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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比如说，在1979到1980年的主要种植季，17户尝试播种的人家中有8户都来自按人均收入来说塞达卡村最富有的25户人家，只有3户人家来自村中最贫困的那25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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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采取播种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诺尔是一个富裕的村民，他耕种了6块相对分散的土地。分别建立6个育秧圃或者是在一个大的育秧圃里育好秧苗然后运送到分开的地块，这两种选择都既费时又费钱。所以，诺尔决定直接播种大部分土地。还有一两户采取播种的是耕种高地的农户。通常，高地的庄稼要种得晚些，高地庄稼也就会比大多数土地里的庄稼成熟得晚，因此高地收成受到的鼠害也就更严重。这些农户发现，播种可以使他们早点收割庄稼，从而使他们与周围的田地步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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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例如，“穆达二期项目”的操作手册有一个部分题为“推广与农业支持服务”，上面写道，“他（指稻米种植专家）对农业管理实践的持续发展负有全面的责任，农业管理实践包括更好地安排土地耕作，发展更好的耕作技术，比如直接播种的可能性”。虽然说是见微知著，但是在1983年，穆达农业发展局事实上并没有以“官方”身份推广直接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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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在这个解释中，我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机械化”。尽管这些机械化同联合收割机没有联系，但这些机械化实际上也降低了贫困家庭的收入。现在，摩托车替代了自行车把装满稻米的麻袋从码头或谷仓运送到主路上再用卡车载走，或直接把它们运送到磨坊去。这项被村民称为“塔里克”（tarik）的工作以前一般都是由自行车承担的。而自行车是比较大众化的，穷人和富人普遍都拥有自行车。这一工作对穷户意味着每一个种植季100马元到200马元的收入。现在，这项工作几乎都是由摩托车来完成的。而摩托车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塞达卡1979年有28辆摩托车，其中多于3/4的摩托车属于村中比较富裕的那一半家庭，只有1辆属于村中比较贫困的那25个家庭。因此，从这些有利可图的工作中获得的收益尽管依旧保留在村庄内部，但是，这些收益现在实际上是村中富户独占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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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从理论上来说，移民的年龄应该在45岁以下，尽管在实际情况下人们有可能通过行贿把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往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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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在1954年吉打州的干旱和歉收之后，此时许多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离开了村庄，到橡胶种植园和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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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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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自从1979年以来，“穆达农业发展局”已经开始向所有的农民——不管他们是不是农会成员——提供化肥，这进一步减少了农会成员的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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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玛·布扬和卡米勒是唯一例外的两个成员。玛·布扬是反对党伊斯兰教党的成员，没有偿还“穆达农业发展局”最初提供给他的贷款。玛·布扬之前为了逃债曾加入巫统。卡米勒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者，不过，他正在考虑加入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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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我们很容易解释其中的两个例外。一户是托·玛赫家，她是一名寡妇，不会参加一个几乎全部都是男性成员的组织；另一个是加扎利，虽然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巫统成员，但他也是村里最富有的伊斯兰教党地主的女婿，他希望尽量避免公共地把自己同当地的巫统精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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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实际上，这7户人家中的4户是一个扩展家庭：哈吉·卡迪尔、他的父亲、他的妹妹和妹夫、他的女儿和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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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其中一个例外是玛·布扬，他的特殊情况已经在前注中作了介绍；而另一个人是勒拜·侯赛因，他是村长哈吉·加法尔的大舅子，而他的儿子则是巫统地方支部的出纳。这两个例外的收入在村中基本上还是属于中等水平（分别排在第34和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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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从1979—1980年的主种植季开始，所有的农民都可以获得免费的化肥，这取消了会员享受的优惠；同时，这也使得向“穆达农业发展局”偿还贷款更加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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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要了解在非洲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参见Robert H.Bates, Markets and State in TropicalAfrica（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1），cha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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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侵蚀农会的会员基础，从而进一步削弱农会那早已空洞的声明：在穆达地区代表所有农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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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在最穷的20户人家中，8户巫统的成员平均获得了2次工作机会；而另外12户伊斯兰教党的成员平均得到了0.9次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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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参见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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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这10户是华喜德（#2）、曼苏尔（#9）、玛·萨里夫（#12）、萨马德（#17）、托·扎伊纳（#21）、阿里芬（#27）、哈伦·丁（#31）、勒拜·侯赛因（#35）、阿里·阿布杜尔·拉赫曼（#36）和托·奥马尔（#37）。其余6户之中的2户——拉扎克（#1）和巴克利（#7）——是最近才从伊斯兰教党转到巫统的。这2户毫不隐讳，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获得学校贷款、短期的公共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作等等方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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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用”kami”而非”kita”来表示主格宾格所有格的“我们”，使得这句话在马来语中达到了一语双关的功效。用”kami”表示说话者在强调谈话的对方不包括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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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当伊斯兰教党在某一段时间加入统治联盟的时候，伊斯兰教党的地方成员就会普遍感觉幻想破灭。虽然伊斯兰教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背叛，但它的成员还是痛苦地评论道：“拿督·阿斯里（伊斯兰教党的领导）正在拿（从字面上说是‘吃’）政府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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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Clive S.Kessler, 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
:Kelantan 1838—1969 （Ithaca
:Cornell Univ.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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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凯斯勒在吉兰丹州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许多结论也适用于吉打地区。就像他所指出的（同上，第125页），很多伊斯兰教党的领导人都来自各种级别的神学教师、宗教领袖、传统的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公务员以及拿执照的商人的威胁，觉得这些人似乎要取代他们。于是，一些被替代了的精英加入了伊斯兰教党的领导队伍。另外，就像凯斯勒提到的，伊斯兰教党也代表了“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各个激进的伊斯兰派别的复兴与结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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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这个平均数是被过分夸大了的，因为哈吉·沙利姆的儿子也是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哈吉·沙利姆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经营者，他占有45里郎的土地，而且严格来说居住在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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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巫统现任主席沙姆苏尔是政府开办的磨坊的雇员。会计塔哈曾经在地区政府办公室做过兼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阿布·哈桑曾经是农会的卡车司机。尤努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个执照，在市场上经营一个摊位。其他的5个人，包括副主席，都从农会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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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塞达卡在这方面可能比较特殊。一项对穆达地区大地主的调查发现，他们相对平均地分属马来西亚的两个政党——巫统和伊斯兰教党。参见以下精彩的研究，Mansor Haji Othman，“Hak Millik Tanah Padi dan Politik di Kedah”（Master’s thesi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1978），chap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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