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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指“不行”。此处暗含“性能力不行”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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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口蹄疫病毒所导致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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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85年4月,渡桥乡改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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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意指“两手空空”,因香蕉串形状如手而得此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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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种廉价香烟,2015年底在渡桥镇的零售价仍为每包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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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土所与城乡规划所合署办公,当地干部和群众常统称其为“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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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三章 农民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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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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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程守义常被人叫作“老板”或“大老板”。其实,在今天的程村,比程守义富有的老板还有好几个。但由于他致富比较早,这一称呼已成习惯。刚开始接触时,让我很惊讶,“大老板”程守义原来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造反派”“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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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生于1942年,在“五服”同宗兄弟中排第六,小名也叫“阿六”。但若说更亲密的堂兄弟,程守义则没有。他爷爷只生有他父亲一个儿子(另有两个女儿),而他父亲也只有他这一个儿子。据程守义回忆,姑妈和姐姐由此都待他很好(其中一个姑妈于1949年前嫁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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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农”出身的程守义从渡桥中学初中毕业,担任了程村大队团支书。在当时的程村,这虽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职位,但主要分管青年公共活动及“青年(劳动)突击队”的事情,并不是核心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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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四清”工作队来到程村。其中,有2位工作人员是广州某大学老师,也比较年轻。他们到程村后不久,就发现和程守义谈得来。从程村的农业到国家的革命形势,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薛丁山征西》等,程守义和这两位老师都能聊到一块去。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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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想不到在这样的农村还有人看过这么多书,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们夸我理论水平高。主要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看过很多书的,找各种各样的人借书看。因为谈得来,我们有事没事就凑在一起……八几年(1980年代),我到广州去,还去××大学看过他们。(他们)热情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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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清”工作队认可了其能力和水平,并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程守义于1966年初实现了入党的愿望。工作队中一个大学老师还担任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次年,程守义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了程村大队副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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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自从程成仁回到程村大队工作起,程守义即与之观点不太一致。在程守义看来,程成仁因为文化程度不够,做事墨守成规,不懂得变通,尤其不善于为程村大队在渡桥公社争取利益。但最开始,程守义并未提出过明确反对意见,直至在如何处理陈西婚外性关系的问题上与程成仁发生公开的分歧。种种细节让程守义认为,程成仁在业务上并不优秀,甚至有些地方不合格,只会执行公社干部的命令,而在搞政治运动时,却善于喊“革命”口号、拿起“棍子”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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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见纷争厉害的时候,渡桥周边地区从总体上分为“红旗派”“东风派”。程村大队农民宣称属于“红旗派”,其中参与活动较多的积极分子约有100人,全部是年轻人。经程守义提议,他们还专门给程村大队的“红旗派”取了名字,叫“太阳升”,取意于“东方红、太阳升”的“革命”歌曲歌词。自1967年5月起,他们认为渡桥公社干部所在的“东风派”不够“革命”,属于“保皇派”。渡桥圩镇的居民大队的居民宣称属于“东风派”,并指责“红旗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真正的“保皇派”。渡桥居民大队“东风派”的积极分子约50人,也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木材加工厂和红砖厂的工人。他们与渡桥公社干部的“东风派”属于不同的组织,但关系密切。在同样位于渡桥圩镇的渡桥中学,师生们也宣称属于“红旗派”,取名为“旭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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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派别只是一个团体的总称,内部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严格地说,它们并没有正式的领导人。不过,总有些特别突出的积极分子,会被认为是“头头”。例如,在“太阳升”当中,程守义的身份就颇为特殊。他是年轻的大队干部,有一定号召力,平时做事,就有不少人愿意听他的。因此,程守义不约而同地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成了“太阳升”的“头头”。其他干部,如程成仁也宣称是“太阳升”的成员,但从不参与“太阳升”的集体活动,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来“仅仅是政治表态,实际上跟‘太阳升’没关系”。在“太阳升”中,程守德和程守宽比程守义大一岁。1966年下半年,程守德从山塘中学调到程村小学教书。在“太阳升”的公开活动中,他很少抛头露面,但私底下出谋划策较多,人称“黑参谋”。程守宽是个突出的积极分子,但谋略较少,人称“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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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太阳升”与渡桥居民大队“东风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武斗(后被称为“七一六事件”)。在这场武斗中,程守义无形中又担当了“太阳升”领导人的角色,从此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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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六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在此前的几天,渡桥中学“旭日升”在圩镇上游行时,遭到了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东风派”的殴打,其中一人受伤。对此,在接受我访谈时,无论是当时的“东风派”成员,还是程守义、程守德这样的“红旗派”成员,都认为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不对,因为未成年的初中生根本不是身强力壮的工人的对手。程村“太阳升”决定要大力支持同属“红旗派”的“旭日升”。时值农闲,“太阳升”联合“旭日升”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渡桥公社领导缉拿殴打学生的“凶手”。但是,由于渡桥公社干部多属“东风派”,他们非但没有答应“太阳升”和“旭日升”的要求,反而给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工人配备了十余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用于保护生产和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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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程村“太阳升”在程守义的带领下,带着土制手榴弹、炸药和匕首等武器再次到圩镇游行。当队伍游行至公社大院门口时,受到了“东风派”的包围和攻击。程守义不得不让“旭日升”的成员带着一起游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躲进渡桥中学,同时组织“太阳升”骨干成员向相反的方向“冲锋”。程守宽拿着土制手榴弹突围,“太阳升”大部分成员得以撤回程村。“东风派”的一个人试图趁着手榴弹烟雾的掩护冲向“太阳升”,结果被自己队伍里的步枪击中死亡(事后检验时,子弹成了证据)。在当时,“东风派”的成员误以为此人死于“太阳升”的手榴弹爆炸,于是改威慑性的射击为直接向“太阳升”人群射击,“太阳升”的一个成员在圩镇通往程村的木制渡桥上被击中落入梧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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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及少数几个骨干来不及过桥撤回程村,选择了逆江而上逃往梵城。梵城的派系斗争激烈程度稍弱一点,未有武斗,而且斗争双方虽为不同的组织,却都是“红旗派”(相互指责对方为“假红旗派”)。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程守义等人受到了梵城斗争双方的欢迎和优待。不久后,梵城“红旗派”将程守义等人转移到梧县另一个由“红旗派”主导的公社。在风声不紧之后,该公社“红旗派”再让人送程守义等人回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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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事,程守义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不久之后,关于停止武斗的命令由中央经地方传到渡桥公社。梧县“革委会”还提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可能当时县里的‘革委会’是这么考虑的。既然是‘大联合’,由‘东风派’在政府中作‘一言堂’就显得不合适了。”在“革命大联合”的政策下,作为有影响的“红旗派”“头头”,程守义进了梧县“革委会”。同时,程村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因在斗争中属于“旭日升”,也作为“红旗派”的代表提拔为渡桥公社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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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梧县“革委会”后,程守义并没有实权。不过,程守义很乐意保持这种状态。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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