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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富裕村民而言，他们同样利用所有规范话语的弹性来最有利地表达他们自身、他们的权利主张和他们的利益。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问题略有不同。他们无法简单地否认旧有惯例及其背后的规范性预设，但他们同样不愿意放弃遵循惯例所要损失的利益。因而，他们很大程度上被推入一种“事实”的建构中，即他们可以声称原有的惯例已不再适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坚称收入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宣称这里所有人都在大致相同的立足点上种植水稻，并且断言那些明显贫穷的人的行为在道德上不具备获得任何同情照顾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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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意识形态地位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尽管它很少受到公开的挑战，但我们从穷人不留心作出的嘲弄性解释中可以得知，他们认为其没有说服力——更不用说具有霸权了。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事实上富人从不公开否认富人应该考虑穷人的需要这一原则——而是争论事实以及它们对特定情形的适用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不经意地“促进了——完全正式的——规范的保持”。[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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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塞达卡富裕农民的意识形态困境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的经济行为日益建立在新的市场机会的逻辑上，而同时他们的社会权威依然建立在传统的支配形式上。因而，他们面临着转向更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典性意识形态矛盾。[470]在新的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财富的社会性使用随之减少，进而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威就相应地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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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巫统结盟的大农场主和地主丧失了他们对于穷人的社会控制。过去，巫统对乡村的政治控制直接建立在较富有的家庭能够以经济依赖关系，特别是租佃和雇佣关系来实施的对小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控制之上。对巫统而言，依靠占比例较大的较富有的村民已经足够了；这样，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的村民自然也就被拉拢过来。随着对生产关系的“有机”依赖被拆解，随着利益不断地与对较贫穷村民的社会控制相脱离，地方权威的这些经济网络变得愈加脆弱。它们并未随之消失，但数量日减，益发不可靠。而且，那些依然保留下来的经济依赖关系现在日益紧密地被非个人化的市场力量——例如，现金工资制、契约租赁、全额且固定的经济地租——所组织，以致就系统化的社会从属而言产出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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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穆达地区稻田的不公平分配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不具合理性。毕竟，该地区大多数大片的土地都是通过抵押和其他精明的交易获得的，这些交易则是利用了小土地所有者周期性的贫困。正如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充分表明的，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地位带来的社会权威（与控制相对）的程度，只是建立在他们的财产满足贫穷村民对于租佃权、工作和救助的实际需求的程度上。[471]我正在强调的社会控制同财产的社会使用的联系，或许最好地体现在自称的慈善的例证中——扎卡特礼物、施舍礼物、偶尔的贷款和施舍。此类行动同时起到符号化和确认现存社会等级的作用。由于其非同寻常的可区别性和任意性，它们还用于挑选出“应受奖赏的”穷人给予优惠待遇，从而加强他们——至少公开地——对于从属规范的顺从。[472]一旦此类慈善背后的策略理性丧失其经济和政治力量，社会控制的主要元素也会失去。因此，许多村民为了自己的生计都开始极力“放纵”，并且，这正是富有农场主极力要加以合理化的。这种“自由”的结果给穷人带来经济痛苦，而为富人带来财政回报。但是，它们也瓦解了有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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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村里的大农场主丧失了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更不必担心他们会面对叛乱的农民。然而，已经发生的是他们的统治基础已经改变了。曾经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的控制，现在更多地基于法律、财产、政治强制、市场力量和政治资助。为了保证他们的信誉和投入，为了他们资助资源的提供，以及为了确保他们对于稀缺的土地和资本的持续控制的根本势力，他们使得自己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利益的纽带现在不可避免地将这个阶级与国家绑在一起，而这些纽带当然意味着，其成员在面对任何可能危及其权力和影响的事件（例如持续的不景气或重大的政治变革）时，变得越来越脆弱。颇具讽刺意味却又完全符合逻辑的是，这个阶级一直如此放心地与国家相结合，恰恰在此时，他们自身对于从属阶级的自发控制正在迅速地削弱。缺少了从早期的生产关系中生成的经济控制，缺少了令人信服的嵌于现实的习俗中的意识形态位置，这些精英在依靠国家所能配置的资助、利益和控制资源的基础上，也就只能孤身奋战、自主沉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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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穆达地区乡村人口中最贫穷的阶层不再是稻谷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假使他们在剩余分配的过程中不再必要，人们有理由提问：为何富有农场主还要不厌其烦地证明他们新的行为模式的正当性？为何还要对那些与农业制度几乎无关的人证明农业制度的合理？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的说法。其一，为富裕农场主的新行为提供的理由实际上相当草率、粗浅并且容易识破。它们无论如何很难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信服。其次，富有农场主自己也是早期农业制度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规范化观念的产物；如果他们选择用自己最为熟悉的范畴理解和解释新的安排，我们就不应该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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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可能想到，即使意识形态霸权作为稻作农业中日常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但它对于国家本身的剩余分配却举足轻重。我确信，甚至这个推断对于190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稻谷产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错误的。关于马来半岛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它们对取自于稻谷耕作者的系统占有的依赖是如此之少。稻田的税收总是最小限度的，而且当地的生产价格通常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即使在殖民时代早期，吉打州的财政岁入的大部分来源都不是乡村收入。例如，1918年和1919年，鸦片和赌博专营的“包税制”提供了地方岁入的主要来源。[473]国家从穆达平原的农民那里一直以来需求的并且以后也会需求的是价格合理的作为商品稻米的剩余部分，这些大米可以用来养活矿场、种植园和当时城市地区的工业劳动力。穆达地区绝大多数的小土地所有者现在而且一直与这一目标基本无关。我们只需回想一下，穆达地区大部分（大概3/4）在市场上销售的稻谷是由少数（11%）耕种面积超过10里郎土地的耕作者出售的。剩余部分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穷人劳动力来生产。并且这一劳动力并不被其他地方所需要。最近的估算表明，目前在种植园和城市中的现存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将大大超过这些领域可预期未来的人力需求。[474]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穆达地区，占农村人口2/3的最为贫困的那部分人，现在已经基本上与生产或占有过程不相关了，无论对富裕农民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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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和国家为证明其统治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努力，如果我们想理解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只看稻作农业地区的生产关系是徒劳的，因而我们必须关注政治领域。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家收入主要取自于进出口税、公司收入税、执照、特许、消费税和贷款。如果保守的马来精英要继续从经济与国家所提供的特权和机会中获利，作为基本的前提条件，就必须保持其对所在州的政治统治。在现行的半竞争性选举体制中，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大多数马来选民的政治支持。[475]马来人口占最大多数的吉打州和吉兰丹州恰恰也是水稻主产地区，它们的政治支持是必要的。在此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国家在发展计划、拨款、诊所、学校、贷款和基础建设等领域中所做的许多努力，都是着眼于政治支持的最大化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国家和执政党以向农村地区发放补贴的方式，在目前承担了将统治委婉化的任务。这一委婉化的实现当然是以富裕的、拥有土地的当地巫统精英为中介的。在任何事件中，对稻作农民的政治控制本身都不是目的，也不是证明直接占有方式正当性的手段。政治控制是占有的基本前提条件，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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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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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塞达卡阶级关系的考察相当有力地表明，和意识形态统治相关的霸权概念值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思考。我希望说明的是，此类重新思考不仅是在这一分析中所涉及的70个家庭的情境所需要的，而且也是在普遍意义上分析从属阶级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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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使用的霸权概念当然是来自杰出的意大利斗士、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476]自从他的狱中札记变得广为人知以后，大批有影响力的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包括阿尔都塞、米里班、普兰查斯、哈贝马斯以及马尔库塞）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过这一概念。这一分析传统可溯源至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篇章。其详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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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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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只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其背后的核心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从观念层面上看，其对物质生产力的控制与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媒体——的控制相同，使之可以传播那些可以强化其位置的价值观。简而言之，葛兰西所做的就是解释虚假意识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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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明的是，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顺从，是比制裁和强迫更为有效的阶级统治方式，这才是霸权的关键意涵。当然，霸权可能被用于指涉社会统治的全部综合。然而，此处是在其象征意义或者说理想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因为这恰恰是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之所在。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普遍性、深入性确保了社会和平，并将政府的强制性机器推至后台。唯有“当预期到危机将至、自发性认同失去效用时，国家才会公开诉诸暴力”[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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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即使详细解读葛兰西的观点，这种霸权的自发性和完整性究竟怎样仍不完全明晰[479]。有时，他似乎暗示霸权包含了对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动认可；有时，他又暗示这种认可是一种更为消极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社会秩序的主要特质仅仅由于已被给定而被接受。然而，葛兰西的确敏锐地指出了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区别。[480]例如，工人保卫其物质利益的具体行动可能代表一种激进的意识，但在思想层面——即霸权起作用的层面——由上层决定的、为社会认可的价值和观念的土壤会破坏掉这种初始的激进意识。费米亚写道，这一阻碍意味着“如果西方国家的大众仅仅采用自己的策略，他们是无力克服自身的知识和道德从属地位的……漫长而艰险的去神秘化历程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481]。因此，革命性政党的功能是给工人阶级提供其自身无法生产的概念工具和“批判意识”。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够打破资产阶级霸权，并用自身的霸权取而代之；葛兰西坚持认为，这一新霸权并非革命的后果，而是真正的革命的前提。[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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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解释为何《资本论》所述的资本主义物质矛盾并未在工业化的民主社会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葛兰西和其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分析。正是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持久生命力迫使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一关注点在很多方面都颇受欢迎并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它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形式的弊病，并且赋予广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能直接被解读为客观的、物质性的条件，毕竟，霸权和虚假意识这两个术语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明确认可。[483]但是，在为意识形态统治本身的分析开辟延误已久的空间的过程中，在我看来，葛兰西的许多继承者用某种意识形态决定论取代了他们试图规避的物质决定论。令人好奇的是，葛兰西自己的著作则较少招致这种指责，而那些追随这一传统的人（例如，米里班和阿尔都塞）的更为纯粹的、理论上的精雕细琢之作却引发了更多此类的批评。[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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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希望对霸权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神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概念加以说明，它们不仅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塞达卡的阶级关系，而且恰恰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对大多数情境中阶级冲突的理解。[485]接下来，我将相当简要地概括我还会展开详尽论述的内容的要点，这将有助于安排随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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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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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这种结论出自对负载权力情境中公开行动的表面观察，既忽视了“隐藏的文本”，也没有看到常规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关系压力”和压迫现实的实用性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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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据定义，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必然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它可以被用来对自身进行批判。群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在此意义上既可以在现行意识形态秩序的内部寻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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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几乎任何明显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普遍参与者的历史考察都表明，目标的确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尽管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团意识”并非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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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历史地看，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典型地是新的生产方式承载者——例如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如农民和工人的任务。因此，从属阶级经常被视为向后看的，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自己对早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以对抗由精英和/或国家所强加的新的和痛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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