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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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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穷人在和更有权势的村民或外村人的关系上几乎总是采取保护性的伪装。这种伪装在他们的服从和反抗方面同样明显。因而，哈姆扎在哈吉·卡迪尔不付足工资时隐藏他的愤怒，但在家里的私下场合，却为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发泄怒火。因而，帕克·亚赫尽管因为被排除出村庄改进计划的补助而忿忿不平，却仍然本本分分地去参加巴希尔的筵席。对机器使用者蓄意的联合抵抗表现为插秧的延误，而它可以随时被放弃和否认。一场针对打谷工资的罢工是通过工人们称病或者突然记起先前的许诺来实施的。塞达卡阶级关系的“完全文本”，并不能简单地从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公开互动中获知。为了超越作态和掩饰盛行的范围，事实上必须与穷人单独交谈或者在他们都是朋友的小群体中交谈。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到完全文本的局部，而如果在其他情境中公开宣布这种文本，就会危及穷人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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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在权力面前应该伪装，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掩饰是大多数时间中任何地方的从属阶级典型的和必要的姿态，这是一个当这种姿态被放弃时非常的和危险的时刻就变得明显的事实。所有对从属阶级生活的详细说明都会区分所谓“后台”和可以安全地公开宣布的不同。曾经收集到的一份出色的口述历史，即生于1823年并一直活到20世纪初的法国佃农“年迈的梯也侬”（Old Tiennon）的讲述，通篇充满了被压抑的愤怒的记录。[423]在他与地主、监工、官员和权贵们日常遭遇的过程中，他不无小心翼翼地采用遵从和顺服的公开伪装，并且对自己的危险观点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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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曾解雇他父亲的地主）穿过勒克劳（Le Craux）去往梅勒斯（Meillers）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和我说话，而我强迫自己表现出亲切，而不论我多么轻蔑他。[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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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梯也侬从他自己父亲的鲁莽中直接获知直率所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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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通常从事喂马之类的工作，当别处有如此之多的工作要做时，他从来都没有忘记告诉主人待在家里是如何令人厌烦。他对生活中如此必要的伪装艺术完全无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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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这种必要的“伪装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量的农民保守的历史。因为资源几乎总是由高于小农的阶级创造的，且不论意识形态目的，他们可能只是看到农民阶级面对权力时采取的谨慎和恭顺的方面。他们在此基础上的描述并非错误，但是就采取必要方式获知整个事实来说，至多只是局部的和有误导的事实。此时，我们会得到一幅汤普森以扭曲方式描绘的18世纪英国乡土社会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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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所有人都意见一致、恭顺、相互迁就；依赖者卑贱地祈求恩惠；每个乡下人都在抓紧时机；没有一句针对杰出的汉诺威议院（House of Hanover）或光荣宪法（Glorious Constitution）的话打破同意的虚幻之水。进而，在匿名和模糊的层次上，突然间出现激进的二世党人或者平均主义的滥用主张。我们不能将服从和祈求当做终极事实的指标；在境遇和算计利益允许的时候，二者都可能源自同一心灵。[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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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左拉那样仔细的观察者，也在这一方式的引导下得出小农是一个在卑微的、不问是非的恭顺和暴怒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的观点。大量的中间状态被忽视了，其中，遵从通常是一个自觉的策略，反抗则是谨慎地留有余地的事情，它避免极端的直接对抗。如果左拉更为细致地观察恭顺，他或许会发觉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几乎已经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研究的主题，它既体现在奴隶们在其居住区的安全环境里的表现中，也体现在同一群男女面对权力时典型的审慎行为中。[427]正是此类至关重要的考虑让一个有洞察力的社会学家拒绝所有那些恭顺的概念，即将其作为人们的一种属性或态度，并且坚持视之为发生在传统权威运作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形式。[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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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权力负载（power-laden）的环境几乎总是不可靠的；权力的运作几乎总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处于秘密状态。在考虑到总是有失去控制的愤怒和铤而走险的例外情况下，对依赖性的个体而言，正常的趋势是在面对强权时，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现其安全的和适于展现的那一部分。何为安全和适当当然是由权势者单方面定义的。双方权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隐藏的部分也就越大。[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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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个连续性的情境，这些境遇涵盖了从十分接近于哈贝马斯所称的“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 speechsituation）[430]的平等双方之间的自由对话，到绝大多数受害者的文本被迫进入地下状态、而只留下对于实际上因致命恐惧而生的假装顺从的老套模仿的集中营。事实上，在极端的卡里古拉恐怖（Caligulan terror）的情境下，没有任何规则是被允许的，全部的文本可能都被隐藏了，剩下的只有麻痹。大量更为普遍的情形分布于上述极端情境的中间，从属阶级总是发现自己身处这些普遍情形之中：老板和工人、地主和佃农、领主和农奴、主人和奴隶。在每种情形之下，较弱的一方不可能谈及他/她的内心，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将为了符合于掌权者预期的“表演”而被抑制。[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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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期待不只看到台上的表演，就必须移至后台，在那里面具可以被揭开，至少部分被揭开。就奴隶而言，这意味着从“大房子”转移到奴隶的住所；就工人阶级而言，这意味着从有意设计的富人与穷人的相遇转移到相对私密的室内或比较封闭的同伴群体中。正是在这些“不戴面具的”情境下，某些经习惯性审查的内容最终会跃然而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容的大部分与发生在权力关系舞台上的内容直接和完全地矛盾：哈吉·卡迪尔变成了Pak Ceti。这种不戴面具的、或后台的文本与舞台中央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直接涉及到虚假意识这一主题。我怀疑，许多支持“神秘化”和“意识形态霸权”观念的民族志材料只是将权力负载情境下的文本假定为完整文本的产物。然而，除了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机构中，大多数从属阶级都能够不时进入限制较少的社会环境。就此发现的文本而言，它显著地区别于或否定权力关系背景下发现的文本，虚假意识在此被弱化了。[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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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者的公开的文本与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远远多于弱者的文本的情形。毕竟，由于其权力，他们更为自由，能够相对泰然地谈及他们的内心。拉扎克可以用哈吉·卡迪尔或巴希尔所不能的方式安全而公开地无礼。然而，权势者也要多少受到限制，这既来自于对其名誉的关注——正在衰退但仍具有实际价值，也来自于支撑权力“表演”的需要。因而，他们会在自己家中指责许多村里的穷人，却很少当面这么做。这一点同样不令人吃惊；工厂经理和他的工人谈话的文本不同于他在自己所属俱乐部的安全环境中的文本；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文本不同于他在席间和其他奴隶主不加防备的谈论。只有当我们对“未经编辑的”精英文本和未经编辑的从属阶级文本进行比较时，我们才会发现在权力关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饰的程度。在通常的阶级关系的日常运作中，这些未经编辑的文本从不会直接相遇。只有在极少的历史危机时刻这些文本和它们所暗示的行动才导致直接冲突。在此情况下，通常假定会出现改变阶级关系的新的意识、新的愤怒、新的意识形态。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新“意识”已经存在于未经编辑的文本中，并且它还构成以允许或要求一方或双方在此基础上行动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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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穷人和富人当然都清楚权力关系领域发生的并非故事的全部。他们怀疑并通常知晓大量发生在他们背后的村庄话语。然而，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称。在此，穷人至少在信息领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拥有微弱优势。正如我们已经从他们的评论中得到的，他们知道大量的富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消息更灵通不仅缘于村庄精英能更加自由和轻蔑地谈论他们这一事实，还由于打听各种消息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和关键这一事实。相反，富人较少知道穷人未经编辑的文本，因为穷人更为谨慎，并且富人更不屑去倾听。知道得少，他们就能免于怀疑到最坏的情形。他们知道的是，尽管他们感觉到公开恭顺和尊重的常态背后的轻蔑与愤怒，却无法轻易洞察掩饰的姿态。他们恰好处于黑格尔的领主和奴隶辩证法（Hegel’s dialectic of lord and bondsman）所描述的主人的境遇。[433]正是权力的运作妨碍了村庄精英了解较穷村民的真实想法，因而损害了对富人仪式性的遵从和恭顺的价值。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统治精英过去经常认为，他们的下层阶级拥有各种源于复仇欲望的恶性力量和意图。[434]塞达卡的情境并不那么极端，但其形式在性质上并无二致。村庄精英在匿名偷窃、诽谤、忘恩负义以及伪饰等方面对穷人抱以最坏的揣测。然而，他们的恐惧在地方权力关系的性质上有着真实的基础。[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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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何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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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塞达卡内部遇到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反抗和顺从。由于环境引导许多穷人用表面赞同的语言掩盖他们的反抗，因而确定顺从在哪里结束和反抗在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按照字典对动词反抗的定义——“努力使自己抵挡或抗拒某种力量或影响……”，如何区分微妙地混在一起的表面的顺从和试探性的反抗，例如试图对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进行联合抵抗就成为一个问题。就公共记录而言，它从未发生过，而在另一层面，它是一次罢工，尽管是失败的罢工。此外还存在其他问题。诸如偷窃或屠杀牲畜的个体行为，尽管并不包含集体行动，也未公开挑战财产和统治的基本结构，能否被认为是反抗？尽管看起来在资源分配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大量的象征行动诸如联合抵抗筵席或诋毁名誉的举动能否被称为反抗？每一个这样的疑问背后都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何谓反抗”？由于定义是分析工具而非目的，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我的目的而言，什么是真正的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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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步的大致定义，我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如我们所见，这一定义并非没有问题，但它有几点长处：它集中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它既指个人的也指集体的反抗行动；它不排除那些向支配性情境定义挑战和要求不同的公正与平等标准的意识形态反抗形式；最后，它强调目的而非结果，意识到许多反抗行动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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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背后的意图有着有力根据的地方，反抗的理由会相应加强。因此，共享小组的妇女打算拒绝给机器使用者提供插秧服务并因此迫使他们恢复人工收割的道理就清楚了。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防止他们为租佃权而竞争，同样清楚地意在阻止最终会伤害所有佃农的争夺发生。在任何个案中意图都不是从行动中直接推断，而是从参与者对其行为的解释中得出。对诸如针对富裕者的人格诋毁或恶意传言等“言语行为”来说，行动与意图融为一体；对吝啬富人的指责在其身上明确地显示了唤起他们不同的行为标准，或至少破坏其社会名望和影响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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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坚持认为反抗行动必定会显示反抗的意图，却给在塞达卡和其他地方被视做反抗的农民行动的整个领域制造了巨大的难题。例如，考虑一下偷盗和窃取的问题：我们如何称呼从富人田里“盗用”一麻袋稻谷的塞达卡穷人？只是小偷？还是也算反抗者？我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打谷者的行为：他故意在秸秆上留下许多稻穗以便他的老婆孩子第二天来收集？这是小偷小摸行为还是反抗的行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实际，就是为行动背后的意图，即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找到证据。其根本问题在于，行动者连行动本身都不可能承认，就更不用说解释其内心的想法了。塞达卡的一些穷人将此类偷窃视为自助性地获得扎卡特礼物的方式，这可以视为这类小偷认为自己有权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间接证据，一但这点并不确定。因此，尽管有可能揭示出一个视偷盗和窃取为合法行为的阶级所共有的一套信念，但要发现行动者的个人信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偷尤其是那些尚未确认的小偷的“文本”，是异乎寻常地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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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更广泛的定义和分析。我们倾向于将反抗视为个体或群体为得到较长远利益而作短期牺牲的行动。罢工、联合抵抗，甚至避免与本阶级其他成员竞争土地或工作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即是上述牺牲的明证。但是当涉及偷盗之类的行为时，我们所看到的是直接的个人获利和可能的反抗合二为一。我们如何判断这两个目的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而是解释整个行动系列，对我来说，它历史地呈现于日常阶级关系的核心位置。18世纪的英格兰偷猎者或许一直在反抗贵族们所宣称的对野物的所有权，但他一定也对炖兔肉感兴趣。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奴隶秘密宰杀其主人的肥猪或许是一直在坚持他们体面生存的权利，但是他们无疑也在满足他们对于烤猪肉的喜好。东南亚农民将大米和财产隐藏起来不让收税官发现可能是在抗议高额税收，但他也是在确保他的家庭能在下一次收获到来之前拥有足够的大米。被征入伍并从军队开小差逃跑的农民可能是一个战争反抗者，但他也是通过逃离前线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些无可避免地融为一体的动机当中哪一个应该置于首位？即使我们能够向这些行动者发问，即使他们能够坦率地作答，也还是无法确定他们能否做出清晰的答复。由于这些自助形式通常是奴隶们唯一可能的选择，那些密切关注此事的奴隶制研究者们倾向于并不认为这些行动是“真正的”反抗，这缘于三个理由。这三点都见于杰拉尔德·马林有关奴隶“造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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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奴隶行为中这些可观察到的不同时，学者们通常会问，是否一种特定的叛乱类型代表了对奴隶制弊端的反抗或真正的对奴隶制本身的反抗。当在其政治背景中研究奴隶行为时，那些最卑下的工作者、大田里的奴隶情况最糟。一般来说，他们的“懒惰”、消极怠工和小偷小摸代表了一种有限的，或许是自我放纵的造反类型。他们对预料之外的虐待或耕作常规的突然改变的反应至多是对奴隶制的象征性行动。但是种植园奴隶为了阻碍种植劳动的有组织和系统的计划——他们持久地消耗庄稼和仓储的行为，以及维持黑市交易的夜间合伙抢劫——则是更具“政治性”的后果并且表现了对奴隶制本身的反抗。[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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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尤金·基诺维斯对此问题的态度在某些重要特点上有所不同，他也坚持对反抗的前政治形式与更为重要的对奴隶政体的反抗加以区别。对他而言，正如下述引语所表明的，上述区分既存在于结果领域也存在于意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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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只有起义才是政治行动的表现，它被定义为唯一真正的反抗，因为只有它直接挑战了政权。从此观点出发，那些被一些人称为“对奴隶制的日常反抗”的行动——偷窃、撒谎、伪装、开小差、谋杀、杀婴、自杀、纵火——最多被定性为前政治的和至少被当做非政治的……但是“对奴隶制的日常反抗”通常意指迁就，并且除了假定某些已被奴隶认识或界定的规范和现状已遭到破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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