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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程守德用开钟表修理店赚来的钱，再借了一部分债，盖起了一栋约200平方米的新式青砖楼房。但在这个过程中，程守礼和程守才均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之所以如此，乃是1981年底程守礼回程村探亲时，再次与程守德、程守智发生了不愉快。当时程守德、程守智均已与母亲分家，程守才刚成家，作为最小的儿子仍与母亲同吃住。程守礼从香港带回新旧两台录音机，曾为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的程守智特别想要新录音机，程守礼、程守才则都以优先考虑母亲为由，主张将新录音机由程守才保管。程守德不需要录音机，但表示既然母亲自己不愿要录音机，应该将新录音机给程守智。在争执的过程中，程守礼不仅针对程守智而且针对程守德言语过激，而这两个弟弟也毫不相让，表示“人穷志不穷”，新、旧录音机都不要。并且，在争执的过程中，新录音机被摔坏，程守才最后只得到旧录音机，也对此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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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阔别多年的见面，再次不欢而散。其矛盾在建房的问题上进一步被放大。1981～1982年，程守德、程守智在艰难条件下建房，程守礼、程守才均未帮忙。1983年，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了一栋红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院墙上刻碑为“程守礼寓所”，但使用权归程守才。在此过程中，程守德、程守智也未提供帮助。其后，除1987年母亲去世外，他们再无来往。1988年，程守礼给程守才买了一辆小型运输车做生意，1994年再出资重新装修了他在程村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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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程守德和程守智给出的说法是程守礼比较偏心，而程守才也是个有心计的人，懂得讨好大哥并从他手中得到好处。程守才则认为，大哥照顾最小的弟弟本来就是应该的，程守德、程守智自己没能力照顾小弟，还想和小弟争大哥的资源，无论如何都不对。不少村民认为，程守礼毫无疑问“太冲”，但程守德、程守智也太像“知识分子”，既“穷酸”又“清高”，只有程守才够“醒目”，愿意放下身段搞好对自己有用的关系。例如，程守义曾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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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程守德、程守智）可能以为自己读过高中，有文化，一般不主动和（程）守礼联系，好像等着别人（程守礼）来主动联系他们一样。这就是不变通的表现啦。别人的家庭搞得好，你们（程守德、程守智）就不能主动向别人靠拢吗？如果主动靠拢，人家也不会不认的。人家（程）守才就懂得变通，经常找一些由头与（程）守礼来往，常常讲自己的困难，（程）守礼当然就不得不照顾他啦。其他的，好像找不出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不变通，做人太过死板，结果现成的（亲属）关系都搞不好，更不要说跟别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拉关系、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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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渡桥镇供销社进入“自负盈亏”的运营阶段，原有店面全部被拿出来拍卖。程守德以最低的价格买下了渡桥镇最旺地带的一间铺子（一个门面房加一个里间，共两间房）。程守德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如意结果，与杨显宗的帮忙分不开（1975年，杨显宗从渡桥公社木材加工厂调往供销社，1982年开始在供销社担任领导职务）。程守德拍买到铺子后，将之稍做改造，前间作店，里间作厨房和餐厅，二楼作卧室。但即便是这样，程守德的钟表修理店仍只能起到补贴家用的作用，并不能致富。此后，随着渡桥圩镇开始建设新街，程守德的店面已显得偏僻。再加上随着手机普及，村民越来越少使用钟表，程守德的手艺也显得有些过时，收入大幅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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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程守德除了极少量的钟表修理之外，也卖一点老鼠药之类的农用小商品，每年能赚5000元左右，但水电、电话的开支即在2000元左右，人情花销也要2000元左右。对此，程守德说道：“钟表快要淘汰了，好在我们这代人七老八十的，也快要淘汰了……平时除了自己种田（水稻）、种地（蔬菜）之外，朋友、老同学有时候会周济一点，但我不会问他们要……好在还有一点田可以种，加起来总归还可以满足‘两餐’（过生活），要不然就没得吃了。”农闲时，程守德总是坐在店里，与前来串门的朋友或街坊、同村人喝茶，抽烟、聊天。不过，这些人缘，以程守义的眼光来看，都没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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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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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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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起，除了想办法赚点钱满足温饱之外，程守德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宗族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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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程守德并不是特别愿意参与宗族事务，认为自家的事情都没搞好，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顾及其他。但是，程村发起修族谱的几位老人隔三岔五地去找程守德。他们夸程守德文化程度高，有知识、有水平，同时表示实在找不到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干此事，希望程守德能为宗亲们出点力，接上协调宗族事务的班，否则程姓在这方面即将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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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守德开始参与和学习修族谱。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1946年程姓修族谱后村民的生育及存没情况的摸底调查。同时，他们也募集了20余万元的修谱基金。其来源主要有：第一，每个男丁摊派50元；第二，每个村民小组从集体收入中划拨2000元；第三，宗亲个人（男女不限）自愿捐款。这一举动曾引得当时的包村干部、渡桥镇副镇长方立正大发感慨。2008年在和我的一次聊天中，方立正曾对此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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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要收农业税，简直难于登天。要说修族谱，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收到那么多钱。镇里当时就说想请这些人做“协税员”（帮助政府收税的人），（他们）个个都不愿意。什么是中国农民？这就是中国农民。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你能说这是现代人吗？是现代公民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好啦，等到一旦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说叫他们去找宗族的人（帮忙）吧，（宗族）又不行了，他们只会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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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方立正的感慨告知部分村民。对此，村民有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如程守德对此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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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那些钱收去了，也不给我们老百姓办事。不清不楚的，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说不定就被他们这些当官的贪污了。要真是交给国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怎么会不愿意交呢？我们的钱就不同啦，所有的账都在各个祠堂门口用红榜张贴出来，每一分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一清二楚。如果做假账，大家一看就知道。再一个，大家都是叔伯兄弟，都是自己的事情，积极性当然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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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在参与修谱的过程中，还积极推动程村人与外地宗亲重新建立起联系。由近及远，程守德与南塘、北塘等自然村的族老曾先后与桐城、佛山南海、阳江阳春及福建漳州等地的程姓人建立起了联系，并作过正式拜访。尤其是桐城的程姓人，原本在1949年前即多有来往，此时建立联系后，先是邀请程村派代表参加了桐城清明节“拜太公”的仪式，又曾应邀派代表到程村参加新族谱的启封、分发仪式。程守德等人到南海拜访宗亲时，后者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程守德曾多次向我展示他们拜访各地宗亲的照片，有一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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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们做这个事还可以公私兼顾。我们自己私人出路费，“家门”（外地宗亲）招待我们吃住。靠着这样，这些年我也走了不少地方。那个时候（1990年代末），程成信他们那些村干部，拿着村里的公款去香港、北京旅游，回来炫耀游长城的照片，大家当面不说什么，背地里都骂他们的。我们这个，大家就没什么说的，反而到处尊重你（我们）。我年纪大了，够“两餐”（基本生活）就行了，其他的也不多想，有这样的机会出去走走，觉得也很不错。后来，慢慢也就觉得有些意思了，再加上人也越来越闲了，凡是宗族里有什么事，能够尽一份力的，就尽一份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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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种想法，自1990年代末开始，程守德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一整套与协调宗族事务相关的知识。例如，重新练习毛笔书法，学习作对联，以及掌握红白喜事的礼仪知识，等等。对此，程守德回忆道，虽然他是高中毕业生，但由于原来只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或机械师，教书时也主要教数学，此时学习这些东西，颇有几分困难。在程村一位老人留给程守德的《幼学琼林》一书上，我看到程守德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笔迹，写满了注释和学习心得，其用功程度确实很不一般。据程村其他几位族老说，没过一两年，程守德作对联的意境就已数一数二，对红白喜事礼仪知识也已较熟稔，唯毛笔书法提高速度较慢而已。程守德自己给出的解释是：一旦发现做的事情有价值，学习起来便有乐趣、会用心，进步也就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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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程村江北自然村的村民在操办红白喜事时，程守德一般都是必请的“主事”。程守德安排红白喜事，在程序上有一套清晰的办法。如在喜事启动之前，找什么样的人一起协商、确定具体操办规格、程序、人员配置和分工，以及开支预算，程守德都比较熟练。程守德本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安排分工、开支预算、作对联及控制关键步骤的时间，而这些在普通村民以及其他一些配合他“主事”的人看来，是最关键的。直到近两年，因为身体越来越难以适应熬夜，程守德才慢慢开始在操办红白喜事的活动中只担任一些次要角色。提及这类事情，不少村民都表示，让人更为尊重程守德的是，他在这些活动中“除了赚几包烟抽、赚了几餐饭吃”，基本上都是做义务。操办一场红白喜事，通常主家会给程守德一个一两百元的红包，但他转而又会以客人的身份将相应金额的钱，作为礼金再送给主家。如主家确属和他有亲属关系的，程守德往往还会另外添上一百块钱作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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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白喜事之外，有的年份，程守德还会和江北自然村其他村民组织修“香火堂”和清明节拜“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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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堂”在程村指的是祠堂和公共堂屋中的神龛，以及神龛前烧香烛、纸钱和摆供品用的木桌。因香、烛、纸落灰太多及气候潮湿的原因，“香火堂”通常每隔四五年需要修葺一次。而这即涉及募捐资金，请人修葺，再请阴阳先生安装，等等。对“香火堂”的作用，程守德和其他大部分村民都颇为相信。例如，他曾多次跟我讲一个案例。2004年春，他与程守智等人牵头组织村民重新修葺了一下江北自然村祠堂的“香火堂”，结果当年江北自然村考出了4个大学生。这种本是偶然巧合的事情，在程守德和其他不少村民看来，却具有相当可信的因果联系。我曾有意跟他“争论”，问他为何同样在江北自然村，程阿七等人于2010年牵头重修了“香火堂”，却未见“效果”。程守德很认真地回答道：“可能这里面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其他的因素限制了。在数学上，这个叫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一起参与聊天的程守智、程守宽、杨显宗等人，都表示赞同程守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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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带笔者参观其为香火堂书写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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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向笔者介绍香火堂内的祖先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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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拜“太公”，在资金筹集和人员参与上，也属于自愿的性质。一般情况下，组织者以程守德、程阿七等老人为主，上山扫墓者以中年人和小孩为主，妇女则在祠堂负责后勤。近几年，每年都有十来个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青年男子回到江北自然村，参与拜“太公”。但常年在家劳动或在渡桥圩镇做生意、打工的青年人，则反而很少参与这一活动，他们往往只是捐点钱，人不到场。程守德解释道，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捐钱、人也到场，当然更好；捐钱、人不到场，他们也欢迎；不捐钱、不到场，他们也不责怪。不过，他跟我提到，在1949年前清明节拜“太公”，只要有男丁的家庭，是必须要出人的，资金则由族田所收租谷开支。而现在组织拜“太公”，募捐到的钱一次就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