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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冬，程守德回到程村。不久后，在父母的催促和媒人的介绍下，与生于南塘自然村、比他小3岁的程菊结婚。1964年，两人生得一子。数月后，程守德与父母分家。由于父亲身体不太好，程守德仍需接济父母和弟弟们，再加上程菊产后身体不适，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参加生产队劳动，程守德的家境愈发陷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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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农历四月，家中已经接近揭不开锅的程守德，写了一封信给麦某，向其诉说当家的难处，并求援。等把信写完之后，程守德却发现，搜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仍未能凑齐买邮票、信封所需的8分钱。不得已，程守德每天都去渡桥圩镇的“班车站”，打听有没有人去山塘公社。该车站每天有一班汽车路过山塘公社去梧城，程守德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公社干部去山塘公社办事，托其把信带到山塘公社，然后再托人带到麦某手中。第5天，天降大雨，但麦某冒雨骑自行车30多里，浑身淋得透湿地到了程村，并将用油纸包好的12元钱和10多斤粮票交给程守德。然后，麦某在程守德家吃了一个红薯后，即又返回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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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程守德给我讲过很多遍，说明当时困顿的情况。每每讲完，他都要感叹一阵子，诸如“人要讲义气”“患难见真情”“当家不容易”之类的。程守德无数次表示，他的感慨是由衷的，因为这个同学帮他实在是太多。例如，在借钱和粮票后不久，麦某又为程守德打探到一个消息，并为之牵线搭桥，让他去应聘山塘中学民办教师。在此极度困顿之时，程守德接受了麦某的建议和帮助，前往山塘公社参加考试，并取得了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而在此前，程守德一直梦想做工程师或当机械工人，十分讨厌教师这个职业。忆及往事，程守德说，“我当老师，纯粹是像林冲一样，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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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贫困之外，程守德在回忆往事，感叹“当家不容易”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1965年，因为嫂子和陈西的“桃色”事件，程守德与程守礼之间闹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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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礼的妻子与陈西的事情暴露之后，在大队支书程成仁的再三催促下，程守德连写了几封信寄往香港，要求程守礼回程村参与该事件的处理。等程守礼终于克服重重压力回到程村后，尚未正式与陈西、程成仁等人商谈，便先与程守德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父亲因身体不好，且相信程守德有文化，让程守德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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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礼倾向于认定，与这位妻子早已没有夫妻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无法将女儿带走。因此，程守礼希望由父母或程守德照看其女儿，至于其妻子随便改嫁给谁都可以，他没意见。但是，程守德认为，程守礼在程村的婚姻是个历史事实，即便在香港已婚且已有子女，他也应首先在程村捍卫一个做丈夫的形象。然后，程守德认为，程守礼应与程村的妻子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并把女儿带去香港或者资助一定的生活费用，因为父母身体欠佳，家庭负担过重。可是，程守礼表示，他在香港生活也十分艰难，实在没有办法再考虑程村的事情。此外，程守德认为，程守礼应该坚决反对其妻子离婚后嫁给陈西，以免将来大家仍都生活在江北自然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容易产生矛盾。而程守礼对此并不在意，后来在与陈西、程成仁的正式处理会议上，他也未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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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最后解决的方式大体达到了程守礼的要求，却与程守德的想法相去甚远。程守礼与妻子因原本就没有结婚证，由此在正式会议上办理了口头离婚手续。陈西被开除党籍，但他选择了与原配离婚，带着自己的三子一女，接纳了程守礼的原配及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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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德本已有不满情绪的情况下，程守礼所说的某些话刺激了他，引发了进一步的矛盾。一是程守礼常说香港如何好、程村如何穷，二是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搞得父母身体都不好，两个弟弟也面黄肌瘦。对此，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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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佬（哥）完全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完全不能体会我当家的苦。我当时一个月十多块的工资，自己也有个崽（儿），平时在山塘教书，周末还得回来帮着家里在生产队开工。（我）吃的、穿的都是最差的。你说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啊，真的尽力啦。你（他）说香港这好那好，怎么不能给父母一点钱？怎么连女儿也给别人养？（他）那讲话的口气，就像是古代衣锦还乡的达官贵人一样，我一听就生气。尤其是还怪我冇当好家，分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嘛……那时我也年轻气盛，反驳了他几句。他觉得我挖苦了他，不尊重大佬，闹得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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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礼自这次离开，一直到1980年代初，中间再未回程村。程守德的父母对教育十分重视，尽管家庭困难，还是坚持让程守智在渡桥中学上了高中。好在程守智在周末及寒暑假期间也可协助家里赚一点工分，再加上1966年起，他们的身体逐步好转，家庭生活状况才稍有回转。1968年，程守智高中毕业，但因推荐上大学制度的推行，“中农”出身的他只得在生产队劳动。1972年，程守德的父亲去世，程守德、程守智为之举行了简单葬礼。程守礼未归。忆及缘由，程守德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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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通信不方便，如写信过去等他来再下葬的话，时间太长了，不行。所以，只在葬礼后让我细佬（程守智）去了封信告诉他。我是懒得写给他的。他也只回了封信，说很难过啊、没尽孝啊，什么什么的，又说回来的手续不好办，什么什么的。我叫阿智（程守智）别回他的信了，冇什么意思。我同阿智对他冇什么感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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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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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程村人眼中，程守德不仅文化程度高，而且对政治有着惊人的敏感性和分析、预见能力，但很可惜，他从未走向政治的道路，担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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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超群的政治分析能力，第一次在“四清”运动中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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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底，“四清”工作队查实，程村大队第三生产队会计程守禄多吃多占了一定数量的木薯（该生产队为1962年由江北生产队一分为三的其中一个）。在平常的工作中，程守禄经常训斥普通社员，加之程成仁在其背后撑腰，许多村民对之敢怒不敢言。据不少村民回忆，因为程守禄的缘故，其妻子平时说话也常“让人觉得高高在上、神气十足”。不少人对此有不满情绪，谓之“狐假虎威”。程守禄被查后，不少程村人传言他可能会被抓去坐牢，甚至枪毙。不用说，程守禄一家自是对此忧心忡忡。当时，“四清”工作队在清查账目、财务时，需要找几个未担任干部的人协助，名为“书记员”。经社员推荐，有一段时间，文化程度较高的程守德做了“四清”工作队的书记员。对程守禄的事情，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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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禄被查后的）一个晚上，我家刚吃完饭，他（程守禄的）老婆带着两个小孩来了（我家）。（她）说：“你老哥（程守禄）想死”。然后说，程守禄那天晚上准备走短路（寻短见），上吊，幸亏被她发现了。说要我帮忙救救他。我就安慰她说：“不要死，叫他不要死。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政策我清楚，不会让他死的。”（我）到了他们家里，我给他分析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已经坦白了，不会要你死的。再一个，‘枪打出头鸟’，你（多吃多占）的数字不算最大的，不会要你死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再说句不好听的，俗话说‘官官相卫’，你没有得罪公社领导，没有得罪大队领导，只要他们不放手（你），冇可能会要你死的。这是第三个原因。”他听了之后，总算安心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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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事实确如程守德所料，程守禄只被要求退赔了多吃多占的木薯，仍保留了原职。程守禄直夸程守德，“读的书多，毕竟不同，有见识，简直会神机妙算，不搞政治实在太浪费”。但是，程守德当时并未像程守义那样，主动去与“四清”工作队搞好关系。也因此，虽然程守德曾协助“四清”工作队工作，但并未引起后者的重视，并未得到推举。而在程守义看来，这正是程守德不会搞关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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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程守义也表示，他很佩服程守德在政治上很聪明。程守义所指的，是程守德在政治意见纷争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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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夏，程守德正在山塘中学教书。这所学校里，因为不少老师在1957年时即被划成了“右派”，此时更是大字报满天飞。其中，也有些大字报是针对程守德的，称他为“右派”的“黑参谋”或“黑参”。原因可能是程守德平时对人比较老实、友善，包括对“右派”。在一些“右派”老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程守德会私底下从言语上像对程守禄一样给予安慰。于是，有的“造反派”就认为他一直对“右派”很好，私底下为“右派”出谋划策。对此，程守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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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冤枉啊。阿谭，你想想，当时谁敢为“右派”出谋划策啊？（我）无非就是同事之间，安慰过几句啦。这就上了大字报。我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决定想办法调回程村小学。在那里，我是外地人，一旦斗争继续升级，外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啦。你想想啊，真要整人的时候，肯定先拿外人开刀啦。再一个，程村小学这边，校长是“红旗派”的。从观点上说，我也是“红旗派”。我觉得可能回到这里会安全点，既是本地人，又跟校长同属一派。再一个，帮家里干点农活也方便，照看家里方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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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程守德调回程村，山塘中学针对他的大字报风波，也就随之消失。而在后来的斗争中，山塘中学成了山塘公社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他那些“右派”同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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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程村，程守德也很快陷入了派系斗争的中心。在政治观点上，程守德属于“红旗派”。他既是小学老师，又是程村人，加之与校长、程守义两人私交都不错，回村后不久，即被渡桥居民大队的“东风派”称之为渡桥公社“红旗派”最大的“黑参谋”。而在“七一六事件”中，程守德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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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事件之前的几天里，程守德曾找渡桥居民大队的老同学杨显宗谈过几次。杨显宗因是本地人，在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的“东风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东风派”从武装部得到了一部分枪支之后，杨显宗是负责看管枪支的人之一。他忧心忡忡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程守德，并让程守德等人在游行时听到“东风派”鸣锣就赶紧撤退，因为这表示“东风派”要开枪。听说“东风派”有真枪实弹之后，程守德十分着急。据他回忆，他当时曾跟杨显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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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游戏，能退则退。尤其是你这个管枪的，要注意。我们好多老同学都是你们的对立派，你可不能朝我们真开枪啊。另外，我们要是去游行，必定还有“旭日升”的中学生。他们有程村的，也有渡桥（居民大队）的，都是我们自己叔伯兄弟的子女，伤了谁都造孽。再一个，我们两边，还有好多人是几代的亲戚。政治归政治，政治运动迟早总是要过去的。过去的运动还少吗？还不都过去了？我们将来要在这里活一辈子的。将来怎么见父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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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宗当即表示愿意带上一部分枪支加入“红旗派”，投靠老同学。但程守德否定了这个提议，据回忆，他说：“过来当然欢迎你。但是，（你）不过来更好。我们在这里保护你，你在那边保护我们。政治很残酷，这叫脚踏两只船，没办法。”至此，按照程守德本人的话来说，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黑参谋”，平时活动表现不算积极，但所有重要会议他都参加，并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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