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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革命”派别只是一个团体的总称，内部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严格地说，它们并没有正式的领导人。不过，总有些特别突出的积极分子，会被认为是“头头”。例如，在“太阳升”当中，程守义的身份就颇为特殊。他是年轻的大队干部，有一定号召力，平时做事，就有不少人愿意听他的。因此，程守义不约而同地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成了“太阳升”的“头头”。其他干部，如程成仁也宣称是“太阳升”的成员，但从不参与“太阳升”的集体活动，被其他积极分子看来“仅仅是政治表态，实际上跟‘太阳升’没关系”。在“太阳升”中，程守德和程守宽比程守义大一岁。1966年下半年，程守德从山塘中学调到程村小学教书。在“太阳升”的公开活动中，他很少抛头露面，但私底下出谋划策较多，人称“黑参谋”。程守宽是个突出的积极分子，但谋略较少，人称“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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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太阳升”与渡桥居民大队“东风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武斗（后被称为“七一六事件”）。在这场武斗中，程守义无形中又担当了“太阳升”领导人的角色，从此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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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六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在此前的几天，渡桥中学“旭日升”在圩镇上游行时，遭到了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东风派”的殴打，其中一人受伤。对此，在接受我访谈时，无论是当时的“东风派”成员，还是程守义、程守德这样的“红旗派”成员，都认为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不对，因为未成年的初中生根本不是身强力壮的工人的对手。程村“太阳升”决定要大力支持同属“红旗派”的“旭日升”。时值农闲，“太阳升”联合“旭日升”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要求渡桥公社领导缉拿殴打学生的“凶手”。但是，由于渡桥公社干部多属“东风派”，他们非但没有答应“太阳升”和“旭日升”的要求，反而给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工人配备了十余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用于保护生产和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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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程村“太阳升”在程守义的带领下，带着土制手榴弹、炸药和匕首等武器再次到圩镇游行。当队伍游行至公社大院门口时，受到了“东风派”的包围和攻击。程守义不得不让“旭日升”的成员带着一起游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躲进渡桥中学，同时组织“太阳升”骨干成员向相反的方向“冲锋”。程守宽拿着土制手榴弹突围，“太阳升”大部分成员得以撤回程村。“东风派”的一个人试图趁着手榴弹烟雾的掩护冲向“太阳升”，结果被自己队伍里的步枪击中死亡（事后检验时，子弹成了证据）。在当时，“东风派”的成员误以为此人死于“太阳升”的手榴弹爆炸，于是改威慑性的射击为直接向“太阳升”人群射击，“太阳升”的一个成员在圩镇通往程村的木制渡桥上被击中落入梧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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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及少数几个骨干来不及过桥撤回程村，选择了逆江而上逃往梵城。梵城的派系斗争激烈程度稍弱一点，未有武斗，而且斗争双方虽为不同的组织，却都是“红旗派”（相互指责对方为“假红旗派”）。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程守义等人受到了梵城斗争双方的欢迎和优待。不久后，梵城“红旗派”将程守义等人转移到梧县另一个由“红旗派”主导的公社。在风声不紧之后，该公社“红旗派”再让人送程守义等人回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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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事，程守义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不久之后，关于停止武斗的命令由中央经地方传到渡桥公社。梧县“革委会”还提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可能当时县里的‘革委会’是这么考虑的。既然是‘大联合’，由‘东风派’在政府中作‘一言堂’就显得不合适了。”在“革命大联合”的政策下，作为有影响的“红旗派”“头头”，程守义进了梧县“革委会”。同时，程村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因在斗争中属于“旭日升”，也作为“红旗派”的代表提拔为渡桥公社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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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梧县“革委会”后，程守义并没有实权。不过，程守义很乐意保持这种状态。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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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对一个农民来说，进县“革委会”可是了不起的光荣啊。我也高兴，至少可以不用搞那么多体力劳动啦，还可以看到各类文件。要不然，一个农民一辈子也看不到那些文件。不过，我对看文件冇兴趣，我又不想和他们争权夺利，看那么多文件干什么？我就经常去县图书馆借书看。那个时候，很多书（是禁书），别人是不能看的，我去了就可以借，《金瓶梅》都可以的。要么就东游一游，西逛一逛。（“革委会”）开小会，我就经常说身体不好，请假。开大会，我就看连环画、评书。早上有时要跳“忠”字舞，我就借口说“肚子疼”，不去。我不跟他们争权力，他们也就不挤对我。他们之间有很多斗争的，但跟我反而关系都好。下面那些公社干部，知道我是个摆设，也不会来烦我的，见了面打个招呼、给根烟抽。他们跟我交往冇压力，又不是真的上下级（关系），有好些公社干部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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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调研过程中，有一次程成信当着程守义的面说：“他（程守义）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梧城混日子。你要是问他开会讲了什么，他一概不知道。但是，你要是问他梧城哪几家的‘南乳花生’最好吃，他保证一清二楚的啦。”[1]如此看来，程守义所说无心参与权力斗争的话应当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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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程守义与程成仁的关系也好了起来。虽然程守义常表现出瞧不起程成仁的工作水平，但后者并不在意。相反，如程成仁的妻子一样，程守义的妻子在生产队明显受到了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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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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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程守义与程成仁的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该年冬，先是程守义因政策变化回到程村大队任副支书（而这被不少程村人认为是临时性的，他很快就会替代程成仁），后是程守义挪用了程村大队参与修建某水库工程的劳务补贴1000余元。事发之后，程守义卖了家里的两头猪，另找身居香港的姑妈借了一笔钱，补上了资金缺口。程成仁主张开除程守义党籍，或至少给他一个“留党察看”处分，但渡桥公社党委给出的意见是“记过”一次。对此，程守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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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但是农民就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在农民看来，他们做工（劳动）做得多，没有肉吃，干部做工做得少，开会还经常有肉吃……被“记过”之后，大队开会还是会通知我的，我不去。有人就嘲笑我说：“（程）守义啊，怎么不去开会啊？开会有肉吃呢！”好像说我当干部，就是为了贪公家的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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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的妻子程秀插话：那个时候穷啊，穷怕了。我当时[1973年]生我的大女［儿］，他买了1斤老母猪肉，就是母猪老得不能再生崽了才杀掉的那种，咬都咬不动，我吃得只想哭啊。所以人家就那样讽刺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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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好胜的人，受不得别人这样讽刺，所以坚决不去开会。党费也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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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程守义因6个月未交党费已达到“自动退党”的条件。不过，根据组织工作程序，程村大队党支部首先应了解他不交党费的缘由，并做思想工作。程成仁却选择了召开支部大会，开除程守义的党籍。程守义当时未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但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表示，程成仁如此聪明地抓住他的“小辫子”开除他的党籍，其实不够聪明。程守义说：“他总担心我会夺权的，还跟人说我是造反起家的。其实在造反前我就是副支书了啊，怎么是造反起家的呢？另一个就是，我在县里的‘革委会’都不想夺权，还来夺他一个大队支书的权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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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农村政策的变化似乎再次说明，程守义所说的“要看书、看报”很重要，“要不然跟不上形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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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报纸上登的消息，我知道中央的政策好像在变，就觉得搞活经济重要了。我自己家里也确实是要赚钱，再不赚钱没办法了，当时已经有三个女、一个崽（儿），父母身体也不好，光靠在生产队做工（干活）的话，肯定年年“超支”啊。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要赚大钱、大赚钱、赚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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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尚未“分田到户”，但政府对圩市的管制已经有所松动。程守义常常加夜班做木工赚钱，生产队开工则经常“开小差”。“分田到户”后，做木工更是变成了程守义的主业，而种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副业。除了插秧和收割之外，他基本上将田里的活都丢给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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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田到户”前后几年里，木材仍属于政府管制的紧俏物资。山林仍掌握在集体手中，私人手中没有木材。集体如砍伐树木，还要林业部门批指标，而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情。木材紧俏，对于做木工活的人来说，是个“紧箍咒”。但在客观上，它同时也意味着产品不愁销路，只要能够买到原材料，木工就有干不完的活，就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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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程守义而言，木材紧俏这个“紧箍咒”不仅没有限制他的生意，反倒帮了他的忙。他跟我分析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在程村做木工，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由于程村地处渡桥圩镇旁边，水路和公路交通都很方便，这样在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以及市场销售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程守义曾在梧县“革委会”工作过，与许多县干部和公社干部都十分熟悉。原来积累起来的朋友关系和熟人关系（程守义称之为“人脉”），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有了广泛的“人脉”，程守义很容易买到别人难以买到的紧俏物资，包括木材。直到1980年代末程守义放弃做木工为止，他从来没有为原材料的事情发过愁。不用说，这加强了他跟其他木工竞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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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做木工的村民来说，即便有一定的“人脉”能够买到木材，也会经常出现缺少资金做本金的情况。村民的生活刚刚达到糊口水平，手中的现金积累十分贫乏，这在程村是普遍的现象。但是，程守义只凭他的口头承诺，就可以从很多大队（村）、林场赊账，拿到木材。因此，可以做“无本”生意，这也是程守义的竞争优势和赚钱门道之一，而背后的基础还是“人脉”。对此，程守义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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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哪有什么本钱做生意？冇钱啊。很多人冇钱做生意，做生意要本钱，做木工也是这样。我就可以不要什么本钱。当时买木料主要是在林场买，我跟很多管林场的干部说，“我可冇现金给你们啊”。他们都说：“你是程村的，哪个不认得？还怕你跑了不成？你办事，你的面子都不给，还给谁（面子）？再说了，你原来也是当干部的，说话是算话的。你先把木料拉去，等你的货出手之后再来结账就是了。”卖木料的人是这样，拖木料的人（司机）也是这样，都是我的货出手之后再跟他们结账。这样，我就不需要钱（现金）买木料，也不需要钱（现金）作运费了。其他的人（木工）就不行。他们的生意当然就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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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和良好的“人脉”也同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83年，程守义改用电动设备加工木材之后，电力能否得到保障成了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由于电力部门优先保证的是城市用电需求，农村电网与城市电网没有并网，农村用电特别紧张。农户用电主要是照明，其他用途很少，为了减少电力输送中的损耗，终端变压器通往用户的保险开关通常在白天会被切断，直到傍晚电工才会到变电房打开开关，让变压器向外输电（而且是两相电力，无法用于三相电力的机器）。普通村民如果白天想要用电，根本得不到电力供应。但为了照顾程守义用电，在口头申请渡桥乡供电所同意的情况下，程村的电工专门为程守义从变压器牵了一套三相的动力用电电线，白天也保证他有电用。除此之外，按照电工管理要求，一般村民家用的电表必须装在室外（以防偷电），程守义这个用电大户却将电表装在家里。对此，渡桥乡供电所的管理人员和程村电工也都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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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方面，虽然当时的木材加工产品大体上不愁销路，但程守义的“人脉”还是显示出了优势。因为熟人关系多，在价格和质量相当的情况下，有更多的人愿意购买程守义的产品。而且，程守义的“人脉”不仅数量庞大，质量还优于其他村民的“人脉”，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一般村民的“穷亲戚、烂（穷）朋友”要好得多，对家具更新换代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强很多。例如，在程守义的熟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渡桥乡及其所辖村、居委会的在任或卸任干部，在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当时属于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盖新房和添置新家具的浪潮中，就家庭消费而言，这部分人对木材加工产品的需求最旺盛。由于与程守义交情较好，这些顾客有时候宁愿排队等待他的产品，也不买其他木工已经做好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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