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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要扩大田野。田野经验应该是多位的、多点的，这很重要。部分民族志之所以被人质疑，是因为民族志的个人色彩浓，无法被验证。但是如果回到刚才所讨论的人类学学理框架里面，回到人与问题域的关系的状态里面，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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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的意义，就是将民族研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取向以经验研究加以表现。行文至此，恩师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夏天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的“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话语，又回响在我耳畔。费先生强调，“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它的特点长处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要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这是中国的传统。”这也正是先生所倡导的“阅读无字社会之书”、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的人类学的真谛所在。在这条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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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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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载《费孝通全集》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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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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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143～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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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rholm，Tomas and Ulf Hannerz.Introduction：The Shaping of National An-thropologies. Ethnos 47，19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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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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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飚：《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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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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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eedman Maurice.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Athlone Pres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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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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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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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胸牌上写着“谭同学”三个字，我以为是一位姓谭的研究生在做会务。等到这位姓谭的“同学”和我说话时，我才逐渐意识到，他的名字就叫谭同学，是当年3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出站任教的老师。从此以后，我与谭同学的交往慢慢多了起来，几次到中山大学，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而他每次到北京，也都要和我联系。虽然这位谭老师的学问在不断进步，渐渐已经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但人如其名，他始终像学生一样，谦逊好学，从不懈怠。摆在面前的这本《双面人》，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田野调查之后，完成的一部“村庄史”的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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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研究对象，是位于粤西的一个镇及其程村。读着书中的乡村史，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读《陈村》的感觉。《陈村》的研究对象同样是广东的一个村庄，是三位研究者尚在很难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研究时，通过大量访谈陈村的香港移民而写成的，属于最早研究大陆当代村庄史的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很费劲地找到赵文词等人合著的《陈村》英文版。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村庄史研究，当时非常兴奋，如饥似渴地把它读完了。当时在国内还很少看到能够如此细腻地“还原”一个村庄的当代历程的著作。我当时觉得它非常了不起，自己以后的田野研究，也受到了《陈村》的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的类似著作已经非常多了，有大量的博士生在田间地头寻找着他们的研究目标。一部描述性的村庄史已经很难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更期待研究者能够从田野研究中发现更多新的视角，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论突破。谭同学的研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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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成三部分：文本、阅读、反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本身就是对人类学村庄研究的一个反省，因为它其中触及这样一个实质问题：一本民族志的首要任务，是要还原村庄生活的全貌，还是要给它做出理论总结？人类学研究的生命首先在于鲜活的故事，故事的意义，需要理论阐释与分析来点出，但理论又往往会破坏故事的内在丰富性。在微妙的现实生活面前，任何理论总是蹩脚的；但若没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又与一本乡村小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仅仅把田野中大量鲜活的故事当作理论阐释的论据和例证，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就会被严重割裂；而我们总希望研究者在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故事之后，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超出故事之外的东西。相信很多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两难，应星在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即一方面完整叙述故事本身，另一方面独立进行理论的分析。谭同学的这个三分结构，正是应星研究方式的发展。他的“文本”部分占全书的约一半篇幅，是对“村庄史”的全面描述，“阅读”部分是从若干个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反思”部分则是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提升。这样的写作结构透露了作者的理论野心与洞见，也是使本书区别于时下众多的村庄史研究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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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既不像应星的研究那样，聚焦于一个矛盾相当集中的抗争性事件，也不像我本人的自杀研究那样，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更像《陈村》，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面对这样的研究范围，这当然是一种更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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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第一部分，集中写了六类人的传记（若细分年轻一辈的故事，也可说是十类人的传记），是这部乡村史的经；而第二、三部分的理论思考，则是全书的纬。因而，这些传记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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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最先写的是长期掌权、晚年却变得贫困的集权干部程成仁，随后写的是起初积极投身政治、后来却经商致富的农民老板程守义。这两个人的故事，据说是程村的“本纪”，基本上勾勒了以程村为中心的乡村历史的主线。两个人的经历，都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的各个阶段，相互之间是对头，最终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21世纪，最终的结局截然不同，但两个人最终却走到了一起，在程成仁寂寞贫穷的晚年中，最关心他的却是当年的对头程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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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章“知识分子”，写了程守德和程守智两兄弟，因为他们“一家人”都被认为是程村的知识分子。两兄弟是读书人，身上具有农村知识分子的很多特点，最终要么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地方政治，要么是积极参与宗族事务，诠释着这个自称是程明道后人的理学之乡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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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官员”一章写的是程成信的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属于程村的“本纪”。但与前面几个人不同，生于1950年的程成信，明显属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种干部。他有过当兵的经历，但转业后却回到了村里，靠程成仁带着逐渐进入仕途，而他所面对的已经完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政治格局，与程成仁一代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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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章传记写的是一般老百姓：“普通农民”和“年轻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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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41年的“普通农民”程守宽，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六十多年的乡村历史。他既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的武斗，也经历了改革以来的挣扎，直至错过了发财的机会，而最终在不公平的现实中，徘徊于各种宗教（场所），与村庄精英们的生活形成一种补充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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