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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目前来看，前工厂工人、工厂工人以及现代的革命性农民当中自发产生的观念主要是向后看的。他们力图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契约，因为那些契约经常是修补其特定职业中的特殊的和具体的不平的力量。[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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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可能讨论塞达卡正在被破坏的社会契约呢？倘若社会契约被理解为一套实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规范，倘若我们意识到不同阶级对这一契约的解释会有显著差异，倘若我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当这些契约被破坏时，穷人才创造出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契约版本，那么，我相信讨论就是可能的。对契约的违背几乎完全是经由大农场主而实现的，他们试图以此来增加回报，尽管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的机会是由国家建立的灌溉工程提供的。这些萌芽状态的资本家解雇佃农、增加地租、改变租佃契约和引进机器。正是他们逐渐取消了扎卡特、施舍、借贷以及盛宴等习俗。正是他们因此几乎取消了曾经对他们有利的稻谷收益的适度“公有化”。也正是他们日益垄断了国家补助和投入的供给以及村庄生活的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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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人因而发觉自身处于一种虽然有权但是反常的境地。先前使他们的财富、地位、领导权合理化的习俗已经被系统地瓦解，而这正是他们获得新财富的前提条件。他们的经济统治的实现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贫穷邻居的社会控制的丧失为代价的——他们打破了自身的霸权暗示着这些代价。与此相对照，穷人则发现他们的过去在意识形态上是大可利用的；它们对于维护先前农业秩序的规范和习俗来说都至关重要。在此情境中，区别两种传统是有益的：一种传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布迪厄将其称之为信念（doxa），并且由此人们并不把它视为一种传统而是看做就是如此；另一种传统，是为了服务于当下的利益而对过去进行的想象性重构。[552]穷人创造和保卫的正是后一种形式的传统。当然，它并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如果是凭空建构，它就很难具有任何意识形态价值——相反，它是对早先价值观和习俗的摹写，这种摹写是可辨识的但带有党派性，其目的在于使基本的阶级利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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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情境从根本上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那么，我认为，有关统治意识形态的论证将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建构。葛兰西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对任何从属阶级而言，其关键任务就是去创造一个最终能够改变社会的对立性霸权（counterhegemony）。[553]这种观点或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定价值，在那些社会中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就位。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正是资本主义历史性地改变了社会，并打破了现存的生产关系。即使随意地扫视一下历史记录也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打破先前的“社会契约”，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资本主义在早期帮助建立和维系了那些契约。因而，一种现存霸权的去神秘化至少经由两个同样重要的因素而实现，一是必不可少的对资本主义固有习俗的漠视，一是从属群体本身的“洞察能力”。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恰恰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来书写。圈地、农业机械的引进、工厂制度的发明、蒸气动力的使用、流水线的发展以及今日的计算机革命和机器人的发明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它们破坏了先前的有关工作、公平、安全、义务和权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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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资本主义的改造力量的这一背景——其激进地瓦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才能理解发生在塞达卡的冲突。雷蒙·威廉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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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它相继控制了一个又一个地区，它已经变得难以控制地骚动和不安，它只有立即离开某个地方才能使那个地方达到稳定，它留下了各种社会的和技术的碎片，破坏了人类的连惯性和安定，并且带着一贯追求新事业的傲慢自信继续前行。[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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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布莱希特宣称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时，他心里所思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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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从属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抗议行动的向后看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到完整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赋予了他们一个自卫的角色。如果他们为一个旧有的霸权辩护，那是因为原有的制度安排同当下的图景相比看起来要好一些，还因为它在早先的习俗中具有特定的合理性根基。保卫和经营业已被资本主义发展消解的社会契约，或许是农民和早期资本主义工人最持久不变的意识形态主题[555]——从英国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和掘地派到濒临灭绝的手艺人和纺织工，再到抵制使用脱粒机的“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叛乱。从以科贝特、佩因和卡莱尔等作为意识形态异端所代表的大众知识分子抨击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中[556]，同样可以发现保卫传统权力使其免受围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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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人们的抨击较少地直接指向资本主义本身，更多的是针对资本家的。对来之不易的先前制度安排的违背，在其受害者看来，是具体个人的无情的、故意的选择，而并非出自某种更大的制度逻辑的非人性化运作。正如埃利尔所描述的安达卢西亚劳工的案例那样，当仅仅涉及到经济理性时，受害者就会看到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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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失业现象，而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劳动者都把失业归因于土地所有者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观点确实有些实质性意涵。尽管如此，我们与其将失业看成是土地所有者一方的恶意，不如把它看成从企业个体的角度出发的经济理性的决定。[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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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层面看，将不幸的成因人格化完全不是一种误解。塞达卡或安达卢西亚的大农场主做出的决定——尽管可能受到经济逻辑的限制——显然也是有意识地个人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事物可能的其他方面，那些将这一问题人格化的人同样会意识到一个更大的事实：即使是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种社会创造，而不是一种实物。此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在狄更斯的小说还是塞达卡穷人的言说中，如果人们认为吝啬、贪婪以及冷酷无情显然是由人格化因素导致的，这将更容易引发愤怒和可能的行动；而如果人们将上述特性归结为非个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则引发愤怒和行动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人格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神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极具政治能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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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必然性意义上的征服对于产生有政治影响的道德愤怒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将他们的境遇理解并界定为人类不公正的后果：一种他们不必、不能、也不应该承受的境遇。当然，仅凭这种理解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来临。但是如果没有某些相当可观的道德愤怒的洪流，这样的变迁也不可能发生。[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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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塞达卡所观察到的人格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里所经历的资本主义转变的自然结果。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绿色革命的更为抽象的概念的受害者和获益者来说，体验本身是以非常个人化的、具体的、局部的、间接的方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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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假定，塞达卡的贫穷农民转而强调导致其困境的更大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更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像马来西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支持者）那样，强调诸如财富积累、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是偏袒富有农场主利益的，以保证对城市工业区廉价工资产品的供给）等问题，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人们能否想象打着“结束农业资本主义”或“打倒金钱关系”旗号的乡村抗议运动呢？当然不行。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太过抽象和遥远了；它们根本抓不住地方经验的本质。如果它们实际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那么可以想象，当乡村的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意识到塑造他们未来的显然是不可抗力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相反，把不幸归结为由个人化的、邪恶的因素造成，是可识别的个人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没有做到行为适当的后果，也是一种不全面的看法，但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完全有可能是唯一的能够并且已经成为日常反抗基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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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塞达卡反抗的起点如同历史上所有从属阶级反抗的起点一样：接近土地，牢牢地植根于日常经历的朴素然而有意义的现实。其敌人不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力量，而是真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被视为应当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行动者，而非抽象概念的承载者。反抗者所护卫的价值观念不但近在咫尺而且熟悉常见。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习惯和规范，这些习惯和规范在过去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显然有望减少或挽回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反抗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其价值观念一样地温和。穷人为获得工作、土地和收入而奋斗；他们的目标并未指向诸如社会主义等大的历史的抽象概念，更不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了。除非爆发了可能激起更大梦想的罕见的危机，通常他们用于达到上述目标的典型手段既谨慎又现实。倘若可以逃跑到边境或城市，他们也会那样做。当直接对抗地主或国家看起来是徒劳之举时，他们就会避免这种对抗。包括我们考察过的象征的反抗和物质的反抗，我们可以在两种极端策略之间的广大区域中发现日常反抗的所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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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反抗在人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要取得革命性的结果，也从未那样做过。但是，它们可能有助于革命性结果的出现，并且偶尔也的确引发了革命性结果。此类情形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革命在农民或工人阶级看来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结果，而毋宁是达到他们温和目标的必要手段。即使当从属阶级打出了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口号，它们对于普通民众和激进知识分子的意义可能全然不同。奥威尔关于1930年代英格兰工人阶级的论述对于一般的下层阶级来说几乎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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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工人……在完全的逻辑一致的意义上，极少或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普通工人（你会在周六晚上任何一个酒吧里遇见的那种工人）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比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劳动时间以及没人对你指手划脚更有意义。对于那些更具革命性的绝食游行者和被雇主列入黑名单的人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一种对抗镇压力量的战斗口号，是一种对未来暴力的含糊的威慑……但我仍然必须接触那些矿工、钢铁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筑路工人或者任何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人。[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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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察当然只不过是智力的劳动分工，人们可以在任何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中预期这一分工，这些运动可以是工人或农民源于物质生活现实的斗争，也可以是其视野投向更遥远的地平线的知识分子运动。在此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其他分工一样，不仅是一种恭维赞美，其中还包含着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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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事实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想象出一个关于总体性社会组织的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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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阶级的见解（小资产阶级或农民）是暧昧不清或缺乏创意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基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还同封建社会的残余息息相关。因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推进或超越资本主义，而是扭转资本主义的行动方向或至少阻止其充分发展。他们的阶级利益集中于发展的征兆，而不是发展本身。[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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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本来可以加上这样一点：工人阶级本身，也许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处于同一条船上。如果摩尔、汤普森、奥威尔和卢森堡都是正确的，工人阶级也要应对发展的“征兆”，如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指望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会出于某种原因而不再坚持世俗的目标，那些目标将有利于达到尚可忍受的物质生活和起码的尊严。相反，真正重要的在于，准确地了解这些目标和它们或多或少带着对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期望的顽强追求——这是以象征的和行动的方式对所有建立于农民和工人之上的、声称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全部社会秩序进行批判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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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将正确地察觉到一种关于革命性变迁前景的悲观主义，这些观点将系统地和确实地关注农民或工人阶级所主张的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尊严，却是他们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小小的愉悦和些许仁慈往往会鼓励革命主体的奋斗，如果革命连给予人们这种微小的愉悦和仁慈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无论它取得了何种成就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种悲观主义，唉，我以为，与其说是对多数革命国家中工人和农民命运的偏见，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评价——当命运寄托于革命的许诺时就让人读出了悲哀。[561]如果在这样的国家创建之前就很少发生革命，那么，现在革命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更加有理由说，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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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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