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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村民家中常见的买“码”“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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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德的妻子程菊也认为“心”与身体密切相关，但原因并不在“心”想事情太多，或者淤积太多的“气”，而在于想得太少。在她这个基督徒的眼里，人都是有原罪的，如果人“心”知这一点，并能下决心“心”向上帝，上帝自会保佑身体好，相反，如果“心”不知这一点，或“心”知而不能“心”向上帝，身体就必然变坏。至于风水与身体的关系，在她看来则完全是因为“心”存恐惧之后，与身外事务胡乱联系的无稽之谈，完全是“迷信”。程菊经常力劝妯娌李静别信“迷信”，改信基督。因为近十余年来，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保护程守智身体的考虑，李静经常拜佛。逢年过节和每月初一、十五，她都会供饭、烧香、焚纸，拜观音。此外，李静也常会拜祖先和太上老君、树神、水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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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菊在离她家铺头30米的福音堂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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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程菊也并非从小就信基督。在信仰上，她原来与李静基本相似。但在1998年，她和程守德都生过一场大病。同年，其外嫁梧城郊区的女儿程敬思回到渡桥镇经营餐馆，因派出所等单位打白条而负债、关张。不久后，城郊镇计生办在找不到程敬思夫妇及家人交超生罚款的情况下，到渡桥镇抓走了程守德。程菊和在家的长子程敬修不得已向亲友借了5万元交给城郊镇计生办作罚款，方将程守德接回家。此外，此前几年程守宽的妻子冯兰就开始劝说程菊信上帝。于是，程菊就改信了基督。此后唯有一次小的变化是2009年，在渡桥福音堂指定程秀代替她为程村“片区负责人”后，程菊不再去福音堂礼拜。她认为，福音堂负责人此举乃是看重程秀家有钱，经常能捐一些钱搞活动。她认为，只要自己心中有“主”就行，不一定非去福音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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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菊信基督教，程守德的态度一向是不提倡、不反对，并形容为“一家两制”。程菊周日不再去福音堂后，程守德曾说：“去不去都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心里不要有气。否则，对自己身体不好，岂不是得不偿失？怎么说，（程菊）也是个知识分子，要知书达理啦。”此后，程菊确实不再在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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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少村民根据“阿+姓”的习惯，常称呼我为“阿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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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香港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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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下的一项具体政策，肯定了生产队的基本生产经营权力，以及对生产要素、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其中，“三权”指种植权、劳力安排权、技术措施权，“四固定”则指耕牛、农具、土地、劳力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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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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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五章 威权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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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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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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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人均耕地面积极小，种田所得最多只够糊口。这个道理，即使村民眼中极为老实、古板的程成仁也懂。1970年代中期，在水利网络建成，化肥和杂交水稻投入使用后，程村大队社员吃饭问题已完全解决。之后，程成仁提出发展社队企业。1976年，程村大队办起了第一个企业，即程村红砖厂。1977年，程村又办了一个预制板厂，并将之与红砖厂合称“程村建材厂”。程成信被任命为具体负责分管建材厂的大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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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生于1950年，1965年于渡桥中学初中毕业。1968年，程成信想参军，但因程成仁考虑他哥哥程成恒已于1965年参军尚未转业，故未将有限的指标给他。1969年夏，程成恒转业，被安排在梧县水利系统上班。该年底，程成信再次报名参军，在指标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依靠程成仁决断，最终获得了一个指标（算1970年的新兵）。1970～1973年，程成信在海陆丰地区服役。1973年底，程成信服役期满，期待像程成恒一样转业。但是，程成信被告知，因为“林彪事件”的影响，其所在部队自1973年起开展整顿工作，所有人按原籍转业。因入伍前是农村户口，程成信被转回了程村。而他的一个战友，因入伍前为梧城的城镇户口，转业后被安排在梧县某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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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参军的经历，再加上在部队里入了党，程成信于1974年担任了程村大队民兵连长（同年结婚），于1976年底接替程成功担任大队治保主任。据程成信本人回忆，他当时对这一结局很不满。而究其缘由，则是第一次报名参军时，程成仁未能帮忙，否则就已于1972年转业“吃国家粮”。但是，此时程成信既已回到程村，也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对程成仁也不敢表示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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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仁很显然还是很照顾程成信。不少程村人都表示，程成仁对自己兄弟，都没有对程成信这么好。在他们看来，程成仁之所以对程成信这么器重，首先是因为与程立国“结拜”的关系。按说，如以这层关系而论，程成信应叫程成仁“叔叔”。不过，因为时代变化，程成仁已经接受了程成信在非正式场合按照宗亲谱系称之为“大佬”（哥哥），在正式场合称之为“支书”。据不少村民回忆，程成信属于跟程成仁“跟得比较紧”的干部，“嘴巴上叫得最甜，做事情也确实处处尊重程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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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原因，程村大队企业从一开始建设起，程成仁就让程成信做了“大总管”。程成信先是大队民兵连长兼红砖厂厂长，后又是大队治保主任兼建材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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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信办企业，不少村民认为，不得不佩服他是有些能力。例如，程守义这样的“能人”也承认，程成信属于比较“醒目”的人，会搞管理。程成信曾安排程守义的妻子程秀在红砖厂上班，使得其收入比在生产队开工务农时，高了50%左右。有了这一安排，程守义也便十分积极地利用他在梧县“革委会”的身份，和煤炭局的领导“套近乎”，保证程村大队红砖厂从未因为缺煤而间歇性停产（同在渡桥公社，圩郊大队的红砖厂即常因此间歇性停产）。后来办预制板厂，钢筋、水泥等原材料也都是统购统销物资，唯有砂石和劳动力程村大队自己可掌控。正因为钢筋、水泥牵涉的部门太多，程守义也难以保证这一点，故而该厂办了不到一年即关张。程村大队建材厂只剩下红砖这一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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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指出，程成信比较会搞企业，还表现在他回到程村并被程成仁开除党籍之后，程成信并未将程秀从大队红砖厂辞退。后来程守义家盖新房所需的红砖，即红砖厂用实物支付程秀一年的工资。对此，程守义说：“那个时候，他还是讲良心的，做事也比较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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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厂的收入十分可观，除了工人的工资明显高于务农的社员之外，红砖厂第一年的利润就让程村大队扩张、新开了预制板厂。1978年，程村大队利用建材厂赚的钱，买了两台手扶拖拉机，1台用于运输，1台用于犁田兼运输。1980年，程村大队靠这又买了2台拖拉机。一开始，无法进到建材厂劳动的社员颇有微词，但拖拉机让犁田、耙田都变得十分容易后，他们开始承认确实得到了好处。再加上，在建材厂劳动，一年四季都像农忙的强度。于是，未能进厂的人也慢慢心理平衡了起来。例如，程守德就承认，即使让他去建材厂工作，他也肯定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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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建材厂并未解散，仍属于程村集体企业。不过，原大队的4台拖拉机除保留了1台归建材厂使用之外，其他3台均折价卖给了私人。除了东河自然村一位村民买了其中的一台之外，其他2台均卖给了渡桥居委会的人。这笔钱被分到各生产队之后其实并不多，但村民对于能够分到这笔钱还是很高兴的。只是到了要运东西时，不少村民才又感叹：“这钱怎么就给他们赚了呢？”1984年，东河自然村司机依靠拖拉机赚钱后，办了一个养猪场。几年后，当人们还在议论“万元户”时，其产值已达8万元左右，被当作典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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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程村红砖厂与圩郊村及周边村庄新办的红砖厂竞争越来越激烈。时任程村村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支书的程成信提议关闭红砖厂，另办一个铁丝厂和一个蜂窝煤厂。此提议得到了支书及其他村干部同意，事后他们认为，程成信的眼光和经营能力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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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程村及周边地区，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煤炭替代木柴，作生活燃料。但是，不少家庭都是采用直接烧煤球的办法（燃火慢、燃烧率低），只有少数家庭已开始使用手工操作的蜂窝煤器，每1～2个月做一次蜂窝煤（需要很大场地，且不能淋雨）。蜂窝煤厂的人均生产效率比家庭自制高好几倍，而且最重要的是采用厂棚内多层立体晾干，不受天气限制。因此，村民很快发现直接买成品蜂窝煤，比自制蜂窝煤不仅便捷，成本并不高，还可以节省劳力。由于先行一步，虽然后来周边村庄也出现了几个蜂窝煤厂，但在很长时间内，程村蜂窝煤厂还是占据了渡桥蜂窝煤市场的半壁江山。即使到了1994年，程村蜂窝煤厂已经萎缩，至少也还占有本村的市场，仍能保证略有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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