谷失窃具有某种普遍的正义要素，此种反抗的范围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而在相当程度上被缩小了，它使得在一天之内收割并且储存（或者出售）一个农场主的全部庄稼成为可能。联合收割机因此不仅排除了人工收割、人工打谷、田间运输以及拾穗，它们还消灭了偷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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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农场主对此类偷窃行为的态度如同人们猜测的那样，是愤怒与恐惧的结合。比如说，哈吉·卡迪尔由于失窃而愤怒至极，以致考虑要在第二天晚上带着猎枪守候在田里保护稻谷[393]。因为推断自己在地里埋伏等待的传言已经足以吓退任何盗贼，他并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在此，我们能够感觉到富人的恐惧，部分原因在于，塞达卡并没有就稻谷失窃报过警[394]。富有的农场主向我解释说，如果他们报告并且指定了嫌疑人，消息很快会传开，他们担心因此会成为更多盗窃行为的目标。事实上，哈吉·卡迪尔曾经发现有人夜里从邻居的地里偷了一麻袋，他不仅没有插手阻止盗窃，甚至没有通知他的邻居，尽管他非常确定窃贼的身份。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回答说盗贼也看到了他，会知道他就是告密者，接着就会偷他的稻子。曾经有一季，玛·萨里夫丢了2麻袋，但他告诉我不想知道是谁干的。他补充说，自己上了年纪身体又弱“，我担心被人杀死”。对一小撮更胆大的穷人来说，看一起来个有关恐惧的小平衡形成了，因而允许这种有限度的偷窃行为继续下去。[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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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种更微妙的指认嫌疑人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让人知道”的传统方式。它由咨询一位在当地以寻找丢失财产和确认盗贼闻名的巫医构成。[396]在获知细节后，巫医将使用咒语并且施用魔法使窃贼的面容在特别为此种场合准备的水中现形。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由此现出的面容总是委托人一直在怀疑的那一位。在失窃水稻的案例中，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找回稻谷，不如说是为了确定窃贼。农场主返回村子以后将会告诉他的朋友，巫医所看见的像是某某人。如此，无需直接指控，更不用报告给警察，消息就会传开并且被怀疑的盗贼就会知道他被看见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这次巫医在水中看见了塔伊布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如果塔伊布事实上真是嫌疑犯，哈吉·卡迪尔希望这个迂回的指控能从那一刻开始阻止随后的偷窃。然而，村民回忆说，至少有两次，部分或者全部丢失的稻谷在请教了巫医之后又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了。这种为少数农场主采取的求助于巫医的谨慎做法再度表明，公开对抗被认为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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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较大的农场主认为他们知道谁应该为大多数的偷窃而受到谴责。三个名字最经常地被提及，而且总是采用秘密暗示的审慎方式：他们是塔伊布、米顿和杜拉。其中最后一位是村里唯一的“被证明的”盗贼，他因为偷窃离双溪布浙村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稻谷而在监狱里渡过了两个月。五六年前，似乎是他从一个农场主屋子的下面偷了两麻袋稻谷，并且正要返回去偷第三袋时，那个农场主去向邻居求助并把他当场抓获。在这一事件中，警察被叫来而且杜拉被证明有罪。其他的两个人都未曾被当场抓获但他们都知道自己被别人怀疑。拉扎克本人一度也曾处于同样境地，但是由于他身体很差，村民认为他不再有能力从田里搬走整袋的稻谷。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富人看来，所有这四人都是“不”“争气的、声名狼藉的”穷人的“典型”代表。就社会和经济限制而言，他们为自己的恶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土地；他们极少被邀请参加筵席，他们也很少被雇用，从来得不到贷款，并且总是被拒绝给予任何扎卡特礼物。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富人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些窃贼看来正在秘密地享用他们被公开拒绝的扎卡特礼物[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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