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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农民反抗中的自利性质就会忽略农民政治，同时也忽略了大多数低等阶级政治的决定性背景。自利与反抗融合在一起，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动力。当一个农民把他的一部分谷物藏匿起来逃避付税时，他既是要填饱肚子也是夺走国家的谷物。[445]当一个农民士兵因食物太差和家里庄稼成熟等待收割而从军队中开小差时，他既是关心自己也是拒绝当国家的炮灰。当这类行动稀少而孤立时，几乎无关紧要；但是当它们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尽管没有协调、没有组织）时，我们就将其视为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许多农民反抗的内在本质和“优点”就在于，它往往带来直接的和具体的好处，与此同时它夺走有产阶级的资源，而且，它极少或者根本不需要明显的组织。此类反抗的顽强与力量直接源于其如此坚实地根植于一个阶级所经历的共同的物质斗争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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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层阶级的反抗具有某些“原则性”或是“非自利性”，不仅是乌托邦的和对于基本物质需求的道德意义的贬低，而且是一种对阶级斗争基础的错误建构，阶级斗争首先是关于占有工作、产品、财产和税收的斗争。“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的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从这一角度看，消费对反抗和反反抗来说既是目的也是结果。尤沙·帕特耐克指出，“消费不过是历史性的‘必要劳动’，作为他们与剩余占有阶级（the surplus-appropriating classes）斗争的结果，小生产者得以获得净产出的份额”[446]。这就是常规阶级斗争的自利性内核：减轻或击败占有的经常的防御性努力。[447]从有利的一面来说，少量的偷窃稻谷和打谷场上的小偷小摸看上去像是微不足道地“对付”机械化，但从更广阔的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如何分配收获才是问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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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自利的物质需求的反抗概念的另一个长处在于，它与“阶级”如何被历史行动者自身所感受密切关联。在此我完全赞同汤普森基于他卓越的工人阶级历史分析所得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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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们的理论关注（许多明显是非历史的）给予“阶级”的过多，而给予“阶级斗争”的过少。实际上，阶级斗争是更为优先也更为普遍的概念。坦率地说，阶级并不是作为相互分割的实体而存在，并不是环顾四周，发现敌对的阶级，然后开始斗争。而是相反，人们通过社会的结构化以特定方式（在生产关系中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排他的）发现自身，他们经受剥削（或需要保持对他们所剥削的人的权力），他们意识到与自己相反的利益，开始围绕着这些争端进行斗争并且在斗争过程中，发现自己作为阶级而存在，他们知道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阶级与阶级意识总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初的阶段。[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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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斗争的物质基础不可能从价值观的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分离出来。反抗一种索要或占有同时也是对抗这一索要背后的理由和道理。在塞达卡，这一意识形态反抗通常会避开公共视线，但它形成了穷人的规范性亚文化的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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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化的”反抗行动贬低为无意义和将“反抗”术语限定为集体的或有组织行动的倾向与强调“有原则的”行动一样具有误导性。我怀疑，符合组织化运动的特权地位出自于两种政治取向之一：其一，本质上的列宁主义，认为可行的阶级行动只能是由一个充当“总参谋部”的先锋政党所领导的行动；另一个则更为直接地源于熟悉的和偏好公开的制度化的政治，即运作于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政治。然而，这两个主张中都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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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农民反抗的个人化的和通常匿名的性质都非常适合于产生于其中的阶级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分布在小社区中而且通常缺少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方式的下层无阶级（low classlessness）的阶级，它更可能使用那些当地的几乎不需要合作的反抗方式。在普遍的物质剥夺、公开政治行动的合法保护或镇压制度发生崩溃（在少数情况下，三者都具备）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农民可能而且已经成就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然而这种背景极为少见而且通常是短命的——即使它们对革命有所贡献。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间中，这种政治选择都是被阻止的。个人化的和谨慎的反抗形式的偏好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商品生产者和乡村劳动者的预期，而且这种形式有几个优势。与等级化的正式组织不同，它没有中心、没有领导、缺少可辨识的结构，不会被同化或失效。缺少中心协调的情形或许可由其灵活性和持久性加以弥补。这些反抗形式所赢得的不是固定形式的战斗，但它们极其适合于长期的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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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对农民反抗的研究限定于正式的组织行动，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徒劳，因为在马来西亚如同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或是缺少这样的组织，或者它们是官员和农村精英创造的结果。如此我们会错过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马来农民反抗国家的历史仍需要被书写，然而，当它被书写时，它将不会是公开反叛或者正式组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前殖民主义时代有关反抗的记录或许将由逃亡和逃避强迫劳动、逃避大量的税费占据主导地位。有关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对公开对抗的记录会远少于对故意的和大量的不顺从的记录，例如，其最有威胁的方面是持续地少报土地拥有量和庄稼产量以尽可能减少税费，无情地漠视所有旨在限制小土地所有者的橡胶种植和交易的规定，以及不懈地在新土地上开发定居点而无视许多禁止这样做的法律。上述做法中许多持续至今。这类反抗在档案中有大量证据[449]，但由于这类反抗的目的是逃避国家和法律秩序而不是进攻它们，它所受到的历史学关注远少于那些相当稀少的小规模的造反，而这种造反对殖民统治进程的影响却很有限。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的运动也大多发生在正式的政治活动领域以外。[450]由此可知，如果在高度工业化的、有很高识字率的城市经济和相对公开的政治体系中穷人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政治活动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农业经济中的农民这样做就更合理了，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公开的政治活动是被严格限制的。正式的政治活动对精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来说可能是规范性的，他们在第三世界以及在西方国家几乎垄断了制度性的技能和途径。但是如果期待农民的反抗能够或将会规范性地采取同样方式，那将是幼稚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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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忘记农民反抗的形式不仅是农民社会生态的产物。反抗的参数也是部分地被镇压制度所设定的。在相当程度上，这类制度运作得十分有效，它们几乎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反抗，只除了那些个体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反抗。[451]因而，甚为合理和至关重要的是区分不同水平和不同形式的反抗：正式的——非正式的，个体的——集体的，公开的——匿名的，挑战统治体系的——旨在边际收益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完全明白，我们实际能够度量的是构成可能选择的镇压水平。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情境，农民可能在有组织的选举行动到暴力对抗和沉默匿名的偷懒和偷盗行为之间摇摆不定。这样的摇摆在部分情况下可能是由于农民社会组织的改变，也可能是由于镇压水平的变化。不只一类农民阶级被粗暴地迫使从某一时刻的公开、激进的政治运动退缩为随后的顽强而零散的微小反抗行动。如果我们只允许自己将前者称为“反抗”，我们就只能让统治结构来为我们界定什么是反抗，什么不是反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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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察过的许多反抗形式或许都是个人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协同的。[452]在此，源自正式的和官僚体制的合作概念对于理解小共同体的行为再次无所助益，这些小共同体有着密集的非正式网络和丰富的、历史深厚的、反抗外部要求的亚文化。[453]例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属于农民“小传统”的民间文化都将我所研究过的逃避性的、狡猾的反抗形式合理化甚至对其进行颂扬。在马来社会，这一传统在所有农民都熟悉的鼠鹿传说（mouse deertales）中被记载下来。鼠鹿是一个定型化的“骗子”形象：一个弱小但却敏捷的动物，它利用自己的智慧、欺骗和狡诈存活下来并战胜了比它远为强大的野兽。在此无需任何文学技巧就可以认识到，鼠鹿传说是小农必需的生存技术的通俗的隐喻。当然，这类形象有着历史上的其他从属群体在其民间传统中的文化对等物——TilEulenspiegel和Brer Rabbit[454]就是两个例子。至少它们鼓励一种反抗，如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奴隶的谚语所说：“白人有他们的阴谋，黑鬼也有自己的伎俩。白人想出一个阴谋，黑鬼可以用两个来对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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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和其他方式（例如强盗、农民英雄的传说、宗教神话等），农民的亚文化对于伪饰、偷猎、盗窃、逃税、逃避服兵役等等都有所助益。尽管民间文化在其形式上并不一致，但它通常能形成一种“思潮”，在其他更为制度化的社会中，这种思潮则需要一种公共关系活动。[456]农民社会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一系列复杂活动——从劳动力交易到搬家，再到出席婚宴——都经由理解和实践的网络而得以高度协调。对于联合抵抗、工资“协商”、佃农拒绝彼此竞争，或者有关偷窃的共谋的沉默等都是同样的逻辑。没有正式的组织被创立，因为没有这种需要；然而，某种协调形式的达成提醒我们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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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思考，让我们再短暂地回到意图的问题。从农民反抗的多种形式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行动者总是对他们的意图保持沉默。他们的安全有赖于沉默和匿名；这类反抗本身的有效性建立在表面一致的基础上；他们的目的可以埋藏在农民的亚文化或常规之中，为生存和家庭生计而进行的斗争是被视做当然、不必言说的。就好比鱼儿从不谈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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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意图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一个开小差逃跑的农民士兵用他的行动清楚地“说出”，现行制度的目的和他所承担的风险与艰辛比不过他的家庭和个人需求。一个从雇主那里偷窃稻谷的收割工人“说出”的则是他对大米的需求比他老板的正式财产权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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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占有阶级的物质利益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有关地租、工资、雇用、税收、征兵、收获分配）的社会场景时，我想，我们可以从行动本身的性质推断几分意图。当对农民的盈余的克扣和剥夺行为表现出系统性时，情形尤其如此。当然，有关意图的证据总是受欢迎的，但我们不应期望太多。因而，此前给出的反抗的定义特别强调了反对统治阶级的物质和象征的索要的努力。毕竟，大量的农民反抗的目的都不是要直接推翻或转变统治体系，而是要在其中生存下去——活过今天，这个星期，这个季节。正如霍布斯鲍姆准确地指出的，农民的目标通常在于“让制度的不利达到最小”[457]。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蚕食”可能会适得其反，他们可能非常有限地减轻了剥削，他们可能促成一次关于拨款限制的再谈判，他们或许可以改变后来的发展过程，但他们极少能够带来制度的改变。这些都是可能的后果。而他们的目标几乎总是生存和持续。根据具体环境，对这一目标的追逐也需要我们已经看到的微弱的反抗，或者更激进些的自我防卫行动。无论如何，他们的大多数努力将无产阶级视做野蛮、欺骗、逃避、偷窃、傲慢——简而言之，所有的标签都是为了诋毁反抗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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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反抗并不仅仅是农民为维持自身和家庭生计所做的一切。他们的许多作为在我们看来，可以被理解为顺从，尽管有些勉强。一部分小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可能会为生计所迫而以同伴为代价来保全自己。从另一个穷人那里偷窃稻谷或者出高价来获取租佃权的贫穷无地的劳动者存活下来，但他肯定不是在此所定义的意义上进行反抗。必须提出的有关统治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成功地迫使从属阶级为了生存而全然采用“损人利己的”策略。原子化、恐怖、镇压和压抑物质需求相结合的确能够达致统治的终极梦想：让被统治者相互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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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唯有那些拒绝或减少来自剥削阶级的索要的生存策略才能被称为反抗，我们仍需认真思考许多行动。这些行动的多样性掩盖了其根本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存在于相对自主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保护其基本的物质和身体需求以及再生产自身所进行的不懈努力的历史中。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他们使自己免受强迫劳役、税收和传统农业国家征兵的伤害，免受来自殖民政府、资本主义的侵袭（例如租金、利息、无产阶级化、机械化），免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许多据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伤害。如果当革命真的到来时，它可能清除许多古代政体的最坏的罪恶，但是它极少成为农民进行反抗的目的。由于夺取国家的激进精英很可能在内心有着和他们以往的农民支持者不同的目标。他们会期待集体化的农业，而农民阶级则执著于小土地所有；精英们可能想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而农民阶级却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精英们可能为发展工业化而在乡村收税，而且他们几乎肯定会期待一个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强有力的国家。因此，像戈兰·海登那样敏锐的观察者很可能会发现，坦桑尼亚的农民阶级早期对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抗，同其当下对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的反抗之间有着明显的类似。[458]他提供了有关“农民生产方式”——通过消极怠工、将政府夺去的土地和工作私有化、通过规避、逃亡和“破坏”政府为自己的利益而实施的项目等方式——如何阻碍了国家计划的引人注目的论述。在越南也是如此，在南方和北方的革命完成之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同样在继续着。小块私有土地的暗中扩张，为了家户生产而从国有企业撤回劳动力，不向国家交付粮食和牲畜，国家信贷和资源被家庭和工作小组“挪用”，以及黑市的稳步增长，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形式下小商品生产的顽强性。[459]我已经分析过的这种顽固、持久和难以削弱的反抗形式或许正代表了真正持久的弱者的武器，在革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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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八章 霸权与意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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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变迁的原因，我用这种方式看待它——思想类似于一种议会，但其外部还有整个国民，而且大量的正在致力于变革的国民并不知晓议会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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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丹尼尔·狄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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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稍稍观察塞达卡阶级关系相当平静的官方表面之下的内容，人们不会轻易认为，穷人对他们的境遇是迷惑不解的。他们关于绿色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的说明同富人的描述全然不同。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以及富裕和贫穷的程度——这个看似直截了当的社会事实在这个共同体内存有异议。穷人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这样做时，便展现了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换言之，他们有能力对富裕农场主的虔诚和道理背后的东西进行洞察，有能力对资本积累、无产阶级化、边缘化的更宏大的现实加以理解。他们重视并操纵那些对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物质和象征利益有利的价值观。他们拒绝富人强加给他们的污蔑性特征。在镇压的恐惧和“经济关系的无声压力”造成的狭窄范围内，他们通过联合抵抗、不声张的罢工、偷窃和恶意的流言等方式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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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希望将这些来自塞达卡本土的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应该说，这对于阶级意识、神秘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研究的目标是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表达方式。正如左拉等人指出的，农民并不是简单地在盲目的服从和凶恶的愤怒之间摇摆，他们也不是从意识形态共谋直接走向敏锐的阶级意识。如果我们在精英所强加的行为一致的表象背后发现无数的匿名的反抗行动，我们也会发现，在象征的和仪式的顺从背后也存在着无数的意识形态反抗的行动。当然，这两种反抗形式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以更加细致的分析来考察这些问题——尽管这需要我们稍稍离开塞达卡几步——将有助于我们澄清这样一些争论，即，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设想，不仅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然而，在进入这些重大主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认清塞达卡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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