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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下，人们生活在这一国土上的多民族社会中，相当多的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族的儒学规范，那么，其社会结构与汉族社会相比表现出那些异同？如我所调查的蒙古族，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因此，仅研究单一民族的问题，已显得远远不够，且不能反映社会的事实基础，需要我们从民族间关系、互动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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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为方法的华南》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标题有点怪，其实我有我的说理方式。一是区域的研究要有所关照，比如弗里德曼对宗族的研究成为东南汉人社会研究的范式[9]，他在后记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中国社会的研究如何能超越社区，进入区域研究。有很多不同国别的学者来研究华南社会，华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中国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基础，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并且，它又能把静态的、动态的不同范畴包含进来。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如何进入区域是一个方法论的扩展，用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人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何来扩展研究视角，如何进入区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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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民俗的概念如何转化成学术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杨国枢和乔健先生就讨论中国人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命题在今天还有意义。当时只是讨论到“关系”“面子”“人情”等概念，但在中国社会里还有很多人们离不开的民间概念，例如分家、娘家与婆家。还有像我们很常用的概念，说这人“懂礼”。那么，懂礼表现在哪些方面？背后的观念是什么？还比如说这人很“仁义”，又“义”在何处？这些都是中国研究中很重要的方面。藏族的房名与亲属关系相关，还通过骨系来反映亲属关系的远近。这些民俗概念还应该不断发掘。又比如日本社会强调“义理”，义理如何转换成学术概念？义理与我们的人情、关系、情面一样重要，但它体现了纵式社会的特点，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书中也提到这一点。[10]民俗概念和当地社会的概念完全可以上升为学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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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涉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问题。就像费先生说的要“进得去”，还得“出得来”。一进一出如何理解？为什么跨文化研究和对他者的研究视角有它的道理，其实就是相当于井底之蛙的概念，在井里面就只能看到里面。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说法，都反映了这些问题。中国人这些传统智慧恰恰是和我们讨论的他者的眼光或跨文化研究是一体的，判断方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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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要扩大田野。田野经验应该是多位的、多点的，这很重要。部分民族志之所以被人质疑，是因为民族志的个人色彩浓，无法被验证。但是如果回到刚才所讨论的人类学学理框架里面，回到人与问题域的关系的状态里面，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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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的意义，就是将民族研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取向以经验研究加以表现。行文至此，恩师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夏天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的“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话语，又回响在我耳畔。费先生强调，“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它的特点长处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要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这是中国的传统。”这也正是先生所倡导的“阅读无字社会之书”、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的人类学的真谛所在。在这条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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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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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载《费孝通全集》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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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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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143～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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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rholm，Tomas and Ulf Hannerz.Introduction：The Shaping of National An-thropologies. Ethnos 47，19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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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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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飚：《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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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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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eedman Maurice.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Athlone Pres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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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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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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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胸牌上写着“谭同学”三个字，我以为是一位姓谭的研究生在做会务。等到这位姓谭的“同学”和我说话时，我才逐渐意识到，他的名字就叫谭同学，是当年3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出站任教的老师。从此以后，我与谭同学的交往慢慢多了起来，几次到中山大学，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而他每次到北京，也都要和我联系。虽然这位谭老师的学问在不断进步，渐渐已经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但人如其名，他始终像学生一样，谦逊好学，从不懈怠。摆在面前的这本《双面人》，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田野调查之后，完成的一部“村庄史”的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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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研究对象，是位于粤西的一个镇及其程村。读着书中的乡村史，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读《陈村》的感觉。《陈村》的研究对象同样是广东的一个村庄，是三位研究者尚在很难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研究时，通过大量访谈陈村的香港移民而写成的，属于最早研究大陆当代村庄史的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很费劲地找到赵文词等人合著的《陈村》英文版。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村庄史研究，当时非常兴奋，如饥似渴地把它读完了。当时在国内还很少看到能够如此细腻地“还原”一个村庄的当代历程的著作。我当时觉得它非常了不起，自己以后的田野研究，也受到了《陈村》的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的类似著作已经非常多了，有大量的博士生在田间地头寻找着他们的研究目标。一部描述性的村庄史已经很难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更期待研究者能够从田野研究中发现更多新的视角，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论突破。谭同学的研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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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成三部分：文本、阅读、反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本身就是对人类学村庄研究的一个反省，因为它其中触及这样一个实质问题：一本民族志的首要任务，是要还原村庄生活的全貌，还是要给它做出理论总结？人类学研究的生命首先在于鲜活的故事，故事的意义，需要理论阐释与分析来点出，但理论又往往会破坏故事的内在丰富性。在微妙的现实生活面前，任何理论总是蹩脚的；但若没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又与一本乡村小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仅仅把田野中大量鲜活的故事当作理论阐释的论据和例证，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就会被严重割裂；而我们总希望研究者在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故事之后，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超出故事之外的东西。相信很多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两难，应星在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即一方面完整叙述故事本身，另一方面独立进行理论的分析。谭同学的这个三分结构，正是应星研究方式的发展。他的“文本”部分占全书的约一半篇幅，是对“村庄史”的全面描述，“阅读”部分是从若干个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反思”部分则是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提升。这样的写作结构透露了作者的理论野心与洞见，也是使本书区别于时下众多的村庄史研究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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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既不像应星的研究那样，聚焦于一个矛盾相当集中的抗争性事件，也不像我本人的自杀研究那样，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更像《陈村》，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面对这样的研究范围，这当然是一种更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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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第一部分，集中写了六类人的传记（若细分年轻一辈的故事，也可说是十类人的传记），是这部乡村史的经；而第二、三部分的理论思考，则是全书的纬。因而，这些传记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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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最先写的是长期掌权、晚年却变得贫困的集权干部程成仁，随后写的是起初积极投身政治、后来却经商致富的农民老板程守义。这两个人的故事，据说是程村的“本纪”，基本上勾勒了以程村为中心的乡村历史的主线。两个人的经历，都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的各个阶段，相互之间是对头，最终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21世纪，最终的结局截然不同，但两个人最终却走到了一起，在程成仁寂寞贫穷的晚年中，最关心他的却是当年的对头程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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