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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承认。那个时候他不承认，现在还是不承认。他说“没有”，（程）守宽也说“没有”。但（程）守宽思想上是跟他站一队的，这个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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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陈林，即是原江北生产队队长，在“四清”运动中被查实伙同该生产队保管员多吃多占粮食过千斤。此外，更让社员气愤的是，他将本来应该发给群众的油票，“卡”了一部分在自己手中，他自己用不完又怕被人发现，竟然将它们烧掉。程守宽、程守智后来在回忆中感叹道：“自己多吃多占，终归还能理解啦，肚子饿嘛。他用不完的，宁愿烧掉也不给我们，就太过分啦。”陈林被解除职务，并被勒令退赔生产队的粮食，但并未如程守宽、程守智等社员所想的那样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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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陈林被查之后，程成仁重回程村大队当支书。他给程村大队带来的新政策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要重点防范和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坏社会主义”。程成仁自己当然没有权力制定政策，而且同时执行新政策的还有“四清”工作队，不少社员却将这种变化，看作是程成仁回程村大队当支书的结果。例如，程守智就认为：“他回来当支书了，就救了陈林。他（陈林）是他提拔上去的啦。你看他对别人，就很‘左’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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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程成仁在“四清”中的“左”，不少村民都提到过“吹黑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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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黑灯”是一种打人的办法。最早发明“吹黑灯”的人，据说是渡桥公社的干部，3～5个干部在与“地富反坏右”谈话时，其中有人吹灭煤油灯，然后殴打谈话对象，事后被打者也不知具体被谁所打。用程村人的话来说，如果知道是谁打的，往后还可以防着点，“吹黑灯”就是让人“防不胜防”。最早把“吹黑灯”用到程村的“四清”工作中，据很多村民说，应该是程成仁，因为他在公社工作过，知道这一套办法。但程成仁并不承认这一点，在跟我聊到此事时，他说是当时的治保主任程成功想出来的办法。不管如何，程村人对“吹黑灯”有一种恐惧感，我在江北自然村曾访谈过几个挨过打的村民，都说怕挨打。其中一位说道：“能不害怕吗？被打了几次，后来见着干部就有点怕，躲得远远的。平时做事小心又小心，免得被抓到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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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村民的回忆中，程守义可能是唯一没有参加“吹黑灯”的大队干部，而程成功则确实经常参加。但每说到程成功，以及程成仁否认曾“吹黑灯”打人时，村民都认为，主要原因是程成仁“左”，他是支书，程成功最多只能算他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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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功有两个哥哥，但当年他们关系并不好。据他大侄儿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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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个阿叔看不起我们家的，觉得我老窦（爸）太老实，没用。对我阿伯也不好。他一表人才，又是党员，当治保主任，你想想多威（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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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窦和阿伯开始对他还是很好的啦，大人不记小人过啦。都是兄弟，总得操心他的事情啊。给他说亲，很多人愿意做媒，很多人愿意嫁给他。他就是不要，挑来挑去，最后就耽误了。条件好的够（得）不到，条件差的他看不上。他以为当官能威（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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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清”起，程成功就成了程成仁的“好搭档”“好助手”（程成仁语）。在普通社员看来，尤其在被“吹黑灯”的人眼里，他却是程成仁的“跟屁虫”“好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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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陈林多吃多占的事情，程成仁用人确实不敢再照顾与之私交太好的人。例如，程立国原本在江北生产队是记工员，后来该生产队分为三个小生产队，他仍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对此，程立国还曾经对程成仁发过牢骚。但程成仁表示，正在风头上，他也没办法。与此同理，他在南塘、北塘生产队的两个结拜兄弟，因不善于做记工员，于1962年生产队规模调整后，被其所在生产队社员投票、由他人所替代，而程成仁也未发表意见。对此，程成仁回忆说，“当时在（公社）鹅场，（程村）大队的事，我插不上话……年轻的时候，关系是可以，后来也淡了，时代不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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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65年，程成仁确实又照顾了程立国一次。该年征兵时，程立国的长子程成恒体检合格。但由于程村大队体检合格的青年多达20余人，而武装部给的指标只有5人，在从中作选择时，政治出身成为首要条件。可除去10来个“中农”子弟之后，仍存在竞争。此时，程村大队党支部的意见变得十分重要。程成仁为程成恒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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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四清”运动的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变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按照程成仁的理解，重点应该是“清思想、清政治”，因为“清经济没什么可清的了。原来的‘四不清干部’，该清的都已经清过了，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人有经济问题的”。“四清”工作队仍驻扎在程村大队，但除了隔三岔五地组织开会搞政治学习，以及时不时把原来已经批斗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再批斗一番之外，没再另外抓人。在我调研过程中，只有少数人还记得，有一次“差点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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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起因于第一生产队的一片山林（含旱地）。1949年前，这片山林属于程姓宗族某房的“太公山”，其成员包括江北自然村一部分村民（这部分村民后来属于第一生产队，但第一生产队还包括原来其他房的宗亲）。不过，这片“太公山”并未埋葬过祖先。在“大跃进”时期，江北生产队（后为第一、二、三生产队）社员在山林中开垦了2亩多旱地种红薯。1965年，身在第三生产队的程成仁认为，该山林位于第十生产队（属南塘自然村）的山林中，是一块“飞地”，不便管理。于是，程成仁提议将该山林划给第十生产队。这个决定引起了第一生产队社员的不满，身在该队的程守宽在江北自然村祠堂（时为第一、二、三生产队办公室和仓库）门口，当面大骂程成仁“神经病”。程守宽质问程成仁（回忆语），“为什么要把一队的山、地划给十队？你自己又不是一队的，凭什么划？凭什么不经过一队社员同意就划？”两人发生激烈争执之后，程成仁认定：程守宽就是个“坏分子”，思想上、政治上有问题，要抓起来。并且，程成仁翻出“旧账”，说程守宽一年前在陈林“四不清”的问题上，就“说过组织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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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程村大队支部会议上，程成仁将程守宽作为“坏分子”批斗的提议，遭到了程守义反对，最终不了了之。对此，程守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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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程成仁）说要处理（程）守宽。我就说，（程）守宽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脾气是差一点。不过，就算是顶撞干部，主要也就因为脾气差一点，政治上还是可靠的，不会是坏分子。再说，本来现在的政策也是提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嘛。他为他们生产队争，又不是为他个人的事争，而且也还是有依据的，不是乱来的啦。当然，大队应该也有这个权力，小小调整一下（山林权属），我不反对，毕竟还是“三级所有”嘛，大队也算一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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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件事情，在我调研过程中，程守宽曾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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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程成仁）是不该从公社（鹅场）回来的。原来威信很高的啊，就算得罪人也是小事，过了就过了，大家都不计较了。“四清”就真的开始得罪人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小事了，都是真刀真枪地批斗啊。有些人气量大点，后来就不计较了，但有的人气量小点，就计较了……你要说（他）人很坏，也说不上，就是太老实、太“左”，上面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你说这个“四清”啦，他不去批斗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却来拿我们这些普通社员出气，有什么意思？不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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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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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四清”工作队从程村大队撤走，政治意见纷争进一步升级，“革命积极分子”纷纷宣称自己“革命”，而别人则属于“保守”的“保皇派”。在渡桥公社及附近地区，人们总体上分成了“东风派”和“红旗派”，前者寓意“东风压倒西风”，源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革命”口号。程村大队的农民普遍宣称自己属于“红旗派”，其中也包括程成仁这样的干部。与程村大队一江之隔的渡桥圩镇属于渡桥居民大队，居民是城镇户口（但1956年后嫁入该大队的农村籍妇女仍为农村户口），在这场运动中多数人宣称自己属于“东风派”。此外，渡桥公社干部也大体上属于“东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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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在“红旗派”与“东风派”争论中，基本上很少发言。至于公开的活动，他更是从不参加。这使得不少“红旗派”的人认为，程成仁只是嘴巴上说自己是“红旗派”而已，实际上是个“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例如，后来成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的程守义至今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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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程）成仁只想当他的官。他是最实际的，上面是什么立场，他就什么立场。公社干部都是“东风”（派）的，他当然跟着他们走。但是在程村，他又没办法，只好说自己是“红旗”（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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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本人对此回忆道，他其实对派别纷争没兴趣，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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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队支书，整个大队的人都说是“红旗”（派）的。我能说不是吗？（如果说不是）领导工作怎么做啊？冇办法啊。公社领导都是“东风”（派）的，我在工作中也不能跟领导顶啦，也冇办法啊……生产不能停啊，生产还要抓啊。那我就只好尽量不说话啦（不参与派别斗争），只抓我的生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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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红旗派”与“东风派”在渡桥圩镇发生武斗，程村大队被枪杀一人。事后，程村“红旗派”的几个积极分子筹集了一点油票、布票给其家人，以作“革命补偿”。程成仁对此没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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