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55081
1703255082
除了所谓的引起千禧年期待的非常规化危机以外，或许可以在大多数阶级冲突的核心中发现上述温和的权利主张。当条件允许时，这些小的诉求与更为暴力的、甚至革命性的行动并非互不相容。换言之，目的的温和不必然等同于手段的温和。任何霸权都必然做出承诺，社会秩序必然不能实现部分或全部承诺，可以说承诺和失信之间的鸿沟正是那些权利主张产生的原因。假如理解恰当，任何霸权意识形态本身在其内部都包含了矛盾和冲突的素材。
1703255083
1703255084
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只需求助于前面详细引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可。“统治思想（也就是霸权意识形态）不过是支配性经济关系的理想化表达。”葛兰西准确地意识到在支配性经济关系理想化的过程中包含了哪些要素，他对这一点的理解远远超过他的继承者：
1703255085
1703255086
毫无疑问，事实上霸权预先设定应该考虑到的群体的利益和取向，而霸权将行使于这些群体，霸权也应该形成某种妥协性的平衡——换言之，领导集团应该做出一种经济合作性的牺牲。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牺牲与妥协不能是实质性的；因为尽管霸权是道义——政治的，它同时也必须是经济的。[529]
1703255087
1703255088
因而，霸权意识形态需要把实际上是特殊的利益重构并表达为普遍的利益。如果它要成为制造认同的有效工具，就必须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它必须宣称它所维护的特权、地位及财产等制度不仅是为精英谋取利益，也是为从属群体谋取利益的，以此获得从属群体的顺从或支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出使从属群体受益的确定承诺，这些承诺将成为他们在主流社会秩序中同样重要的基础[530]。其次，正如葛兰西意识到的那样，如果统治阶级对获得顺从抱有一线希望，那么，他们必须至少部分地实现其承诺。也就是说，霸权并不仅仅是投给从属阶级的一块象征性的骨头；它也需要统治集团做出一些实际的牺牲或克制。
1703255089
1703255090
我们或许恰好可利用这些术语来理解在吉打地区双耕之前发展起来的、在很在程度上依然作为主导的规范性框架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农场主通过强调他们给村里其他人带来的好处——租佃权、薪资劳动、慈善、借贷、筵席、扎卡特——将其社会地位、财产和特权合理化。这一合理化过程被嵌于具体的经济实践中，并且为了其持续的统治，采取了适度的将其利益社会化的过程。就这一点来看，这种合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是否是斗争的产物并不重要，它们是否侵害了农业精英的基本利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将社会秩序理想化而赋予其合理性的过程，总是给其臣民提供了批判的手段、象征工具和思想，并且这种批判完全在霸权内部运作。因而，从属阶级在统治理想内部就可以获得一种批判性的力量，用于实现他们大部分的目标。阶级斗争最常见的形式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无法真正实现他们必须做出的含蓄的承诺。主流意识形态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抗其优先获益的工具，这不仅由于从属群体对那些暧昧不明的话语可以做出自己的诠释、理解和解读，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必须首先进行宣传的那些承诺。[531]
1703255091
1703255092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塞达卡发现的是一个正在消蚀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从未真正履行过诺言并且现在也不再为那些大耕作者带来利益。因而，这个正在消失、甚至衰退的传统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它的作用下，富人的合理性可能进一步丧失。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穷人现在发觉如此有用的意识形态武器却是早先流行过的，而且正是由那些富裕的耕种者和地主交到他们手中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决不是同意或和谐的保证。[532]
1703255093
1703255094
塞达卡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构并非不同寻常。例如，基诺维斯在他关于美国奴隶制的透彻分析中，展示了奴隶是如何利用合理性规范及其父权制意识形态——两者在实践中都被免于责罚地违背了——来表达他们对于生存、人道待遇和家庭维系等权利诉求的。正如在塞达卡，大部分对统治集团实践的批评都能够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文本中直接读出。[533]从团结工会运动所表达的对波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也可以确定地进行许多同类的分析。[534]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之外，如何去理解是什么导致了波兰针对政府的大部分市民社会的反抗呢？[535]波兰工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是，从官方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很难说是霸权）面前略过的现实——积习难改的特权与腐败、工人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准、党派官员的特供商店、对工人抗议的镇压，等等。这并不是说，奴隶或波兰工人都想象不出一个沿着不同路线运行的社会秩序。它只是表明，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其统治合理性而定义的意识形态，为最具毁灭性的批判提供了大部分的象征性素材，从而使其得以产生和维系。
1703255095
1703255096
相同的逻辑或许也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满的常规形式。尽管此类国家的工人更容易接触到激进的意识形态，但宽泛地说，大部分的对社会秩序的批评似乎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批评也是源自统治意识形态本身。[536]在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将精英领导层的社会道义同现实中的拉“关系”、偏袒以及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等进行对比；他们可以将“一人一票”的民主意识形态与法团（corporate）影响媒体和选举的现实进行对比；他们也可以将资本主义的慷慨承诺与周期性的萧条和失业进行对比。由激进的政党和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可能会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并且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但就我的目的而言，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激进批评实际上可能产生于任何一个从属阶级，这些从属阶级对统治意识形态了然于胸，而同时对日常生活中种种背离或忽视该意识形态许诺的现实又洞察无余。进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时就会发现：奴隶制、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甚至塞达卡的“农业父权制”等意识形态都可能成为一种刺激和激励，而并非霸权意识形态所假定的全身麻醉。[537]
1703255097
1703255098
嵌于任何所谓的霸权意识形态中的暗含的许诺，就其众多臣民而言，或许只不过是一种犬儒式的“保护”骗局。如果封建领主不是在保护农奴使之免受其他领主的伤害（那些领主和他一样具有掠夺性），那么，他们又是在保护农奴免受谁的伤害呢？当事实上是奴隶在养活他们自己和奴隶主时，又怎么能说是奴隶主为奴隶提供了生存“供给”呢？然而，这样的伪善是“罪恶支付给美德的礼物”，并且它们有着实际的结果。[538]在塞达卡，穷人按照旧有的农业规范处事，这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它们不仅是村民藉以进行实际思考的道德范畴，而且还是农民可以利用的并能使之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富人的意识形态资源。最后，通过谨慎地保持在可以接受的和熟悉的道德话语范畴之内，穷人将更加激烈的正面冲突的危险减至最小。
1703255099
1703255100
工团意识与革命
1703255101
1703255102
常识并不是同一而整体的概念，它随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即使在单一个体的头脑中，它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而且非逻辑的概念，它符合那些群众的社会和文化位置，它就是他们的哲学。
1703255103
1703255104
常识是多数人自发的哲学而且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连贯性，这仍然是必定的起点。[539]
1703255105
1703255106
对葛兰西等学者而言，激进变革的首要障碍存在于思想层面。葛兰西认为，由于“智识方面的从属性”[540]，工人阶级的思想大多是从统治群体那里获得的二手思想，因而无法超越一种关于他们自身处境的“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的概念。其结果形成的最多是某种集中于有限的具体利益的“工团意识”，而不是使激进变革成为可能的“革命意识”。当然，正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缺点定义了先进党派的智识角色。
1703255107
1703255108
这一立场背后有着诸多假设，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检验。首先，统治阶级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定义明确而且一致的共同意识形态。此处我不再详细考察这种说法，但有必要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能相当稀少——或许即使在那些思想形成体系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以什么作为标准来比较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否一致，这一点也不完全清楚。其次，一个更为明确的假设是，革命的行动只能从十分激进的意识中产生出来，这种意识不仅直接对抗统治意识形态，而且预期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即将出现。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行动者的意识来定义革命行动，这个假设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同义反复的。然而，如果我们不采用这一招数，一个并非革命性的意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统治阶级的迁就——即改良主义和/或“工团政治”，这样的假定是否正确呢？
1703255109
1703255110
在此我希望简要说明的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意识中存在的微小和有限的要求与达成这些要求所采取行动的种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可能有人会进一步和比较确定地认为，在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革命情境中，普通的行动者事实上是在为一些世俗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而战，这些目标原则上是与主流社会秩序相容的，但在实践中通常并非如此。换句话说，典型的革命性危机是由一些微不足道但却根本性的要求引发的，这些要求为许多人同时经历，并且由于它们受到阻断，因而只能经由革命行动才能达成。革命性危机的产生肯定有赖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我的直接关注之外，但是产生革命性危机不一定需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通人当中的革命野心。在此意义上，目标和手段并不相符。在一个层面上，这不过是常识；从属阶级的要求源自其日常经历及其所面对的物质生活。但这一平凡事物值得重申的唯一理由在于，许多理论讨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想象的意识形态要求强加于工人阶级意识。据我所知，那些要求从未被任何真正的工人阶级满足过。
1703255111
1703255112
让我们暂时返回到两种革命性情境，并考察每种背景下的工人阶级意识问题。巴灵顿·摩尔对一战后德国鲁尔地区工人的分析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夜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分析已经为此打下了基础，他自己就曾参与被他称为“发生于现代工业国家的最接近于自发性的无产阶级革命”。[541]
1703255113
1703255114
至于德国，摩尔在1912年前后对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行了开放式调查，他从这些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证据，这使得他能够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尽管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非常普遍，但工人的期待和渴望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的，而非公共性的或政治化的。这些最普通的愿望包括提高工资、食可果腹、适当的人道对待以及更高的要求——属于自己的房子和一些土地。这些都是工人阶级谨慎适当的期望，但在他们的行动层面却已经相当激进并且将更加激进。毕竟，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是少数，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显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熟知。即便是煤矿工人——他们在1914年之前就是工人阶级当中最富战斗性的部分——也“没有一丝一毫线索表明他们是革命情感的承载者”。[542]
1703255115
1703255116
种种证据一再表明，工人群众并不是革命性的。他们并不想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并用别的什么取而代之，尤其不想用那些由普通工人统治的社会取而代之。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愤怒，他们被逼入绝境并进行自卫性斗争……
1703255117
1703255118
但即使人们承认所有这些论点，从政治后果的立场来看它们并非真的至关重要。一般说来，革命性的目标都是由领导者强加给愤怒的群众的，这些群众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帮助摧毁旧有的社会秩序。我冒险地猜测，在任何成功了的伟大革命中，作为追随者的群众都不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要颠覆社会秩序的……
1703255119
1703255120
就愤怒的程度而言，人们很少因此而要求某些新生事物，人们只不过希望从旧有的制度中剔除那些令人厌恶和压制性的特性。[543]
1703255121
1703255122
如果我们将德国近似革命的背后的问题称做“生计”问题，并认为那只是适当处理的小问题，那么，正如摩尔所说，就是忽视了它们的重要性。[544]它们不仅对于走投无路的工人阶级来说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而且还由于产生于人们所感受到的正当性的愤怒而得到强化。事实上，公正地说，对那些小目标的不懈追求，部分地是因为它们看起来仍处于现存秩序的规范框架之内。这一时期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并不比塞达卡穷人的权利要求更具雄心或走得更远。革命的情境存在于前一个案例，却并未存在于后一个案例，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许多其他因素；然而，这与有无革命的阶级意识本身并无关联。
1703255123
1703255124
就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工人阶级要求的证据来自于位于欧洲的整个俄国的工厂委员会的自治要求。[545]它们再一次明确地反映出列宁所说的改良主义、工团意识。最普遍的要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其他的要求还包括废除计件工作制、最低额的加薪和解雇时支付解雇金。在工作场所，劳动者坚持主张管理人员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停止以从工资中扣除的方式随意罚款、提供饮食和卫生设施以及由工厂而非工人提供工具。他们最激进的要求显然是废除童工和停止性别歧视，但是，他们完全支持基于技术和经验的差别酬劳。这些要求本身很难说是那种预示着一场革命的要求。[546]正如摩尔所概括的：“这些要求的全部动力……在于改善工作条件，而不是改变它们……我们又一次看到，工人关于美好社会的理念……是缓和或消除了最不如人意的那些特征的现存秩序”[547]。
1703255125
1703255126
在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一些实例——例如墨西哥革命期间莫雷洛斯地区农民的要求和法国革命期间的《抱怨备忘录》（cahiers de doleances）——以增加证据的分量。[548]我们之所以从工人阶级中援引证据，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此阶级而非其他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革命意识。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仅革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义要求与革命性行动之间是相当兼容的。一个革命的先锋党派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必要性并非来自意识形态教导和提升从属阶级意识水平的需要。[549]对于普通人来说，革命性冲突通常是在现存霸权的边界之内生成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它所采用的手段是非同寻常的。这一观察至少对农民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适用。
1703255127
1703255128
正如霍布斯鲍姆非常正确地观察到的，“实际上，革命可以由那些并不否认现存的权力结构、法律、国家甚或是地主的合法性的农民造成”[550]。作为一个例证，莫雷洛斯的农民阶级仅仅是要重新获得甘蔗种植园从他们那里夺走的公共土地，而不是要摧毁种植园制度，更不是要改变墨西哥政体。然而，他们对收回自己土地的顽强坚持却有助于带来这样两个更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微小的、未经协调的琐碎反抗行动聚集到一个点上，就可能达到危及国家结构的地步。同样，细微的、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目标聚集到一起也可能达到成就革命的地步。
1703255129
1703255130
当然，仍有可能断言，某种形式的外部领导——例如政党、知识分子——对于将大量的叛乱转变为夺取权力并改变整个国家的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我不就这个特殊的问题加以阐述，我要说明的是：如果这一论点被接受，那么，究竟是从属阶级如果没有激进的知识分子就完全无能，还是激进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造反的群众便衰弱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理解的问题。然而，可以明确断言的是，作为通常理解的两个术语，“革命的意识”和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对于造成那些其领导者确信可以从中获益的革命性危机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
上一页 ]
[ :1.7032550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