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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牛和摩托车的失踪之外，我们所遇到的其他类型的偷窃也让家境较好的村民叹息不止，但它们更多地是一种烦扰，而不是一种严重威胁。这类偷窃集中在这一单一作物经济的主要产品——水稻——上面。对一个想要成为盗贼的人来说，偷窃水稻的好处不言而喻。一切都对他有利，很容易少量拿走，并且一旦拿走，几乎无从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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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季偷走的水稻数量即使不占收获总量的很大部分，也足以让大农场主们警醒。此外，他们确信这一数量还在增长。当然，并无可供利用的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努力将1979—1980年主产季里人们告诉我的所有丢失了的稻谷总量记录了下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偷窃行为是拿走收获季留在稻田里过夜的整麻袋的脱粒后的稻谷。这些都在附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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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0年主季节中报告的被偷窃的稻谷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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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总量之上还必须加上通过其他方式被偷走的稻谷。至少有4麻袋晾晒在席子上的稻谷不见了，其中有2麻袋是从阿布·哈桑那里拿走的。哈吉·加法尔和卡米勒每人丢了1袋，这些稻子都是储藏在他们各自家里的。据报告，约有同样数量的稻谷在收获季被从谷仓里偷走。[390]还有少量稻子据报告从田里的稻秆上就被偷了，很难判断具体数量，但数目不大；村民指出，打谷的声音和稻草的处理是偷窃的一个难题，富人们说，实际上小偷太过懒惰，不会亲自动手打谷。[391]最后，对水稻偷窃行为的全面清算将不得不包括那些打谷人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塞满衣兜和装满衬衫的稻谷的估算量。对此类偷窃行为绝大多数农场主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没有试图计算过有多少稻谷通过这种方式被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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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关注关于偷窃模式的某些事实。首先，除了萨马特和法齐勒这两个只是稍稍富有的人，所有受害人都属于塞达卡最富有的1/3家庭。这或许仅仅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类家庭可能在收获时节留在地里的稻谷最多，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由于无法负担损失而想方设法将打下的稻子迅速运到家中。大农场主的农田都离家很远，因而无法在一天当中脱粒（并且存储）完毕，这使得他们尤其易于被偷，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早先的观察在此又一次适用；偷窃模式是财富分配的典型后果——在此情形中是由农场规模表现的。毋庸置疑，穷人，而且是当地的穷人，应该为绝大多数的稻谷失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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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失窃的总量可能是20到25麻袋，少于村里所有农场主一个季中收获稻谷的1%。根据这个估算，损失量并不大，并且大部分由那些生产出大量剩余的人承担。[392]然而，如果我们依据它可能增加村里最贫穷的几户人家的食品补给量来估算其重要性的话，它将变得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20到25袋稻谷多于收割之后农场主自愿捐出作为扎卡特礼物的稻谷量的一半。我两次听到穷人微笑着将稻谷失窃称为“人们据为己有的扎卡特礼物”，因而进行这样的比较颇为恰当。这一证据当然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很可能穷人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偷窃，而是当做他们依据早先的习俗认为理应据为己有的东西——某种强制性的济贫税来代替他们不再收到的礼物和工资。在这一联系中，另外两项间接证据是有相关性的。在丢失了稻谷的农场主当中，只有一个（萨马特）是属于受到穷人称赞的拒绝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其他人则是只要可能就使用机器。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稻谷偷窃行为被一些忿忿不平的劳动者用做一种制裁。苏库尔曾经就此告诉我，农场主们小心翼翼地雇用他们通常邀请的打谷工，因为任何被忽略的人都可能出于愤怒而偷窃地里的稻子。事实上，如果稻谷失窃具有某种普遍的正义要素，此种反抗的范围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而在相当程度上被缩小了，它使得在一天之内收割并且储存（或者出售）一个农场主的全部庄稼成为可能。联合收割机因此不仅排除了人工收割、人工打谷、田间运输以及拾穗，它们还消灭了偷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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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农场主对此类偷窃行为的态度如同人们猜测的那样，是愤怒与恐惧的结合。比如说，哈吉·卡迪尔由于失窃而愤怒至极，以致考虑要在第二天晚上带着猎枪守候在田里保护稻谷[393]。因为推断自己在地里埋伏等待的传言已经足以吓退任何盗贼，他并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在此，我们能够感觉到富人的恐惧，部分原因在于，塞达卡并没有就稻谷失窃报过警[394]。富有的农场主向我解释说，如果他们报告并且指定了嫌疑人，消息很快会传开，他们担心因此会成为更多盗窃行为的目标。事实上，哈吉·卡迪尔曾经发现有人夜里从邻居的地里偷了一麻袋，他不仅没有插手阻止盗窃，甚至没有通知他的邻居，尽管他非常确定窃贼的身份。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回答说盗贼也看到了他，会知道他就是告密者，接着就会偷他的稻子。曾经有一季，玛·萨里夫丢了2麻袋，但他告诉我不想知道是谁干的。他补充说，自己上了年纪身体又弱“，我担心被人杀死”。对一小撮更胆大的穷人来说，看一起来个有关恐惧的小平衡形成了，因而允许这种有限度的偷窃行为继续下去。[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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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种更微妙的指认嫌疑人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让人知道”的传统方式。它由咨询一位在当地以寻找丢失财产和确认盗贼闻名的巫医构成。[396]在获知细节后，巫医将使用咒语并且施用魔法使窃贼的面容在特别为此种场合准备的水中现形。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由此现出的面容总是委托人一直在怀疑的那一位。在失窃水稻的案例中，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找回稻谷，不如说是为了确定窃贼。农场主返回村子以后将会告诉他的朋友，巫医所看见的像是某某人。如此，无需直接指控，更不用报告给警察，消息就会传开并且被怀疑的盗贼就会知道他被看见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这次巫医在水中看见了塔伊布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如果塔伊布事实上真是嫌疑犯，哈吉·卡迪尔希望这个迂回的指控能从那一刻开始阻止随后的偷窃。然而，村民回忆说，至少有两次，部分或者全部丢失的稻谷在请教了巫医之后又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了。这种为少数农场主采取的求助于巫医的谨慎做法再度表明，公开对抗被认为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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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较大的农场主认为他们知道谁应该为大多数的偷窃而受到谴责。三个名字最经常地被提及，而且总是采用秘密暗示的审慎方式：他们是塔伊布、米顿和杜拉。其中最后一位是村里唯一的“被证明的”盗贼，他因为偷窃离双溪布浙村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稻谷而在监狱里渡过了两个月。五六年前，似乎是他从一个农场主屋子的下面偷了两麻袋稻谷，并且正要返回去偷第三袋时，那个农场主去向邻居求助并把他当场抓获。在这一事件中，警察被叫来而且杜拉被证明有罪。其他的两个人都未曾被当场抓获但他们都知道自己被别人怀疑。拉扎克本人一度也曾处于同样境地，但是由于他身体很差，村民认为他不再有能力从田里搬走整袋的稻谷。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富人看来，所有这四人都是“不”“争气的、声名狼藉的”穷人的“典型”代表。就社会和经济限制而言，他们为自己的恶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土地；他们极少被邀请参加筵席，他们也很少被雇用，从来得不到贷款，并且总是被拒绝给予任何扎卡特礼物。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富人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些窃贼看来正在秘密地享用他们被公开拒绝的扎卡特礼物[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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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还有可被称做秘密和匿名反抗的最后一个形式。这表现为穷人宰杀小家畜，偶尔宰杀大牲畜。村里绝大多数的鸡、鸭、鹅、山羊、水牛和三头菜牛构成的畜类都为富裕家户所拥有。它们在许多方面都给穷人带来了麻烦。尽管有栅栏和圈鸡的网线关住它们，它们还是经常进入秧田、稻地和穷人的小菜园里觅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当然，穷人并不是唯一被骚扰的人（迄今为止家畜本身并无阶级忠诚），但最为愤怒。他们的怒气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最经受不起损失这一事实，还来自可以被称为“饮食的道义经济”的内容。这可以从哈姆扎的对于隔壁哈吉·卡迪尔家的鸡的抱怨中看到。哈姆扎发现这些鸡经常从厨房里存放稻谷的口袋上的小洞里啄食稻米。正像哈姆扎所说，“他的肉在吃我的米”。一旦我们回想起哈姆扎家和其他许多穷人家庭只有在被邀参加筵席时才能吃到肉，这里的不公正就显而易见。警告一两次之后，穷人会诉诸于宰杀这些动物，就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动物被宰杀而不是被偷走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这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偷窃。[398]哈吉·卡迪尔的两只山羊冲破了罗吉娅位于屋后河道堤岸上小菜园周围的篱笆，并且吃掉了除西瓜之外的所有蔬菜。她的愤怒的表达与哈姆扎如出一“辙：帕克·哈吉的肉吃掉了我的蔬菜。”每年都有一两只山羊和相当多的鸡（很少是鸭子和鹅）被打伤或者打死。[399]6年前，有人发现托·隆格的水牛受到一把帕兰刀的猛砍并在扯断绳索后死在一个穷人的稻田里。“凶手”没有被发现，但是，这头水牛因为四处乱跑并且踩踏成熟的水稻而声名狼藉。较长的干旱的农闲季中，家畜们可以在收割后的稻茬中闲逛而不用担心造成破坏，但双耕使得这一季不复存在，事情在此情境下变得更糟。比较经常的宰杀家畜的行为就像偷窃庄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不会触动财产关系和权力的整体结构。但是，这些为数甚少的、相对安全的象征性的反抗行动是对穷人开放的，是他们保护现有生存方式的反抗形式。[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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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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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穷人可以利用的反抗形式的关注，并没有考虑那些同当地阶级关系相关甚少或者无直接关系的大量的冲突和策略。因此，举例来说，我并未涉及许多有关用水权的纠纷，或通过移动界标来侵蚀土地，或者在损害邻居的情况下逐渐移动一家的地界以增加另外一家的田垄等等做法。我也没有分析作为整体的村民对伊斯兰教十一税或者对影响了所有水稻种植者的政府政策的反抗。富人的反抗本身就可成为充满书卷文献的探索研究。我已经描述了这类反抗与工资、雇佣和租佃权有关的那些方面，同时这些反抗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有利于他们对地方制度和地方经济的支配地位的形式[401]。尽管它将赋予这类反抗更重大的意义，即它对于全面解释塞达卡的社会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但它对于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言仍然是边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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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穷人的多种反抗形式有着显然不同的标志。无论是抵制机器收割、工资谈判、防止穷人之间破坏性的竞争、偷窃等事件，还是宰杀家畜，阶级之间公开对抗的相对缺乏这一特点都非常显著。在发生集体反抗的地方，它们都是谨慎地进行的；在个人或小群体侵袭财物的反抗中，大多是匿名的或是在夜间进行的[402]。通过审慎的计划和保守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为主导塞达卡公共生活的权力的舞台剧。任何袭击舞台的企图都被拒绝，并且选择总是有意识地保持公开。尽管很少畏缩不前，顺从和遵循仍然是穷人的公开姿态。然而，对于所有这些，人们能够在后台清楚地进行持续的有限度的试验。至少，人们可以说这里有着比简单的同意、顺从和遵循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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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反抗事实上并没有人们在乡村冲突的典型历史上所期望的发现。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示威，没有纵火，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抢劫，没有公开的暴力。我所发现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或者革命骨干都没有关系，尽管这一地区每个村子事实上同样的斗争一直都在发生。这里发现的行动种类几乎不需要协同，更不必说政治组织，尽管它们可能从中获益。简而言之，它们都是村庄范围内完全本土的斗争形式。倘若我们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术语，这些行动或许可以被适当地称做原始的反抗。使用原始一词并非像霍布斯鲍姆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并且注定会让位于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403]它只是意味着此类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乡村从属阶级的日常策略。在危机或重大政治变迁的时代，它们或许可以为其他更为适宜的斗争形式所补充。然而，只要乡村的社会结构还是剥削性的和不公正的，它们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它们是坚固的基础，其他形式的反抗可以生长其上，并且，它们可能在其他形式的反抗失败后或者转而产生新的不公正模式后，依然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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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70325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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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常规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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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塞达卡的反抗形式是“常规的”，镇压形式也是如此。人们徒劳地寻找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大多存在的过度的高压统治：大规模拘留、清洗、军事管制，以及容许绑架和杀戮的准军事组织。马来的农民阶级与印度尼西亚的农民阶级不同，他们并未承受迫使他们全然沉默的近期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怖记忆。[404]取代这些大范围的野蛮行为和病态恐惧的，是日常的镇压所带来的稳固压力，这些日常的压制由偶尔的逮捕、警告、勤奋的警务工作、合法约束和有关不确定的预防性拘留以及禁止多项政治活动的国内安全法案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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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判断此类镇压在限制我们迄今所观察到的反抗形式中的作用如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镇压程度减轻或者完全消失，追根溯源地判断其影响如何就是可能的。同样，如果反抗的替代形式——例如在城市打短工——突然消失不见了，那么，则可能测量出现有的镇压水平是否足以制约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民阶级。在缺少此类天然实验的情况下，任何判断都只能是推测性的。然而，我们可以表明的是，在许多村民心中都存在着恐惧的因素，并且它构建了他们关于可能的选择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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恫吓的气氛尤其感染了那些紧密认同反对党伊斯兰教党的村民，但是并不局限于此。1978年选举后不久，所有的伊斯兰教党分子被系统地从州里各个村委会中清除了。这一步骤不仅为避免所有的伊斯兰教党分子得到政府的好处创造了条件，而且自此表明反对派在村庄政治中不再拥有合法地位。1979年年中，吉打州的宗教事务办公室采取进一步措施，禁止包括来自燕镇附近的乌斯塔兹·帕夫兹在内的至少8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党宗教导师在该州任何清真寺或者村庄里的伊斯兰学校布道。在这样一种普遍气氛中，1978年至1980年间该地区许多伊斯兰教党的会议只能秘密举行。由于巴希尔和其他巫统领导人的反复无常，塞达卡的反对派成员亲身经历了这种不时有可能被捕的普遍威胁气氛。因而一位坚定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尼扎姆解释说，他从不去巴希尔的店里买东西，因为担心巴希尔说他偷东西并让人把他抓起来。他和其他用摩托车运稻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总是担心巴希尔会安排警察在路上拦住他们，并以未交公路税和保险费的名义罚他们的款。沙赫侬说他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因为只要村委会愿意就可以让伊斯兰教党的任何成员被逮捕，并且警察会听村委会的而不是伊斯兰教党农场主的话。如果有人在伊斯兰学校的村庄改进计划标志牌上涂鸦，警察就会在第二天早上被叫来并且质询几个伊斯兰教党成员。虽然没有人被逮捕，但是警察的造访正好起到了村委会所希望的冷却效应。如前所述，托·穆罕默德因为惧怕警察而不敢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关于毁坏机器的情况。在塞达卡对于村委会和警察的特别恐惧必然增加了普遍存在的猜疑，甚至对政府发动的看起来最不得罪人的行动也是如此。1980年2月，当情报部门的一个小官员来到村里为即将到来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做准备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他的讲话大多用来责备村民过去的一些错误反应及徒劳地打消他们的疑虑，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人口普查和税收毫无关系因而他们不应该担心或者逃走。由此可知，典型的农民对于国家的不信任强化了疑惧的气氛，更不必说某种特定的恐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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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1980年1月23日在亚罗士打州首府举行的大规模示威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可容许反抗限度的实际的教训。我们不需要在抗议的起源和细节上纠缠太久，因为这个简要描述的目的在于强调事件的后果所引发的恐惧。激发起示威的表面事端是要求提高稻谷的农场交贷价格，并且反对最近出台的降低稻谷价格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从每pikful稻谷的价格中截取2马元，留给销售商。尽管被迫存储将产生利润（不是“利息”，这是被禁止的），并且能够在六个月之后兑换回来，这个计划仍然普遍地不受欢迎。显然对许多人来说，生产价格因此被降低2马元，而且将稻谷卖给华裔中间商的大多数生产者能否重新得到“储蓄”尚不清楚[405]。吉打州的首席行政长官曾在竞选中提出提高稻谷价格的承诺，巫统领导的农场主联合会自身也反对降低稻谷价格的事实又给上述不满增加了一定的合理性。无论如何，1月23日约有一万人聚集在州政府办公大楼门口抗议降低稻谷价格，并要求稻谷价格上涨10马元。[406]当首席行政长官最终出现时，他的声音被人们的喊叫声压倒，而警察和防暴部队冲进去驱散并逮捕了示威者，一些人徒劳地穿过大街逃进了清真寺。据说，这是至少自1954年以来吉打地区的稻谷种植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当时成千上万的农场主在灾难性的一季之后为争取到政府救济而进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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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有超过90人被逮捕并拘留。首席行政长官当即宣布，示威是“由某些好战派团伙挑起的”[407]，并且以不祥的口气谈到布尔什维克、法国以及伊朗革命都“利用了”农民[408]。示威过后的几星期之内，更多的人被逮捕并被起诉。吉打州包括一个州议员在内的7个伊斯兰教党官员被逮捕和拘留。300名特别警官进驻吉打州以协助调查。首席行政长官指责“伊斯兰教党制造恐怖和恐惧的策略，并且吉打州的伊斯兰教党全体领导必须为……组织这次示威负责”[409]。一个同伊斯兰教党有着相同的首字母缩写（Pertubuhan Angkatan Sabilullah, PAS）并暗示一场“圣战”的隐蔽的地下组织，被确定为阴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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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围捕的影响马上就在塞达卡被感觉到了。由于附近村庄的人受到怀疑，消息迅速传开。邻近凯帕拉·巴斯塔的3个人和1个来自双溪布浙村的人被指认、受到质疑，之后被保释出狱。来自明关村、古阿·贞布达镇、爪哇村以及彭当村和布基拉雅地区的著名伊斯兰教党成员，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410]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未参与示威。随着持续逮捕的消息滚滚而来，一种不难理解的恐惧开始紧紧扼住当地的伊斯兰教党成员，他们当中有3人的确赶去参与了示威。塔伊布是伊斯兰教党成员，他将政府的反应解释为一个“将我们粉碎”的尝试，还说他想找个镰刀保护自己[411]。另一个伊斯兰教党成员苏库尔则提到村里的“奸细”，他们可能叫来警察和做出虚假的指控。“即使你没偷他们也会说你偷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暴政。”实际上，塞达卡并没有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但来自特别部门的警察两次同巴希尔和村长哈吉·加法尔谈话。他们的造访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我怀疑他们在稻米平原也造访了另外无数个村子。许多伊斯兰教党成员知道，巴希尔或村委会的一句话就可能招致逮捕，他们担心自己成为牺牲品。正如穆斯塔法所说，“我们当然担心；他们想压垮伊斯兰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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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这一更大范围的真实的和预期的高压统治情境，就无法理解我们在塞达卡所发现的反抗的类型与顺从的类型。常规性镇压毫不显眼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里是一次逮捕，那里是特别部门的造访，村委会领导的间接警告等等都是制造边界标志的正常需要，而这些标志任何机警的农民都不会蓄意破坏。然而，可容许异议的相当稳定的边界的存在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而并非恐怖的环境，这里不存在安全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被创造、被改变、偶尔也被历史经验所强化的边界，作用在于抑制某些公开的抗议和挑衅形式。那些从双耕中获益最少的人们有各种理由相信“预料中的反应法则”，并且避免使自己陷于危险境地。正如他们所说，“不管你是不是抱怨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不仅谈到大农场主的地方经济势力，还谈到国家及其地方代理人的强制性权力。这里顺从的含义“不是本土的文化产物，而是非精英在其中发现自身的权力情境的产物”[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