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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带笔者参观其为香火堂书写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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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向笔者介绍香火堂内的祖先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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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拜“太公”，在资金筹集和人员参与上，也属于自愿的性质。一般情况下，组织者以程守德、程阿七等老人为主，上山扫墓者以中年人和小孩为主，妇女则在祠堂负责后勤。近几年，每年都有十来个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青年男子回到江北自然村，参与拜“太公”。但常年在家劳动或在渡桥圩镇做生意、打工的青年人，则反而很少参与这一活动，他们往往只是捐点钱，人不到场。程守德解释道，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捐钱、人也到场，当然更好；捐钱、人不到场，他们也欢迎；不捐钱、不到场，他们也不责怪。不过，他跟我提到，在1949年前清明节拜“太公”，只要有男丁的家庭，是必须要出人的，资金则由族田所收租谷开支。而现在组织拜“太公”，募捐到的钱一次就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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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清明节，我曾到程村参与程守德、程阿七等人组织的拜“太公”活动。这次，他们募捐到了2000多块钱。拜“太公”的前一天，程守德安排好人员买菜、买酒，以及次日打扫祠堂、做饭和上山扫墓的人员。在此过程中，曾任村支书、时任渡桥镇城乡规划办主任的程成信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有的被采纳，有的则没有，村民并未对他有特别的尊重。而对程守德，他们则十分尊重，最后方案由他定盘。由于程守德年事已高，且因程村与江北自然村的“太公山”之间的梧桐江大桥于2010年毁于大水，前去拜“太公”需骑摩托车约40分钟，绕过桐市的一个镇，然后再爬山一个小时，他对于不能陪我一起去拜“太公”，表示十分抱歉。然后，他反复交代程守智，让其一定要跟我详细解说他们“太公山”上“大鹏展翅”“美女抛梳”等风水圣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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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自然村程姓村民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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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大门口红榜公布清明祭祖收支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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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程守德也会因为宗族的事务而陷入一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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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渡桥镇从佛山市引进两家陶瓷厂，其中一家厂房选址涉及一片2亩多的“旱地”（实已荒废成灌木林）。镇政府为陶瓷厂征地，使得这片“旱地”有了近2万元的经济价值（陶瓷厂的二期规划还将涉及“旱地”周围的山林）。这引发了江北自然村和南塘自然村之间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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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实行“三权四固定”时[3]，这片旱地连同周围的山地属于第一生产队（今程村第一村民小组，位于江北自然村），1965年在程成仁的提议下划给了第十生产队（今第十村民小组，位于南塘自然村）。当时，由于第一生产队程守宽等人反对，程村大队干部最后形成了模糊决策（且无文字记载），“因一队的‘飞地’太远，暂交给十队管理”。此后40余年里，第一村民小组再未提出收回的要求。因为地处偏远，第十村民小组在“分田到户”时没有农户愿意接收，遂被当作了南塘自然村的集体山林（这意味着该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都有份）。程守德分析道，这么多年，包括在“分田到户”这一关键时刻，第一村民小组都没说要收回，主要原因是该地面积不大却又偏远，而且没什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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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片山地突然升值之后，第一小组的村民纷纷提出，他们才是山地的所有者。当他们发现与自己争夺的是整个南塘自然村的三个而非一个村民小组时，随即改变了策略。他们宣称，该山地是江北自然村的“太公山”，江北自然村将来要用它做坟地，不能给外人占去（这意味着江北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都应出力参与纷争）。由于是争“太公山”，无疑就成了宗族事务，程守德被江北自然村的村民拉去南塘自然村交涉。甚至于，1949年前已移居香港的同胞也被拉着卷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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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程守德发现，村民所争夺的其实并非“太公山”，不是要留它将来做坟地，而是要争夺征地款，而且内部很不团结。于是，他拒绝再参与和南塘自然村的争夺。此前，程守宽曾劝程守德，最好像他一样，不要介入此事。程守宽说：“真要齐心协力争的话，1965年我就争了。没用的。”当时，程守德认为，程守宽虽身在江北自然村，但在宗族谱系上与南塘自然村同属一个房，所以找托词不愿出力。此时，程守德才认可程守宽消极怠工，的确不是出于宗族观念，而是对江北自然村不够团结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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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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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村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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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守德一样，程守智也很热心公务。不过，他感兴趣的是村庄公共事务，对宗族事务则不太感兴趣。因为，程守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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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分田到户”之后，我看真正讲宗族感情的人就已经不多了，大家最看重的是单家独户怎么赚钱。比方说我们江北（自然村），关系好的，无条件帮忙的，也就是亲兄弟之间还像过去说的那样。有的亲兄弟都不行，你看我们几个兄弟，我经常说，我就只有一个“大佬”（哥哥），就是阿德（程守德）……同一条村（自然村），比方说“耳东”陈，关系说不定就比“禾呈”程还好一些。所以呢，同一条村就是同一条村啦，不要讲什么宗族不宗族的，远亲不如近邻啦。我要是当村主任（自然村公共事务负责人），就是要把我们江北这条村搞好，至于什么南塘、北塘啊，（虽然同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这一点，我跟“大佬”（程守德）的观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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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程守智曾和我当面一起讨论过，为什么他们虽然都关心公共事务，却一个看重宗亲，一个看重自然村庄。他们两兄弟一致认为，这可能跟程守智的经历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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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智辞掉生产队长一职后，于1978年和1979年，生得一子和一女。1981年，与程守德一样，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再靠“东拉西扯”借债，盖了一栋新式青砖楼房。此后几年里，程守智都没有能够还清债务。想办法积累一点现金，是他当时主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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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程守智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则消息：《花鸟世界报》正在举行肉鸽养殖函授培训。程守智认为，这个行当应该有利可图，同时自己的文化水平也足以学会这项技术。但是，程守智不仅缺少养鸽的启动资金，甚至连函授学习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为此，程守智趁一次过节的机会，提了两瓶酒，找到渡桥镇信用社驻程村的信贷员，想从其手中得到一笔500元的贷款。这个信贷员为北塘自然村人，与程守智在宗族谱系上算起来同属一个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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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程守智的礼物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当时两瓶酒的价值在30元左右，属于亲戚们之间日常送礼较高的级别，但又不像是专门贿赂的重礼。我曾向几个村民求证，他们表示，当时确实有不少信贷员以回扣的方式收受贿赂，比例大约为贷款额度的10%，后来在1990年代中期发展到30%左右。如此算来，程守智如果采取贿赂的方式去贷款，应该直接给信贷员50～80元现金。因为，如送价值50～80元的东西，一旦被人碰见，会让对方陷入丑闻和尴尬。程守智送30元左右的酒，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礼物。它既像是亲友之间表示情感和心意，又能表达出“求人办事”的信息，同时让信贷员得到实际好处。因此，这样的礼物被村民认为是分寸拿捏得最好的、最精明得当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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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信贷员收了程守智的礼物之后，却拒绝了他的贷款要求。信贷员推脱的理由是当年资金紧，让程守智过一两年再看看。在数日之后，有其他几位村民却从该信贷员手中贷了好几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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